说到“批判现象”现在多多少少会让人想到文革，古至孔孟，中至朱子、王阳明，下到多少作家除鲁迅外余下几乎都进行过批判，后来发现这种批判有些不对调。时过不旧，文坛也不寂寞，批余秋雨、批刘心武，发起王朔金庸之争，有些批评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有些读着有些火药味道，这些批评真的没有多少文学情怀。

在大学里有的女学生，谈到孔子的一句：“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便把孔子所有的著作全部否定。她有没有完全读过《论语》《大学》等书还不知道，便大言不惭把炮哄一顿。

李敖神州文化之旅，让不少人认识了“李敖”这个名字，便有人问道：“你敢骂共[chan*]党吗？”更有甚者一言以敝曰：“李大流氓！”这些论词真没有多少通达之意。

前年批起了《英雄》、《十面埋伏》，今年又批起了《无极》，的确批评一部作品若有心讽之实在比创作一部作品要容易的多，这只不过一种没有从理性的高度对此做出穿透性的解释。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陈平原先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研究文学史，应对研究对象或前辈学者抱有一种体贴入微，进入当时的学术语境，进入当时的角色，以当时的艺术眼光和生活心情去理解他们的思路和苦衷，理解他们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对前人或批评对象做出全面正确诚恳的评价。”

批起李敖，很多人抱着一种心态，“李敖在台湾骂遍天下，我把他骂倒，我岂不出名了。”等同这样的心态的人，让我感到可笑。《李敖有话说》中李敖说过这样的话，“我的言论可能有我的偏见，但我举出的例子的真实的，你可以去掉我的偏见，在例子上得出自己的见解。（大概意思如此）”而有些人直接乱批一气，把李敖的情感生活活生生的拖进文学领域，仿佛狗仔队闹明星绯闻一样。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难缠的人物，远起扬雄、曹操，再到陈后主，宋徽宗，近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如胡风、冯雪风。如果单看《三国演义》不能更恰当的评论曹操；如果以王国维、谭嗣同做标准，也不能完全的理解康有为，梁启超的心境。

拿粱公为例，是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位学者，从百日维新到民国入阁，名满天下。顽固派把他看成新派，新派又把他看成顽固派。时而被指责为“阴谋家”或是“反复无偿的小人”。《胡适日记》里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固孩气。人说他是阴谋家，真恰得其反。”谭人凤《石叟词牌》里说，“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为，人格天良两匀丧尽。”这或许就是由于距离远近及感情厚薄，对同一人时也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评价。

较全面的评价要属郑振择《粱任公先生》，“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起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对每一个批评对象的评价，首先不急于要在观念上批判说或判倒谁，而是抱着一种体恤之心进入批评对象所处的时代语境与心灵深处，通过对历史岁月的触摸与自我的融入，最大限度地接近当时的环境做出评价。

像胡适，郑振择对粱公的评价，早有许多学者总结过，我也不过是借用一下来说明评价一个人物、一部作品需要有文学情怀的。

拿《无级》电影来说，需要体会导演的艺术目标，如果我们仅把它解释成冲击各种盛典的奖项和呐喊或解放的声音，那就侮辱了作品。所谓文学艺术，或许正在于它具有顽强抗任何简约，公式化的直接反映论的企图本质吧！而如今许多评论者、网民对《无级》批评的文章来说，真缺乏说服力与美感，老是拿着别人当靶子打来显示自己的高明。

文学艺术批评者先尊敬对象，走进对象，才能有更合理的批评权利。当批评者用自己喜欢某一个作家或者电影的标准去衡量另为作家或者电影的时候，这显然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围了。

2005·12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