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魏街亭之战，在《三国演义》里是描写得十分成功的一次著名战役。诸葛亮于建兴五年出屯汉中。及至兵出祁山，所向披靡，连克三郡，关中震惊。魏主曹睿在魏延再无人可以和孔明匹敌的情况下重新启用了已经削职回乡的司马懿。这时，原蜀之降将、现魏之新城太守孟达，感于形势，与孔明暗通声息，拟以新城、上庸、新城三处军马起事，并与孔明约定：自己起兵从后方直接袭击洛阳，孔明从前线攻取长安，两路起兵，互为呼应，构成“大定两京”指日可待的形势。司马懿上台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以“一日行二里路”的急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镇压了孟达。孔明闻讯，“大惊曰：‘孟达做事不密，死固当然。今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断吾咽喉之路。’”果不出孔明之料，司马懿认定“街亭是汉中咽喉”，引军二十万，以张颌为先锋，兵进街亭。街亭交兵的战幕即由此揭起。战斗开始，由于蜀将马谡违令妄为，街亭很快失守，造成严重后果，致使“一生为谨慎”的诸葛亮，不得已而在西城弄险，设“空城计”退敌，奔回汉中。这次战斗即此告结。街亭战斗中有不少精彩的场面，这里只谈谈“空城计”。

考诸史传，并不见有司马懿和诸葛亮在街亭直接交战的记载。且陈寿《三国志》有关纪、传都写得十分明确：在街亭击败蜀军的是右将军张颌。街亭之战发生于魏明帝太和二年，即公元二二八年；司马懿于诸葛亮正式遭遇，是三年以后，即太和五年以后的事。这都有史可稽。小说把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马懿破新城、斩孟达的史实予以艺术化，并把他同攻取街亭的战斗连接起来，把本来没有参与街亭战斗的司马懿搬上街亭战斗的指挥台，而把实际上夺取街亭的主将张颌只作为一个先锋——其实只是司马懿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这一切，都是从艺术家的艺术需要出发的的。

在《三国演义》里，孔明是智慧的化身，而张颌不过一介勇夫，自然不能与孔明相提并论，更不应成为孔明的战胜者；若使孔明败于张颌之手，岂不有损于孔明的光辉形象？只有使“深明韬略、素有大志”、史家称为“司马宣王”的司马懿出来与之抗衡，这才显得身份相当，棋逢对手，才不降低孔明的身价。再者，如果让一介武夫的张颌来到西城，还能不杀进称去，活捉了孔明？这样一来。不就没戏了吗！可见作者的这番艺术处理，还是颇具匠心的。

两军对垒，如果双方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自然不会形成激烈紧张的局面。只有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才会形成斗争的尖锐性、紧张性和激烈性。常言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若用于创作，也正是我国传统的一种相互衬托的艺术方法。在描写街亭之战两位最高指挥官司马与诸葛敌对的军事行动中，作者成功地运用了这一传统的艺术方法。把他俩放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使他们各显其才，各逞其能，从智的较量中不断突现性格特征，一步步增浓其尖锐紧张的氛围，自然地推动情节的不断发展。在西城相遇前，两人已连斗数个回合了。围绕孟达展开的斗争，是在数百里之外进行的；街亭交兵，尽管激烈，其间尚有马谡，两位主帅并没有碰面；而西城相遇，可真是面对面的斗争！这才是司马、诸葛斗智的最高[chao]。在这一回合中，只须诸葛得以生还，便是司马最大的失败。如果说在前几个回合中尚未决定高低的话，那么在这座空城面前，读者就清楚地看到诸葛就是要高出司马一筹；司马懿自己也不得不认输：“孔明真乃神人，吾不如也！”这也正是作者苦心经营的所在。

街亭既失，战争顿时发生了急剧变化，蜀军丧失了优势，陷入被动。诸葛亮紧急布置全线有组织的退却，随即自引五千兵至西城搬运粮草。司马懿唯恐中计，不敢进取阳平关，决计从中途截取蜀军辎重，便下令：“径取斜谷，由西城而进！”就在这里突然与诸葛亮不期而遇。而诸葛亮“西城行险，琴退仲达”的最惊险、紧张的一幕出现了。

空城计这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情节，即出人意料之外，有尽在情理之中，奇特的夸张中蕴涵着合理的内核，充分表现出作家洞察生活的思想修养及其卓越的艺术才能。

作者平常写司马、诸葛斗智，总好突出他们的预见性：一方的军事意图或部署，常常早为另一方所料到。一反其常，这次两巨头西城相遇，双方事先都毫无预测，毫无准备，纯属邂逅。当司马兵临西城，听到军哨的“急报”时，竟“笑而不信”。作者对这一突然相遇境界的精心安置，便成为“空城计”这一情节得以成立的基本环境。平生谨慎的诸葛亮，若事前略有估计，绝不会来此冒险；深同韬略的司马懿，若事前有所探测，也不会放着空城不进。这一以外事件的突然来临，对表现诸葛亮镇定机灵、应付危机的过人才智，自然是提供了条件。

“空城计”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两个指挥官的性格基础之上的；通过这一情节，又强化了两人的性格。谨慎与多谋，是诸葛亮行事、用兵的两大特点，也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因为他的平生谨慎早为司马懿所深知，这才造成司马懿以为他“必不行险”的错误判断；因为他的平生早为司马懿所深惧，这才造成司马懿以为他“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的错误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了错误的行动。因而司马懿丧失了已经取得的优势。这就构成了“空城计”成立的客观条件。我们知道，“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诸葛亮的胜利，并未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

“空城计”成立的客观条件，作者在作品中做了精心的艺术设置。首先是在“谨慎”二字上大作了文章。人言“诸葛一生惟谨慎”，诸葛亮本人更以“谨慎”而自豪，自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在此次战争中，作者也是着力宣扬了诸葛亮尚谨慎的军事思想，批判了违背这一思想“做事不密”的孟达和轻敌妄为的马谡。如果马谡按照诸葛亮的军事思想谨慎行事，街亭便不致失守。再如，出师方始，魏延献策，愿率五千精兵循秦岭以东，取小路，出子午谷，径袭长安。在当时这也不失为良策。可是诸葛亮却认为是冒险，以“非万全之计”而不用。他信任王平，原因是：“吾素知汝平生谨慎，故特以此重任相托”。作品还特地描写了诸葛亮平生谨慎的性格特点在敌方所起的反响：司马懿奉命抗击诸葛亮之初，出关下寨，首次召见先锋张颌，便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这已表明“亮平生谨慎，不肯弄险”这一认识，早在司马脑子了固定下来。这样，在西城的险境下，司马懿重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的判断便顺理成章，毫不突兀。接着，作者加上一笔，写诸葛亮知己知彼：“此人料吾平生谨慎，必不弄险；今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情节的真实性。

诸葛亮平生谨慎，这只使司马懿形成第一个错误判断——“必不弄险”；司马懿同时还出现了第二个错误的判断——“必有埋伏”，这则是由于诸葛亮的平生多谋所致。诸葛亮的所谓“诡计多端”，造成了他的敌人的心理疑惧，于是魏军中出现了“恐诸葛病”。司马与诸葛相斗，时时提心吊胆，神经紧张，唯恐中计，却又免不了中计。作品这样描写：司马一出关，和先锋张颌分析敌情，首先的判断便是诸葛亮“非无谋，但怕有失”，及至攻取街亭的军事部署完成之后，临行还再三叮嘱张颌：“诸葛亮不比孟达，将军为先锋，不可轻敌，……若是怠忽，必中诸葛亮之计。”司马即拿下街亭，不敢径取阳平关，却说：“吾若去取此关，诸葛亮必随后掩杀，中其计矣！”于是采取了“穷寇莫追”的方针。直到兵临西城，本可稳捉诸葛，可他闻讯，先是“笑而不信”，继而“看毕大疑”，终于“望北山而退”。原因是：认定诸葛亮“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中计后，撤兵望武功山小路而走，听到诸葛亮布置的疑兵鼓噪声，“懿回顾二子曰：‘吾若不走，比中诸葛亮之计矣！’于是“魏军心疑，不敢久停，只得尽弃辎重而走”，“魏军皆弃甲抛戈而走”。这些描写，足以表明司马懿的疑惧心理及魏军的“恐诸葛症”。“空城计”成功也正得力于此。这既刻画了司马懿的多疑诡谲，又反衬出诸葛亮的大智多谋对敌人形成的威慑力量。

一件事刻画了两个人物的性格。谨慎是双方共有的特点，诸葛以司马谨慎而判定他不进空城；司马以诸葛谨慎判定他不设空城。然而，两人的谨慎中又各显出不同的个性：诸葛谨慎中含果敢、机智；司马谨慎中见多疑、诡谲。两人都以为“知己知彼”：诸葛做到了真知；司马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谨慎对诸葛来说，是必然性，弄险则是偶然性。司马不懂辩证法，只知普遍，不知特殊，以“必然”代替了“偶然”，于是陷入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上了诸葛的当。这一情节，美化了诸葛，却也未必丑化司马。假使称上坐的是马谡，其计未必可成：倘若城下来的是张颌，其计亦未必成。只有使两个饱经战事的谋略家碰在一起，棋逢对手，以诈对奸，才成此千古佳话。魏叔子《日录》说：“料事者，先料人，能料愚者，不能料智；能料智者，必不能料愚。余尝览《三国演义》，孔明于空城中焚香扫地，司马懿遇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这话讲得很有道理。

写司马懿兵临空城，不进而退，并不是有意丑化他，而正是写出了他的性格特征。《三国演义》描写人物，总是基于生活、刻画个性，表现出一种复杂性。各种人物，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愚者或有一得，智者或有一失，不去绝对化。曹操智过张绣，也曾败于宛城；刘备不及孔明，识马谡胜过孔明。司马、诸葛斗智，亦往往各有胜负。中“空城计”，不怪司马太蠢，只因诸葛太灵。诸葛聪明，司马亦不傻；只是你聪明，他比你更聪明；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司马中计，也是一时被蒙。当其回兵复至西城时，已失良机。这时“懿悔之不及，仰天叹曰：‘吾不如孔明也’！”他每当被诸葛斗败或其计被诸葛识破时，总是自愧弗如，绝不气急败坏或暴跳如雷。气量之大，远与周瑜不同；若是周瑜，又将抱怨上苍：“即生瑜，何生亮”了。作者并没有单一地把司马懿只写成一位将领，在他多谋多疑的性格中又显现着某种政治家的风度。

“空城计”的故事，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已长久流传。有人把它看成纯属罗贯中虚构，这是不对的。故事出自郭冲的《诸葛隐谋》。其史实的可靠性究竟有多大，这对史学家来说自然是重要的，然而，文学毕竟与史学不同。亚里士多德说得好：“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史家和诗家毕竟不同。”郭冲的记载，不论是真是假，对小说家来说，都是极为难得的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学素材，对表现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天才的军事家孔明的形象，自有着高度的艺术价值。

在历史上，还真的重现过此类的事件。据《通鉴》记载：文帝元嘉七年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萧承之率数百人抵抗。但寡不敌众，不能取胜。于是“承之使偃兵，开城门”。结果是：“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诸葛亮的“空城计”，只可作小说看，可萧承之的“空城计”却见诸正史，可见“空城计”的故事，既有艺术的真实性，又有历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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