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一九九二年，我阴差阳错地担任了单位一个部门的小头目，小名叫“副处”，如果从仕途（也是世俗眼光来看）上来讲，算是我春风得意的时期。四年后“扶正”，这也标志着我的“仕途”画上了句号。

尽管我对这种东西并不看重，但是没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也觉得这些于我来说并非是什么坏事。有时，当有人叫我“某主任”时，心里也挺舒服的。我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吃五谷杂粮，而且人格也不怎么高尚，当然也不能免俗。

我所在的地方是一家文化单位，如果在这种文化人成堆的地方混上一官半职，算得上一件体面的事。尤其是对于我这种真实的学历仅有初中二年（而且还没读完）的人，在别人的眼里，算是个奇迹了。

我当时所在的位置，与冯巩扮演的纺织厂的工段长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你可以拿豆包不当干粮，但是你不能不拿“副处”不当干部。

好在这些年里，我这人活得还算真实，按老百姓的话的说，我这个人不怎么“装”，口碑还算可以。所谓是“装”，无非是这样几个意思——装腔作势，装正经，或者说是装犊子。

但是人性都有弱点，我也有隐藏很深的虚荣心。

当了几年“副处”，总是有点儿缺憾，正如古人所云：富贵不还乡，如穿锦衣夜行。在我的潜意识里，总想找个机会在什么人面前显摆一下。

这种事情，最好的显摆对象，就是旧日的同学了，尤其是女同学。

我在中学时所受的种种压抑，时刻想找到释放的突破口。

我所在的中学是全市的重点中学之一，我所在的班上，百分之八十的同学的父母都是高干，有人的父亲是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有人的父亲是市委的统战部长，有人的父亲是市税务局局长，还有法院的院长、大学的副校长……而我的父亲只是税务局的一个普通干部（或者说是小职员）。在这些公子小姐之中，我算是一只丑小鸭。因此每当老师让我们填写什么表格时，在写到父母的职业时，我都会感到很自卑。

我就像司汤达小说《红与黑》里的于连差不多，梦想有一天出人头地，在同学面前直起腰来。

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当时，我与一些同学还没有联系上。

有一天，我的同事刘庆章来找我，告诉我一个令我非常兴奋的消息。庆章说他出去采访，在某大厂（好像是什么铁塔厂）的宣传科遇到了我的一个女同学。

我虽然心里很兴奋，但表面上不动声色，做出一副若无其事地样子，向庆章打听我的那个女同学姓甚名谁及其他。

让我略感失望的是，庆章说那个人自称是我的小学同学，而且他说的那个名字我毫无印象。

我一直自认为自己的记忆力是相当不错的，如果庆章说的那个人是我的中学同学，我肯定会记得起她是谁的。问题她是我的小学同学，我无论如何也猜不出来。我读小学的历史要比别人复杂一些，六年中，我在三所小学读书。先是在树勋小学，后来又在园东路小学，到五年级时由于我长期逃学，父亲在无奈的情况下把我转到了开运街小学。这就是说，我所接触的小学同学太多了，甚至连同学还没认全就又转学了。唯独印象深些的是开运街小学，因为这是我就读的最后一所小学，尽管我在这所小学只读了两年书，但同学总算认全了。在开运街小学，女同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叫宋晓萍，因为她长得漂亮，与我同时担任班级的中队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宋晓萍有个非常出名的妹妹，也是我的同学，她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女演员宋晓英。

良心话，小学时代的女同学，都是一些青涩的杏子，发育尚未成熟，能给我留下印象的根本没有几个人。

大概是为了吊我的胃口，庆章对我说，你的那个女同学很漂亮。

庆章还告诉我，说那个女同学过几天就来看我。

一想到多年没见的女同学来看我，而且据说还很漂亮，尽管我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其实我的内心早就开始意识流了。

一连几天，我都在极力在脑海里进行搜索，寻找庆章说的那个名字，结果完全是徒劳。于是我又开始按漂亮这个指标，但头脑里查找庆章说的那个人是哪所小学的，结果依然是徒劳。女大十八变，即使当年漂亮，现在也未必漂亮。

不管怎么样，既然是我的同学，而且是个漂亮的女同学，怎么说也是件让人开心的事。自从庆章说了这件事后，我就一直盼着这个女同学的到来。

我甚至进行了一番设想，设想我与那个女同学以什么的方式见面，见面时用什么样的开场白，有没有必要招待她吃饭……

人都有低俗的那一面，而且我算不上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在等待漂亮女同学的那几天，我尽可能把头发弄得顺溜些整齐些，衣服也穿得整齐些，讲究些，虽然我不想刻意这么做，但我在潜意识的驱使下，下意识地做着这一切。

说句心里话，我并没有什么肮脏的想法，并没有想与那个女同学发生什么故事，我就是有那个贼心，也没有那个贼胆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即将与一个漂亮的女同学见面，心里就会出现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

我胡思乱想了好几天，最后决定当我的女同学来了之后，请她去饭店吃顿饭。毕竟是多年没见面的老同学，吃顿饭有什么关系呢，谁要是往歪处想，就是谁的思想意识有问题。况且，我已经决定了请庆章作陪，有这家伙在一旁，我能做什么呢，肯定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

按当时的消费水平，三个人在一家中档饭馆吃一顿饭，再喝点儿酒，怎么也得花个六七十元的。这钱就得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掏了，不能回家向老婆要，因为这种事你同她怎么也说不清楚的。

果然有一天上午十点多钟，庆章兴奋地领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一进门就喊：你的同学来了。

我的这个女“同学”的形象令我大失所望——白白胖胖的，脸圆圆的，短下巴，戴一副近视眼镜，根本看不出一点儿漂亮，简直可以说得上是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女版胖翻译官。我真不知道庆章是眼神有问题，还是他成心愚弄我。

这个女同学显然是进行了一番修饰，无论是服饰还是发式，很容易让人看出修饰的痕迹。

尽管很失望，但对老同学，我怎么也得表现出热情来。

我的这个女同学注视着我，说了一句：你比过去胖了。

看样子，她是认得我的。

我也打量了她一下，试图从她的形象上找回我遗失的记忆。

庆章在一旁有一搭没一搭地乱插话，我们老同学见面，已经没有他的什么事了，他不走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在我这儿蹭一顿饭吃。

已经没有了热情的我，竭力保持着耐心，与我的老同学进行友好的会晤。我觉得这场面很像官方的某种接触。

我的这个女同学很健谈，她坐在我的对面，滔滔不绝地讲我们在小学时的种种趣事，说了很多我已经不记得的人和事。我看得出，她对这次同学见面非常兴奋。提起小学时的一些往事，她如数家珍，讲得非常开心，我却一无所知，如同鸭子听雷，为了不让她扫兴，我或是会意地笑笑，或是认真地点头，其实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完全是一种礼貌性的迎合——没办法，我不是说过吗，我在好几所小学读过书，听她讲了好一会儿，我还是没弄清她究竟是树勋小学的还是园东路小学的……

她一边说，一边问我：那谁谁谁经常来找你吧？

她说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我摇摇头，说自己不记得这个人了。

我的女同学笑了：你哪能不记得呢——我前几天还在街上碰到他了呢，他说你们俩总在一起喝酒。

听着听着，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女“同学”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的女同学瞧着我，感慨地说：唉，咱们的男同学中，现在就你们几个参军的还不错，其他的人都当工人呢。

话说到这儿，我彻底明白了，我面前的这个女人根本不是我的同学。

我已经没兴趣把谈话继续下去了，于是对她说：你肯定弄错了，咱们不是同学，我也没参过军……

听我这样讲，女“同学”吃惊地张开了嘴，好一会儿没有闭上，庆章也愣怔怔地看着我。

过了片刻，女同学缓过神来，笑了：你还是那么爱开玩笑，我哪能弄错呢。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我就对人说，这是我的同学。

我突然问她：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问女人的年龄很不礼貌，我这是不得不问。

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说了一个年份。

我笑了：我比你大八岁。

她还是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我拉开抽屉，拿出我的身份证递给她。

她看了后，表情一下子变得非常复杂，自言自语地说：这怎么可能呢。

我向她介绍了我的简历，曾经在哪所小学读书，后来在哪所中学读书……最后我说：不用说，你的那个同学是与我重名。

接下来，场面一下子变得有些尴尬了。我的这个女“同学”立刻变得非常拘谨，站起身来，连连向我道歉。

我做出很大度的样子，说这没什么，你把我当成你的同学，不管怎么说，也是一种缘分。

见时间临近中午了，我提议请她吃午饭，尽管我的态度很诚恳，庆章也在一旁帮腔，但还是被她拒绝了。

把我这个期待了好几天的女“同学”送到单位的楼下，我客气地对她说，欢迎她再来……

其实这个女“同学”挺可爱的，尽管她不漂亮。就凭一个名字，就认定我是她的同学，而且还发现我“胖了”，这样莽撞而直率的人能不可爱吗，她的造访为我平淡的生活平添了一些乐趣。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到这个女“同学”。

几年前，我的小学同学张振民来找我，说领我去见一个人。我问是谁，他说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振民是市政工程处的处长，有专车，我坐他的车来到了位于绿园区的东方饺子王分店。

进了饺子王分店，找了个包房，落座后，他取出手机打了个电话。过了片刻，一个面庞清秀、气质有几分高贵的中年妇女出现了。

振民笑着问我：你猜她是谁？

像获得了某种灵感一样，我竟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她的名字——宋晓萍。

以我的眼光，我认为宋晓萍要比她的妹妹宋晓英漂亮，只是皮肤比妹妹黑一点儿而已。

振民告诉我说，这个饺子王分店是他们的“点”，平时招待客人都上这儿来，有一天，他无意发现宋晓萍所在的药材公司就在饺子王分店的楼上。

这次是真正的老同学聚会，尽管只有我们三个人，但是很开心。令我惊异的是，虽然人到中年，宋晓萍依然很有风姿，依然算得上漂亮。

我们问起她妹妹宋晓英的近况，因为宋晓英也是我们一个小学的同学，只是比我们低两届。宋晓萍说，她的妹妹这几年一直在上海，经常到各处拍戏，她们姐俩也难得见上一面。我问：她现在还是一个人吗？我这样问，证明我对名人是很关注的，也表示我同学的关注。因为是名演员的姐姐，对此类问题已经厌烦回答了，她的回答明显有敷衍之嫌。宋晓萍淡淡地说。她妹妹离婚这么多年，始终没再婚。妹妹的孩子，基本是她母亲带大的。

吃完饭，我们三个当年的小学同学在一起合影留念。尽管同在一座城市，但见上一面也不容易。

与宋晓萍分手后，在送我回单位的路上，振民告诉我，说宋晓萍也离婚了。我惊讶地问是什么时候的事，振民说也就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我听了，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