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治国

起风了，风中依稀传来朝堂慷慨陈辞声和太学琅琅读书声。这些青春大汉朝令人如痴如醉的激情乐章，都是历经千年后我依旧熟悉的声音。

以铁和血推行法家思想的秦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建立了强大的秦帝国，的确威振四海。然而，还未来得及总结施政得失，帝国便如耀眼的彗星，瞬间划过历史长空，徒留后世人一代又一代评说其千秋功罪。

高皇帝一生志向远大而执著，尽管自身能力有限，却非常擅长用人纳谏，是一名具有识人之明的出色领袖，萧何、韩信、张良、陈平等许多英雄豪杰都心甘情愿地追随辅佐他。征战几十年，创建大汉王朝，又推行了一系列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的政策，选中曹参、陈平、周勃等人，做好了身后的人事安排，为汉朝日后的辉煌与强大奠定了基础。就在普天称颂的同时，冥冥之中，我分明感觉到，大汉朝的统治者和众多贤良们已经将深邃的目光转向未来：此后还会有这样优秀的人才吗？如何形成一种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机制？怎样从诸子百家中抉择出一种治国强国的主导思想？

强秦法家思想的失败，选择一种治国思想便成为大汉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这时候，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运而生并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横空出世。董仲舒以孔孟之道为核心，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开创儒学为正统之先声，以儒家宗法思想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学以儒为体，杂以阴阳五行，思想中心为“天人感应说”，提出“君权神授”，宣扬“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假天意将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立君臣、父子、夫妇三纲，定仁、义、礼、智、信五常，政治上主张德、刑并用。他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其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所采纳。自此而后，这一思想成为主宰华夏民族两千年的统治思想。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认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者和大汉武皇帝都具有大智慧，这是智者与王者的双向结合；与其说是汉武帝选择了儒家学说，倒不如说是儒家学说选择并最终造就了汉武大帝和他的盛世王朝。

武皇帝即位之初，地位尚不稳固，便开始推行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更化改制”新政。于是，大一统的中央政府启动了继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另一次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大变革，历时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均称得上空前。其间，虽经千般曲折、万重阻力，然犹痴心不改、披荆斩棘，终至万涓归流、登临绝顶，其坚韧毅力、博大胸怀可见一斑。

不可不击节称绝啊，是他力排众议独尊儒学、尽揽人才。脑海中，最是难忘他创建了平民入仕机制。汉初，官吏皆自高官及富豪的子弟中挑选。建元元年，尚十七岁，纳董仲舒《天人三策》，下诏全国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对于德高望重或有特殊才学之士，遣专使派专车——安车蒲轮(为防车子振动颠簸，用草包住车轮，以示对乘者的敬重)，以征召之礼先后迎请文景时著名的辞赋家枚乘、八十多岁的大儒申公等名儒入京，枚乘因年老死于途中，向申公询其治国之道，申公谓：“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武帝拜其为太中大夫。元光元年，二十三岁掌政，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下诏郡国每年要推举“孝”、“廉”各一人，规定官员不荐贤有罪、荐贤有赏；此外，武帝更鼓励平民上书自荐，由他亲阅筛选。不论出身广开仕途的结果，使武帝一朝人才辈出，为其文治武功各献汗马功劳。脑海中，最是难忘他设置太学、独尊儒术。大儒董仲舒认为，若百家争鸣，人言人殊，便会不利于统一，因此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说与欲建大一统帝国的武皇帝心意相通。因此，自武皇帝亲掌政权后，便以儒学为尊，设官办最高学府——太学，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以儒作为教育和取士的标准，大力推广。此后两千年，虽有外来文化不断入渐，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居的主流地位始终不曾动摇。脑海中，最是难忘他不拘一格、慧眼识人。“要成非常之功，必用非常之人”，这是武皇帝的一贯思想。他用人不仅不拘一格，且擅于慧眼识人。卫青，本为平阳长公主一家奴，虽以裙带关系启用，但终因卓世军功而封侯拜将；遗昭辅佐幼主的大臣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几，没为官奴养马，十四岁时，被前来观马的武帝见而起用，即深受宠信，随侍帝侧，并生擒了行弑武帝的反贼；其他如田千秋、主父偃、朱买臣、东方朔等，皆以上书言事而获用。因此，武皇帝一朝人才济济，如灿烂繁星，辉映史册：文章耀千古者董仲舒、司马迁；武功吞山河者卫青、霍去病；气节留青史者苏武、张骞……这些，仅为其中名垂千古的代表人物。后汉史家班固赞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宣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不可不击节称绝啊，是他智计集权、强化一统。面对诸侯坐大，他施行“推恩令”。自高皇帝立国分封功臣子侄为诸侯王，历四朝，皆有诸侯起而作乱。建元二年，因四王来朝哭诉，为笼络宗室，曾诏令废止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权责，致使诸侯王骄奢更甚。元朔二年，由自荐而获得重用的中大夫主父偃，看出了武帝的隐忧，提出推恩之策。所谓推恩，即容许各诸侯王把自己的封地，分封与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子弟。这样的「推恩」，既让侯王众子弟高兴，又可分薄诸侯国的领地和权势，不染兵刃而收强干弱枝之效。此策被武皇帝采纳，虽经吴王之乱，终得推行，消除了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面对相权膨胀，他另立中朝。汉承秦制，丞相为百官之长，集决策、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汉初，为相者皆为功高的勋臣如萧何、陈平等，更显权重。广开仕途的武帝，掌权后即另组“中廷”，以心腹随侍左右，谋划军国大策，冷落外廷。元朔五年，起用布衣公孙弘为相；同年，中朝侍中卫青，拜为大将军，“位在公上”，相权益低，只能垂首听命，处理行政事务。武帝治相极为峻严，十二位丞相中，除田千秋跨武昭两朝外，被迫自杀或治死的丞相有六位，被罢免的有两位。面对地方失纠，他设置刺史武皇帝削相权后，亲掌考劾百官的“上计”。所谓上计，即郡县官吏每年年终时上报中央、详细纪录辖区内户口、田亩、赋税、库存、治安的“功课”，中央以此来评优劣，定升迁。武皇帝除严惩上计作假外，还把全国分为十三州，每州设一刺史，检举区内的不法官吏。刺史官级仅六百石，位卑，故办事不敢怠懈，但职在监察二千石郡守和国相，故权重；其权又严限在“六条问事”之内，不易滥用。这种以小制大的监察制度，乃武帝治吏的一大创造。三管齐下，大一统的中央皇权得以巩固。

不可不击节称绝啊，是他始年号、正历法。为强化皇权，他开启皇帝年号先河。自古，帝王纪年皆以元、二、三……记数，新王嗣统，即重新纪年，自元年再始，称为改元。武帝初亦循旧制，到四十三岁时，有官员谓“天子受命于天，为表现天人感应，应以祥瑞命名年号。”武帝以为然，遂以此前二年，汾阴有大鼎出土为祥瑞，定该年为元鼎二年，并追订即位次年为建元元年，续以祥瑞命年号：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等，共十一个。此后的皇帝皆以年号纪年，至皇帝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共延续了二千余年。不因循守旧，他订立了太初历。汉之前各朝所用的历法皆异，汉初承秦制用《颛项历》，以十月为岁首，到武皇帝时已用了百多年，误差严重。他遂命倪宽率司马迁、邓平、落下闳等二十余人编订汉历，经一年方成，名为“太初历”。太初历分每年为三百六十五日，一月有二十九日，一昼夜有十二个时辰，正月为岁首。此历法采用了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插入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纪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使朔望晦弦较为正确，该历遂成为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历法。

狼烟四起时，我无忧无惧，为有我朝血性男儿挡在我们前面驰骋沙场、佑我生灵，让我们与家国一道成为他们的精神守望；沁人书香中，我惆怅万千，囿于父母赐就女儿身无缘名扬青史、治国兴邦，致我们竟几无例外地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旁观群体。这些，让我以及生在大汉朝的所有女子，无时无刻不在幸福中痛苦、在痛苦中幸福：也许，是大汉人才多得不需要女人了吧。　

起风了，风中依稀传来朝堂慷慨陈辞声和太学琅琅读书声。这些青春大汉朝令人如痴如醉的激情乐章，都是历经千年后我依旧熟悉的声音。

以铁和血推行法家思想的秦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建立了强大的秦帝国，的确威振四海。然而，还未来得及总结施政得失，帝国便如耀眼的彗星，瞬间划过历史长空，徒留后世人一代又一代评说其千秋功罪。

高皇帝一生志向远大而执著，尽管自身能力有限，却非常擅长用人纳谏，是一名具有识人之明的出色领袖，萧何、韩信、张良、陈平等许多英雄豪杰都心甘情愿地追随辅佐他。征战几十年，创建大汉王朝，又推行了一系列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的政策，选中曹参、陈平、周勃等人，做好了身后的人事安排，为汉朝日后的辉煌与强大奠定了基础。就在普天称颂的同时，冥冥之中，我分明感觉到，大汉朝的统治者和众多贤良们已经将深邃的目光转向未来：此后还会有这样优秀的人才吗？如何形成一种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机制？怎样从诸子百家中抉择出一种治国强国的主导思想？

强秦法家思想的失败，选择一种治国思想便成为大汉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这时候，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运而生并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横空出世。董仲舒以孔孟之道为核心，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开创儒学为正统之先声，以儒家宗法思想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学以儒为体，杂以阴阳五行，思想中心为“天人感应说”，提出“君权神授”，宣扬“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假天意将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立君臣、父子、夫妇三纲，定仁、义、礼、智、信五常，政治上主张德、刑并用。他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其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所采纳。自此而后，这一思想成为主宰华夏民族两千年的统治思想。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认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者和大汉武皇帝都具有大智慧，这是智者与王者的双向结合；与其说是汉武帝选择了儒家学说，倒不如说是儒家学说选择并最终造就了汉武大帝和他的盛世王朝。

武皇帝即位之初，地位尚不稳固，便开始推行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更化改制”新政。于是，大一统的中央政府启动了继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另一次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大变革，历时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均称得上空前。其间，虽经千般曲折、万重阻力，然犹痴心不改、披荆斩棘，终至万涓归流、登临绝顶，其坚韧毅力、博大胸怀可见一斑。

不可不击节称绝啊，是他力排众议独尊儒学、尽揽人才。脑海中，最是难忘他创建了平民入仕机制。汉初，官吏皆自高官及富豪的子弟中挑选。建元元年，尚十七岁，纳董仲舒《天人三策》，下诏全国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对于德高望重或有特殊才学之士，遣专使派专车——安车蒲轮(为防车子振动颠簸，用草包住车轮，以示对乘者的敬重)，以征召之礼先后迎请文景时著名的辞赋家枚乘、八十多岁的大儒申公等名儒入京，枚乘因年老死于途中，向申公询其治国之道，申公谓：“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武帝拜其为太中大夫。元光元年，二十三岁掌政，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下诏郡国每年要推举“孝”、“廉”各一人，规定官员不荐贤有罪、荐贤有赏；此外，武帝更鼓励平民上书自荐，由他亲阅筛选。不论出身广开仕途的结果，使武帝一朝人才辈出，为其文治武功各献汗马功劳。脑海中，最是难忘他设置太学、独尊儒术。大儒董仲舒认为，若百家争鸣，人言人殊，便会不利于统一，因此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说与欲建大一统帝国的武皇帝心意相通。因此，自武皇帝亲掌政权后，便以儒学为尊，设官办最高学府——太学，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以儒作为教育和取士的标准，大力推广。此后两千年，虽有外来文化不断入渐，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居的主流地位始终不曾动摇。脑海中，最是难忘他不拘一格、慧眼识人。“要成非常之功，必用非常之人”，这是武皇帝的一贯思想。他用人不仅不拘一格，且擅于慧眼识人。卫青，本为平阳长公主一家奴，虽以裙带关系启用，但终因卓世军功而封侯拜将；遗昭辅佐幼主的大臣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几，没为官奴养马，十四岁时，被前来观马的武帝见而起用，即深受宠信，随侍帝侧，并生擒了行弑武帝的反贼；其他如田千秋、主父偃、朱买臣、东方朔等，皆以上书言事而获用。因此，武皇帝一朝人才济济，如灿烂繁星，辉映史册：文章耀千古者董仲舒、司马迁；武功吞山河者卫青、霍去病；气节留青史者苏武、张骞……这些，仅为其中名垂千古的代表人物。后汉史家班固赞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宣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不可不击节称绝啊，是他智计集权、强化一统。面对诸侯坐大，他施行“推恩令”。自高皇帝立国分封功臣子侄为诸侯王，历四朝，皆有诸侯起而作乱。建元二年，因四王来朝哭诉，为笼络宗室，曾诏令废止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权责，致使诸侯王骄奢更甚。元朔二年，由自荐而获得重用的中大夫主父偃，看出了武帝的隐忧，提出推恩之策。所谓推恩，即容许各诸侯王把自己的封地，分封与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子弟。这样的「推恩」，既让侯王众子弟高兴，又可分薄诸侯国的领地和权势，不染兵刃而收强干弱枝之效。此策被武皇帝采纳，虽经吴王之乱，终得推行，消除了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面对相权膨胀，他另立中朝。汉承秦制，丞相为百官之长，集决策、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汉初，为相者皆为功高的勋臣如萧何、陈平等，更显权重。广开仕途的武帝，掌权后即另组“中廷”，以心腹随侍左右，谋划军国大策，冷落外廷。元朔五年，起用布衣公孙弘为相；同年，中朝侍中卫青，拜为大将军，“位在公上”，相权益低，只能垂首听命，处理行政事务。武帝治相极为峻严，十二位丞相中，除田千秋跨武昭两朝外，被迫自杀或治死的丞相有六位，被罢免的有两位。面对地方失纠，他设置刺史武皇帝削相权后，亲掌考劾百官的“上计”。所谓上计，即郡县官吏每年年终时上报中央、详细纪录辖区内户口、田亩、赋税、库存、治安的“功课”，中央以此来评优劣，定升迁。武皇帝除严惩上计作假外，还把全国分为十三州，每州设一刺史，检举区内的不法官吏。刺史官级仅六百石，位卑，故办事不敢怠懈，但职在监察二千石郡守和国相，故权重；其权又严限在“六条问事”之内，不易滥用。这种以小制大的监察制度，乃武帝治吏的一大创造。三管齐下，大一统的中央皇权得以巩固。

不可不击节称绝啊，是他始年号、正历法。为强化皇权，他开启皇帝年号先河。自古，帝王纪年皆以元、二、三……记数，新王嗣统，即重新纪年，自元年再始，称为改元。武帝初亦循旧制，到四十三岁时，有官员谓“天子受命于天，为表现天人感应，应以祥瑞命名年号。”武帝以为然，遂以此前二年，汾阴有大鼎出土为祥瑞，定该年为元鼎二年，并追订即位次年为建元元年，续以祥瑞命年号：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等，共十一个。此后的皇帝皆以年号纪年，至皇帝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共延续了二千余年。不因循守旧，他订立了太初历。汉之前各朝所用的历法皆异，汉初承秦制用《颛项历》，以十月为岁首，到武皇帝时已用了百多年，误差严重。他遂命倪宽率司马迁、邓平、落下闳等二十余人编订汉历，经一年方成，名为“太初历”。太初历分每年为三百六十五日，一月有二十九日，一昼夜有十二个时辰，正月为岁首。此历法采用了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插入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纪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使朔望晦弦较为正确，该历遂成为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历法。

狼烟四起时，我无忧无惧，为有我朝血性男儿挡在我们前面驰骋沙场、佑我生灵，让我们与家国一道成为他们的精神守望；沁人书香中，我惆怅万千，囿于父母赐就女儿身无缘名扬青史、治国兴邦，致我们竟几无例外地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旁观群体。这些，让我以及生在大汉朝的所有女子，无时无刻不在幸福中痛苦、在痛苦中幸福：也许，是大汉人才多得不需要女人了吧。

本文已被编辑[无缘牵手]于2007-7-23　21:07:44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