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为一种最具精神化的感性表现手法，把这个我们所未知的梦幻般的世界装扮得更加神秘而富有节奏感的华丽。平凡琐碎的片断被诗歌的内在情愫串联起来，把许许多多的瞬间和刹那粘连成一幕幕感叹唯美的画面，更是易于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和恍惚间的醒悟；而在精神上，当淡定的生活令所有本不淡定的人类灵魂变得扭曲、怪异，以至于对这个社会产生了忙乱冲动的可怕心里眼光时，诗歌中所蕴涵的哲学理论和世界观更是把我们所看到的和想到的一切揭破得展露无疑，赤luo裸的惊讶和谓叹更是向我们阐释了“遥不可及”和“不可预知”。所以，诗歌不像小说和散文那样详细，但当字里行间的相连和接短碰触到那颗轻柔和感慨的心灵时，我们知道，我们所见到的是更为全面和完整的享受状态。

（1）体裁形式

诗人如“个体户”，诗坛如“自由世界”，但不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自由世界”，而是尊重精神劳动的特殊规律，调动诗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扬各自优势的“自由世界”。在这样的“自由世界”，诗的体裁形式绝不能定于一尊，只能“百花齐放”，激发各年龄阶段诗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开创精神。

诗的体裁形式有传统的与现代的，多式多样，不胜枚举。它们在没有作为表现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工具时，都是超越时空的单纯的体裁形式。因为任何的单纯的体裁形式，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并曾在一定的范围发挥过各自的优势，都应该是诗人可以任意继承发展、加以创新的传统形式。但在今天的诗坛，却有诗人往往把历史上产生的单纯的诗的体裁形式和自己爱好的或正在运用的体裁形式对立起来，或重中轻外，或重外轻中，或厚古薄今，或贵己贱人，似乎只有自己或自己所属的诗人群体所使用的形式才是最好的体裁形式，从而鄙视甚至排斥异己的体裁形式。这样一来，今日的诗坛便往往出现观点的分歧和局部的争论。如果这一倾向恶性发展，今日诗坛不仅会在诗的形式问题上浪费聪明才智，作为“自由世界”的诗坛也必将会出现三五成群的派系，导致分裂。我认为，具有“自由世界”性质的诗坛应允许各种体裁形式存在和自由发展，不要从一己一群的爱恶出发，搞一种统一的体裁形式，正如诗坛不能以一己一群之力拥戴一个统一的“领袖”一样，也不能以一己一群之力倡导一个统一的体裁形式。有的文学爱好者认为诗坛无领袖，这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所谓诗坛无领袖，不等于说诗坛无伟大诗人。因为从诗的历史看，就曾有被公认为历代诗坛的精神上的领袖。李白之所以被称为“诗仙”，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实际是他们两人不同的诗风为人们所赞赏，各领风骚若干年，享有“领袖”群伦的历史地位，只是李杜的历史地位不是他们生前自封的，也不是他们同时代的至爱亲朋吹捧而成的，而是在历史长河的流程中，凭各自的诗风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为世人所公认，才成为居高临下、继往开来的伟大的诗人的。尽管历代或重李轻杜、或抑李扬杜，但李杜为人们所敬仰的历史地位总是动摇不了的。他们继承过也创造过的诗的体裁形式，是不是都过时了呢？是不是就不可以继承、发展了呢？说到这里，可能有人担心会重新挑起新诗与旧诗的争论，这种担心恰恰是多余的。我认为关于诗的任何争论只能从形式所表现的内容的是非开始，而不是昏聩到把单纯的体裁形式作为引起争议的根源来比较。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李白、杜甫当年写的古风，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诗体；李杜当年写的五、七言律绝实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格律诗体。自由诗与格律诗是超越时空的诗的体裁形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今天既然可以引进西方的格律诗体，比中国的旧体诗词更加严格的十四行诗那样的格律诗，既然可以引进自由诗体，比散文更加散漫的现代派自由诗，又有什么理由干预人们继承与继续写作传统的格律诗体和自由诗体呢？相反，习惯于运用传统的诗的体裁形式的诗人，也就毫无理由反对人们引进西方的格律诗体与自由诗体。不论是继承传统形式还是借鉴外来形式，都没有理由人为地造成对立面、互相敌视。正如下棋一样，有的人喜欢中国的传统象棋，有的人喜欢引进的国际象棋，引起争论的只能是谁胜谁负，而不应是下的是传统象棋还是国际象棋。当前诗坛关于诗的体裁形式的争论，恰恰不是因为用哪种体裁形式写的诗比较好，而是在形式的本身。以我之见，所谓“开放”，首先应该是头脑的“开放”，观念的“开放”。“开放既指对世界各国的开放，对未来世纪的开放，同时也要包括开放“过去”；既要开放被禁锢了多年的外国文学宝库，也要开放被禁锢了多年的祖国文学宝库，让中外传统文学的体裁形式互相影响，重放光芒。如果我们真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承认历史是一条长河，我们就没有理由，更没有必要接源断流，对中外传统的诗的体裁形式，只取其一，而抹杀其余！然而在当代的诗坛上竟往往在诗的体裁形式上形成对立、导致争议，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既然大家都在写诗，都在研究诗，对古今中外任何诗的体裁形式都应该一视同仁，应允许诗人自由选择，发挥各自的优势，大可不必把古今中外的体裁形式当山头占有，弄得壁垒森严，你是写旧诗的，他是写新诗的，你是写民歌体的，他是写现代诗的，互相鄙视、互相攻击。其实，在诗的体裁形式上闹对立，是最无学术价值的，只有消耗双方的生命力，有识之士，旁观者清。要消除因体裁形式而引起的无谓的争论是并不难的，但要大家对体裁形式的本质有一个透彻的认识。要搞文学，要写诗歌，自然要选择这样或那样的体裁形式的。郭沫若曾经多次指出，诗的新旧，不决定于形式，而决定于内容，因内容是打下时间与空间的烙印的。题材形式的出现虽有时代先后之分，只是思想内容的运载工具，却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学有不同的载体。但历代的任何文学载体，除了被淘汰了的外，总是以它们自身的生命力流传后代，对后代文学的载体起补充或借鉴的作用。俗话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诗的题材形式也正如物质生产工具一样，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人们也从手提肩挑，进步到推动独轮车、马车，一直发展到飞机等等。但是有些原始的生产工具如独轮车、平板车，即使在发达的国家、地区，除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外，仍在异地制宜发挥它们作为运载工具的积极作用，从未听说有人坐在轮船、飞机上嘲笑或咒骂独轮车与平板车的。但是在文学创作领域却往往发生类似可笑的情况，写报告文学的不屑继承或参照传统的笔记小说，写戏剧的不屑从传统的戏剧吸取营养，写小说的不屑借鉴传奇话本，一味追逐西方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淡化主题，否定技巧，认为无技巧的技巧，才是高精尖的技巧。尤其是写新诗的，不仅不屑于继承历代诗歌的体裁形式，甚至鄙视“五四”以来的体裁形式，要去“探索”比“五四”时代的新诗更为古老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怪诞主义。甚至以西方一百多年前产生的现代派诗嘲笑“五四”前后产生的只有九十多年历史的传统诗歌，这何止是坐在飞机、火车上嘲笑独轮车、平板车？而是以十九世纪西方的达官贵人乘坐的高贵马车嘲笑二十世纪东方的黄包车，岂非以西方的“落后”的载体嘲笑东方“落后”的载体，所谓以五十步笑百步吗？

实际上作为运载工具的诗的体裁形式，不论东方西方，从各适物宜看，一旦成为思想感情的运载工具，便都是人们的审美对象，都能满足不同时空的读者的审美需要，都还有各自存在的理由。如果同意诗坛是“自由世界”的说法，就应允许各种体裁形式各显神通。我们不是常讲要追求风格的多样性吗？不同的体裁形式正是不同的风格产生的机体。诗的风格虽是由各种因素组成的，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体裁形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体裁形式，风格从何而来！李白长于自由诗体的古风，显示出天马行空飘逸脱俗的风格；杜甫长于格律诗体的律绝，显示出沉郁顿挫的风格。我们既然提倡百花齐放，追求多式多样的风格，而在思想、观念上却往往陷入单一的体裁形式，并以此一形式攻击彼一形式，又怎能诞生出多样的风格呢？因此，体裁形式只能是越多越好，形式越多，风格也就越多，越能适合广大读者的审美需要。真正不好的形式自然会淘汰的，如回文诗、宝塔诗、盘中诗、楼梯诗、豆腐干诗等等形式，不是大多成了历史的陈迹了吗？当前诗坛诗人与诗人之间往往在单纯的形式上闹对立，打笔仗，旷日持久，消耗精力，甚至疏远关系，影响友谊。追究原因，都是由于对体裁形式作为思想感情载体或传播工具的本质，认识不足从而带来的后果。

（2）风格流派

由于诗的体裁形式是诗的风格形成的决定因素之一，谈到诗的体裁形式必然同时引进诗的风格流派之争，可不是吗？80年代诗坛经常听说这个流派，那个流派；也经常听说什么第三代、第四代或什么“新生代”，弄得不少青年诗人也糊里糊涂，不知自己究竟归属于“何派”“何代”。甚至广大读者面对众多的“派”和“代”，更感目迷五色，变幻莫测。

新诗既然在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不断出现，而又长期存在，它之形成若干“派”或“代”是顺理成章，不容怀疑的。如果“派”或“代”能体现一定时代特征的诗风，那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今天看古代的诗词，不也听说诗有“建安风骨”、“盛唐气象”等风格吗？不也听说词有婉约派、豪放派等流派吗？前者代表汉朝最衰微的一“代”，后者代表唐朝最兴盛的一“代”。这样的“代”确实能表明一定时代的诗歌风格的主导倾向，是后人探索建安时代与盛唐时代诗文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认为它们有独特的“风骨”，有独特的“气象”，就把这种体现一个时代的风格特征概括为“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都不是建安与盛唐的诗人所自封的。

至于婉约派与豪放派，则是由于词到了北宋和南宋，婉约与豪放这两种风格特别突出，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成为长短句的独特风格，各自影响一批词人，后之研究者便把这两种风格上升为流派，成为婉约与豪放派，成为中国诗史上的两大流派。

从诗史上看，诗的“派”与“代”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无论“派”或“代”都要经历一定时期才能形成，这是二者的联系。诗的流派能否形成，首先要看诗的风格出现了多少。如果许多风格之中有某一种风格特别突出，拥有不少表示赞同的诗人，或者说有不少诗人追随那种风格，使之成为共同的风格，然后才能宣布以某一种风格为基础的流派的形成。从风格的出现到流派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发展过程。要想省去这个过程，一下子宣布出现了若干个甚至百来个流派，是得不到诗人认同和读者认可的。因为所谓“派”绝非一个诗人或一首诗所能称代得了的，他只能创造独特的风格，而不能妄称流派。众所周知，流派是诗坛繁荣的标志，这标志既不能自行创造，也不能由人馈赠。有了流派谁也抹杀不了，没有流派谁也捏造不出。正如挺着肚皮打扮不成孕妇，是只能传为笑柄的。

至于“代”，又与“派”不同。从诗的历史看，一个时代可能有很多派，也可能只有一个派，或者连一个派也没有。“代”与“派”虽然都要有发展的过程，但“代”较“派”的时空意识更为深远。因为“代”是体现历史的纵向发展的，一定时代的诗，风格当然众多，往往形成若干个流派。如果不顾诗风演变的实标，仅仅从局部的空间和断裂的时间出发，强分诗人为多少“代”，或仅从诗人年龄出发，强分诗人为几个“代”，那显然是不科学的。没有独特的风格特征，勉强趁之为“代”，也只能是“莫须有”的。甚至把纵向的“代”加以横向发展，称之为“潮”，如什么“新诗潮”，则更须进行今昔对比。同时，如果仅仅把几个诗人冠以“现代派”或“现代主义”的字样，从而称之为什么“潮”，那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现代主义从“五四”以后即引进中国，现代主义的写做手法或技巧，“五四”以来的诗人也早已应用，并形成过不少“派”。今日诗坛的现代派诗即使把台湾诗人的诗作包括进来，除了内容上的“难懂度”以外，技巧上似乎并未增添什么新的东西。

总之，称“派”称“代”称“潮”，只要有独特的风格做它们的基础，是没有人提出异议的。风格是诗与诗人成熟的标志，假如没有独特的风格，仅仅把诗的语言弄得像翻译的外国诗那么欧化，失去中国特色，任何“派”“代”“潮”都将是昙花一现，难以持久的。诗的语言是民族传统的根本标志，只要使用汉语写诗，不管在排列上使尽花招，仍然摆脱不了民族的传统，有的诗人因运用一点现代主义的诗的技巧，就自以为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可以轻装上阵，其实是不然的。有的诗人即不称“派”也不称“代”更不称“潮”，只称某某诗人群体，这倒是言之成理的。以方位命名或以省市命名的诗人群体，作为诗人集团的标志，甚至某一地区的诗人队伍正在发展壮大，是不无好处的。诗人群体如果团结得好，年长日久，在创作风格上出现独特性，是可以形成若干诗歌流派的。

诗的体裁形式与风格流派，原是艺术性的范畴，在解放后，人们虽然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强调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或者强调思想与艺术的统一，但因极左思想的干扰，往往是“思想性唯一”，思想性淹没了艺术性，这种现象是很不利于诗的长远发展的，甚至会在某一阶段对诗的作用产生极其坏的影响，以至于在文化领域和艺术领域相继否定诗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么，诗的发展道路怎么走，诗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气息怎样才能发扬光大，则有待诗人和诗歌爱好者进行长期的努力了

后记：

前一段时间看到有很多描写诗歌的文章，说实话，写得的确不怎么样，这样一来自己的手就觉得怪痒痒的，也想写一篇玩玩，当然，也想检验一下自己对于诗歌的认识和理解到底有多深刻，可是正准备动笔的时候却又因为一些人为因素不得不搁笔，直到昨天夜里，才开始写。这篇文章是我在以前上初一时的一篇随笔上加工而成，初一时的那篇随笔我拿给老师看，老师说写得还可以，但要修改会更好，可后来因为学习紧就一直没去修改，直到毕业老师也没看到我修改的文章，今天，这篇文章算是我对老师的一个迟来的答复，希望老师会看到，也希望老师能够知道，他的学生没有食言，并且做得很好。最后想对老师说：初中三年，让我明白了许多，这是我的一笔庞大的财富，我终生受之不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