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词叫“心随我动”。人的行动在某些时候常常会走在思想之前。成为一名民革党员便是如此。后来朋友调侃间每每会说笑:“你加入党派是否有什么野心?”
是如此么?我便常常陷入长长的回忆,透过时光的眼,揭开我的心惑。
——前言
亲人
外祖母以八十四岁高龄过世。在世时,她常常讲起她的父亲。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外祖父在蒲城、渭南一带赫赫有名。虽然仅仅只是国民党某部的一个营长,但“小张保”的名号据说曾显赫一时。外祖母做为那个年代大门不出的小姐并不能讲清楚曾外祖父当年在外的风光,只会用这样的话来为我们后辈形容她的家,“光是木匠就雕了三年,石匠又雕了三年……”,彼时,她的目光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隧道,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里。然而这一切都如过眼云烟。随着内战的爆发,曾外祖父在一次与渭南驻地的军队火拼时受枪伤,月余后不治而亡。外祖母异母的两个哥哥因争吵间枪支走火,一死一走,家中财产悉数被曾外祖父的小姨太裹挟而走,外祖母的家在那个时代尚未败落时便败落了。
走掉的那个哥哥,在后来听说去了台湾。
外祖母七十岁那年,有一老者来寻亲,竟是她异母的弟弟。小姨太走时已有身孕。这个遗腹子不知如何碾转,竟在六十年的岁月中穿寻而来?
两个老人在院落中对坐着,拘谨而又亲切。我们一众人于一旁窥视。
六十年间,世事沧桑,要怎么样执着的追寻,才能在乱世过后的物事人非中找到一个血脉相连的亲人?
于是,这一个老舅,令我想到那个海峡那边的老舅。
外祖母常常说,她与那个哥哥因非一母所生所以并不亲厚。可为何在我家人的记忆里,那个人一直是二十岁模样,活生生横亘在我们几乎每一年的家族聚会里?而她自己更是在愈来愈老的日子里时常一遍遍设疑,那个人,还在世吧?不知后来是否成家立业?
那么,活着或早已逝去的那个亲人,应该也会如外祖母一般,于岁月的缝隙里,挂念着这样的一个亲人罢?
祖父
公公家的客厅正中,挂着两幅照片,是外子已故的祖父与祖母。
祖父长须虎目,看去很是精神威武的一个人。
确然。外子说,祖父很是威武有度,他曾做过军人,是国民党某部九十军军长副官。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份”一词对一个家庭的困扰可能更甚于今天的“没钱”。祖父曾经的身份自然会对家人有所影响。不过在我所不曾了解的过往中,永远看到的都是公公一家人对祖父的敬重与爱戴。
祖父对孩子很是慈祥。
祖父很是明理。
祖父为人正直。
祖父生活节俭。
……
在我嫁过来的时日里,祖父仿佛从没有从这个家中离去过。然而,我从不曾在公公及外子的口中听到过祖父曾经参与过的战争。只是知道,祖父曾经在他的年代里,也是威名赫赫,颇具影响。也就在前几年,尚有祖父以前的部下来寻访。
想来,虽然曾经因为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两个党派的对立,但无论倥偬的戎马岁月,还是解放后由曾经敌对的一方所掌控的和平岁月,对于祖父一类做过军人又做了平民的人来说,战争与党派的对立无关做人,无关为人立世,所以并不重要。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更重要的,不是名利,不是物质身份,而是一个人所坚守的做人准则。
父亲
父亲是教师,相当有名气的一名教师。父亲三十多岁时,他的恩师时任蒲城文教局局长,教学有方、年青有为的父亲被调入教研室。那时,很多人看好父亲的仕途。
谁也不曾料到,父亲会一再要求重返校园,重新当那一名手执粉笔、毫无前途可言的孩子头、教书匠。
父亲一生,育人无数。他的温和、清正、负责,使他成为最受学生与家人敬重的人。
他只是一名无党派人士。
有一次问起,是否为年轻时拒绝过的“前途无量”而后悔过?父亲笑了,笑的云淡风轻。
怎么会后悔呢?
在这个社会上,有太多父亲一样的有识、有为之士,踏踏实实却又出色无比地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没有党派,没有所谓的“前途”,只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罢了。而这一切,丝毫不能影响到他们对于人生、对于工作的态度,更不能因此而减少他们对于这个社会所做出的种种贡献。
党,无党;执政党,参政党。一切只是一种选择罢了,选择以自己所认为的最好状态去认真地生活,认真地对待这个社会。
老师
上学时,述详老师是我十分欣赏的一位老师。那时,他带我们文选与写作。据上几届的学长讲,他考过美院,画一手好画,学过音乐,弹一手好吉它,会跳踢踏舞,为人十分的不羁。
老师课讲得却不若传说中的侃侃有神。是因为我们对于他传奇似的经历过于关注而隐隐期望着他的课会有所“不同”,而他竟一次也不曾满足我们的好奇,用他的另类才艺来取悦和征服我们造成的罢。
其实,老师的课很扎实,细密有序,对我以后的写文助益很大,但需要认真的去听。不过那时的同学都在忙着享受青春,享受轻松,课是很少人认真去上的。
老师很是率性,课上完了或课文中有所涉及到,他便很直接的开始表达自己对时局、对政事、对身边不平现实的看法。我常常说他是很偏激的一个人。的确,满腔热血一旦遭遇现实的不合理,如果不能妥协便必定会造就一种世俗所认定的偏激。
我以为,那样的老师是不会有搀和到“政治”中去的可能的,最起码他不会加入某个党派。
05年,却不想在《陕西民革50年》一书中看到了老师的名字。
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我国流传千百年,想来,文人,或者说只要是有思想的人,当对现实有看法而又不会被生活磨去棱角的话,就必定会选择一个政治的着力点,参与其中。
象老师那样热血沸腾的人,加入一个党派参政议政尝试实现自己的理想原是迟早的事罢。
公公
韩城市民革第三次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我是一名党员代表。工作人员念票时,听到“原非,三票”,诧异,万分诧异。我自认是一个十分没有名气与上进心的人,会有谁,选的我?
“不是我,我没写你。”连续第二次当选为韩城民革市委会委员的公公说。我也没真的想过会是公公,他不会有那个私心。
公公五十多岁的人了,却常常十分的天真。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下海经商。九十年代曾当过本村村长。在他当任的几年中,为改变农村人当干部就是“搂钱”的想法,惶论其它,连工资他也是一分钱不取。其间,他号召村民集资建起薛曲中学,自己带头捐款一万余元。此后几年间,家中的一辆桑塔纳搭上汽油、赔上人(司机),辗转各地筹措建校资金。末了,2001年,这所学校却在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于一夕间成为一所“私立公助”学校,令公公愕然同时万分愤慨。
商海沉浮数十年,我常常笑说公公正正为“正不从政,善不行商”的古语做了注解。就在现在,他还深陷在因为当初的善良和对他人的信任而引发的一场官司之中。
然而,我敬佩公公的为人,更敬重那份愈挫愈勇的昂扬斗气。历年来,做为政协委员的他所写的提案,涉及教育、公安、交通、民生,他本人多次被评为提案先进个人。
公公加入民革,是一种必然。除过祖父的因素,对于任何一个热爱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来说,入党,共[chan*]党或是民革、民进、民盟,都是一种必然。党派只是一个组织,一个为这个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发出声音的组织的代号,它因为加入的人而真实,而可爱可敬。
我
我知道这个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有着许多的不公正,我却无能为力地只能做一个旁观者。
01年左右,我自修法律本科段知识。我看不惯不平事,想以一己之力去改变什么。
读《中国法律思想史》,读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一段。先生强调“主权在人民”,即“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主张“直接民权”,即“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而“直接民权”也正是先生“五权宪法”宪法思想的精华所在。
毛泽东同志对此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评价说,除了谁领导谁这一点,作为一般政治纲领,新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是与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
我以为,也许,做为一名共[chan*]党员,因为遵从“一切听从党指挥”的号召,所以常常会在一片口号中做了一个盲从者。而我,虽是一介平民,也只仅仅是百千个国民中一个最普通的罢了,但我有着自己的一幅头脑,一份责任,一种理想,既然参政议政,需要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为什么我不能立足于一个自己所关注并有着认同感的起点?
后来,平静地去问公公:“可以为我当入党介绍人吗?”
本文已被编辑[无缘牵手]于2007-7-22 22:27:01修改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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