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考上学校的消息在我们那个小山村传开时,是曾引起过轰动的。作为我们山寨、至少是我们那个家族中唯一一个、迄今为止第一个考上学校我,那份荣耀、那份自豪是可想而知的。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晚上,母亲一夜未合眼,嘴里一直在念叨:“终于考起了,几年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原来达海(我们当地的一个算命先生)说我儿能当官,大官没得小官也有个,还以他人头作了保,看来还真灵呀!我就晓得我儿是最得行的嘛!”在母亲眼里,考上学校就意味着当官。当然,我是不相信所谓算命先生的八字的,我只是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正是自己努力保住了达海的项上人头,也正是自己努力帮他圆了个天大的谎言。因此母亲对八字先生的话更是深信不疑了。
然而,高兴过后我就感到失望了。我们兄妹四人,都在上学,还有一个八十多岁且行动不便的爷爷,家庭负担特别沉重,生活也相当困难。父母是紧咬牙关送我读完了初中。我初三快毕业那年,父亲也因为我们几兄妹读书而去了广东。现在面对三千多元的书学费,作为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对母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妈,书学费太贵了,我干脆不去读算了。”可母亲一听就火了:“我们都没怕贵你怕哪样?不要说是三千块,只要你得行,就算是三万块,就算卖房子、卖屋基我们也要把你送出来。”可三千块钱相对我们来说毕竟是一笔巨款,并不是说拿就拿得出来的。父亲听到我考上的消息后,在广东为我筹措了二千多块,可由于家乡地处偏远、交通闭塞,钱汇出了半个月仍没有踪影。眼看上学时间就要到了,母亲急了,于是她以一个女人特有的魄力,以房子和耕牛作抵押,以一个月六百元的利息在我们当地乡场上一个私人那里拿了高利贷,从而使我如期上了学。
上学后,父亲在广东打工的收入就只够我个人挥霍了。因此,母亲在家中的负担更重了。她不光要负责另外三兄妹读书的费用,还要照顾八十多岁的爷爷,她既要操持家务,又要耕种田地。在此期间,母亲还学会了犁田、铧土,所有本应男人做的体力活由她一个人承担了下来。每次当我放假回家劝她不要太苦太累、能做多少算多少时。母亲总是淡淡地说:“不怕,还得行。”可我知道,母亲的所谓“得行”却是以透支生命为代价的—母亲才45岁,可看上去却已经54岁了。
终于,我毕业了,可恰巧赶上了国家不再分配工作。这对于当时年少轻狂的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母亲来说或多或少有点失望。我是以为凭自己的努力总会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的,于是我去了广东。可来到广东后,才发现自己当初的想法是多么的糼稚和可笑,在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毫无一技之长的我想有一番作为,无疑是蚍蜉撼树—难上加难。
一年后,心灰意冷的我回到了老家。这时,很多风言风语扑面而来,一些幸灾乐祸的人总会装着很关心的问母亲:“你家大儿子现在分配在哪里工作呀?”我原以为母亲一定会羞于启齿、至少应该回避这个问题的,没想到母亲毫不含糊的答道:“没有分配,要自己找哟。”那人又说:“那读了三年书起哪样作用,不是白读了?”母亲就会说:“怎么能说白读呢?读得再多,装在肚皮里总不会烂嘛!”而当母亲看到我委糜不振的模样后,也安慰我说:“不要灰心,只要有本事,还怕找不到一碗饭吃,我儿是最得行的都找不到饭吃的话,我看好多人都要饿死了。人家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你怕硬要当官才有出息吗?”其实我知道,母亲不过是在安慰我,也是在安慰她自己而已。
后来,我通过考试走上了工作岗位。去上班的头一天晚上,母亲一如我考上学校那次一样,再一次一夜未眠,嘴里念叨得也还是那几句话:“终于考起了,几年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原来达海说我儿能当官,看来还真灵呀!我就晓得我儿是最得行的嘛!”
原来,在母亲心目中,儿子永远都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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