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命运（三）

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命运是什么？

秦穆公以强国之志网罗人才，赎百里奚于楚，求骞叔于虞，取由余于狄，令此辈亡国之臣、山野农夫、离乡之士一举而为佐国重臣。信陵君礼贤下士，以致城门小卒侯嬴竟一跃而为顶梁谋士。秦末大乱，致使张良、韩信、萧何由破落贵族、街头浪子、衙门小吏而成为名标青史的英雄。元末烟灰四起，朱元璋求贤若渴，才成就了刘基、徐达之辈的一世英名。由此可知，需要人才的时代、渴求人才的主政者，才能让有才之士大展宏图、建功立业从而命运顺达。否则，纵有经天纬地之能，也是晦暗无光，只有吹箫行乞的份儿。

不光形形色色的人才由社会大环境决定着其现身或遁世的命运，普通百姓的命运也不例外。“贞观之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何其安泰。安史之乱，鸡鸣狗跳，妻离子散，日夜不宁。日军侵华，“三光”横行，积尸如山，一片焦土，百姓无有安身之处。故而，人的命运，首先是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社会大环境是决定个人命运的第一大要素。

同一大环境中，个人周边小环境也不可忽视。秦王赢政有一统天下之志，李斯、蒙田乃至尉缭子均委以重任；攻韩以索韩非，不可谓不爱其才，然李斯暗生妒意，致使韩非不得善终。魏惠王闻孙膑之才而招为上宾，庞涓横生枝节暗中加害，令孙膑形体残缺而不得不装疯逃生。除了妒贤嫉能，还有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的，贪他人之功为己有的，不一而足。不难理解，这局部人际关系是决定个人命运的第二大因素。

在个人因素中，才干自然是最重要的。唐后主、宋徽宗身为一国之君，本无外部掣肘，可以尽情地一展身手，可惜只精于浓词艳赋、丹青卷轴，于治国平天下何益之有，最后难免亡国而沦为阶下囚。大凡乱世之秋，明君突现，天下奇才易于进身；盛世之末，上下沉迷于安乐，庸才、歪才自然当道。因此，与时代、政局相适应的特定才能，是决定个人命运的第三大因素。

应提及的是，人的才能并非天生，而是源自教育与社会阅历。如此，则受教育的条件、可能的社会活动空间，决定着个人能力的高低。也就是说，个人的家庭境况制约着其所能受到的教育和所能涉足的社会活动层次，还影响着其社会价值取向。陈胜有鸿鹄之志、得遇天时，但自小佣耕，虽有“鱼书”、“狐鸣”的小聪明，并无决胜千里的大谋略，故而终有一败。据说李自成以《三国演义》当兵书，故能胜类同朽木的明军，却在蓄势待发的清兵面前一败涂地；而农民出身的义军，视皇帝龙椅为政权，于是一入北京城便以为万事大吉，可以尽情享乐了。曹操世为汉臣，故取明挟天子暗篡汉之策；刘备本是汉室宗亲，故以拥汉除逆为号召。因此，个人既有社会地位是其才能的本源与向导，从而是决定个人命运的第四大因素。

此外，个人品格也极大地影响着其命运。苏武不弃汉节，故遭塞外牧羊之厄运；文天祥以“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宿愿，自然壮年殒命；赫胥黎坚持真理，难免烈火焚身。李斯临危屈服，得以苟且一时；洪承寿颇“识时务”，明臣变为清吏；汪精卫两次易帜，留下一世骂名。

综上所述，人的命运是以社会大环境、周边人际关系、个人才干、个人品格、个人既有地位这五大要素共构而成的复杂系统。倘若将命运喻为卫星升空，则个人才干是推进器，品格是转向器，既有地位是发射平台，周边人际关系是气象状况，社会大环境是所在星体。个人因素欠佳，则无有升腾之力或定位错误；天气恶劣，升空也遭雷劈；星体不同，后果殊异——地球上正常发射者，月球上轻而易举，白矮星上难上加难，黑洞中则冒烟都别想。

但愿我们永远生活在美丽的地球，但愿我们时常见到太阳，但愿我们有个好爸爸，如此我们就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最终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