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完饭，还未走出食堂，我就接到父亲的来电。

父亲问我，要不要熬一副药膏吃。我说不要，已经很胖了，吃药膏我会更胖，对健康不利。他问最近身体有什么不适，我说很好，没什么不适。

所谓“药膏”，是请信任的中医生根据身体的状况，开出中药方，把中草药煎熬出一罐药膏来。通常，中草药的剂量很大，妈妈在医院找一个闲置不用的空屋子，支起一只大铁锅，加水，把草药按一定次序倒进去，用柴火烧四五个小时，熬出一大罐大约重十斤左右的褚色的粘稠的膏子，能吃一个冬天。每次吃的时候，拿调羹挖一勺，用开水冲服。其味甘苦，久吃通便、排气。

在我20岁之前，这样的膏子吃过四五副。冬季一到，爸爸就找邻家中医周先生给我配好并煎好药，把药罐子送到学校。一开始，我怕同学笑话，偷偷吃，后来就不以为然，觉得吃药是自己的事，即使同学半开玩笑说两句不中听的话，也无所谓。最后一次吃药膏，是上大学一年级的冬天，我吃吃停停，一大罐膏子吃到来年春天还没吃完，后来竟生了一层白色的霉花，很可惜地倒进宿舍后面的小河里。不过，那时我已觉得身体很好，没有吃这个大补药的必要了。

听爸妈说，我出生后，一直面黄肌瘦、体弱多病，他们经常抱着我四处求医，打针吃药。记忆中，我动辄感冒发烧、腹疼胃痛。上高二那年，因为身体差而休学，去上海一家医院住了约1个月（在冬季，住完院赶回家过春节）。当时，我的心脏早搏1分钟约五六次，多的时候有八九次，按常理，应该有明显症状，且很痛苦，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医生既未查出病因，更未找到有效疗法，说是生理性早搏，没什么大碍。于是家人不再担心，不久就不治而愈。我的结核病也很严重，父亲的好友郭医生说，你这个病，摆到过去是没治了。当时我十六七岁，性格内向，孤独忧郁，甚至有种厌世情绪，常常写诗排遣，觉得如果自己因病死去，倒是一段“佳话”。只是父亲可不这样想，为治疗我的病，他费尽心血，专门托了他在台湾的舅舅（我舅爷）买了治疗结核的特效药寄来，妈妈也尽弄些高蛋白、高脂肪的东西给我“食补”，且硬逼着我生吃蒜头。（当时我很不愿吃，休学在家一年，每天晚饭时，父母都硬逼着我，后来渐渐就习惯了。现在我十分喜欢大蒜头。）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开始请人给我熬药膏，用中药调理。

记得初中毕业时，我的体重不到50公斤；高中休学之后再上学，妈妈在学校附近租房，专门服侍我的饮食起居，高中毕业时体重已达75公斤，原本瘦瘦长长的脸胖成一个“大圆球”。上大学时，因天天进行体育活动，体重有所减轻。

工作后，常常在外应酬，吃饭没规律，体重开始反弹。特别是认识老婆后，老丈人好菜好汤（我习惯喝汤，他总是特别为我做汤）招待我，把我的啤酒肚渐渐“培养”起来。现在，我常常一杯小酒，一个人“咂巴”得有滋有味，有减肥的“打算”，却没那个恒心和毅力。只好给自己定了个警戒线：控制体重不超过80公斤。有时一称体重，发现超得太多了，马上对老婆说，要吃几天稀饭了，油水太多。于是喝一星期稀饭，体重能恢复至80公斤左右。但要想减得再多一点点，真的很难。像我这样，常年没什么体育锻炼，每天上班又都以车代步，整日坐办公室不干体力活，体重怎么能减得下来呢？

尽管如此，每次回老家，爸妈都还要我多吃一点。我说我不能多吃，要减肥。他们就会感到很诧异：你减什么肥？胖一点才福态嘛！将心比心，我能体会父母的心思。这些天，儿子涛涛牙疼，饭吃不好，觉睡不着，我看着心疼，就希望他能多吃一点。过去我动辄生病，吃不下饭，“多吃一点”成了父母对我最大的希望，因为能多吃一点，身体就会好一点。但现在情况与过去不一样了，我跟他们说，我已经很胖了，不能再多吃了，吃胖了弄得一身病，反而得不偿失。

真是：抛了“药罐子”，长成“啤酒肚”，若要身康健，不知待何年？

2006·12·27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