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挥泪撕军装

书生报国，曾是我的梦，小时候我就想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何等的浑厚与粗犷。投笔从戎，我也遇到了时机，却失去了良缘。建功立业的梦想，在社会家庭方方面面的制约中灰飞烟灭，想来至今有悔，却始终无怨，因为是我的亲娘泪洒军装，嚎天恸地，硬把我从欢送新兵的队伍中拖了回来。这一拖，拖走了我的烽火狼烟，换来了我一支粉笔，三尺讲台近三十年。

那是农业学大赛的狂热时期，农民种豆田埂边，戴月荷锄归，都心知肚明种田辛苦，就是不曾有过埋怨，在他们心中，生产队有集体田，家有自留地，比起祖祖辈辈们在过去打长工做短工的日子来，是何等的幸福优越！然而在他们自豪满足的同时，私下里也会觉得这个家里还缺少点什么，总想着如何让自己家庭更加风光富裕。在那些年月，走不出洞庭湖的农民，心里朝思暮想着自己的子女有四种光荣：一是当供销社营业员，二是当民办教师，三是当医生和司机，四是当木匠、裁缝，这些都是年轻人十分羡慕的事。父母都愿子女好，何况我的母亲生性好强。虽然疾病缠身，咳血日重，加上风湿关节炎等让她几乎失去劳动的能力，但她却天天坐在家里运筹帷屋，盘算着如何让自己的儿子出人头地。前两种职业，没有社会关系，母亲不去想，想也想不来，因为母亲知道，邻队（只隔一条排水沟）的某某女儿死不会读书，却当上了老师，某某村长的女儿当上了营业员，某某女孩被大队某某看中当上了妇女主任，某某女孩被某某看中当上了大队卫生员，还有我的一个同班男同学也因父亲的“官”当上了拖拉机手，这在当时真的是好惹人眼的。我们自家的三个儿子只能靠自己想办法，母亲天性善良，从来不嫉妒别人，只认自己命苦，只想苦命的人如何走出困境，也见天日。母亲的善良自然感动天地，过去受人以歁视的日子，在我高中毕业和大哥复员后迅速扭转过来了。

正当治保主任以其内弟顶替二哥“工农兵”的时候，我高中毕业回家，以三份申诉书和三张大字报轰动了大队和公社，一回家就在队上当上了民兵排长（都推荐我当民办教师，可那个校长——原治保主任死人都不同意）。正好这时大哥复员回家，大队支书非常信任他的耿直和忠厚，当上了大队民兵营长。时来运转，家庭过去被人瞧不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正好这时，公社来了一个血防医生的指标，主要工作是参加全公社的血吸虫病的防治（相当于血防赤脚医生），大队支书点名让二哥去了，连讨论的时间都没有。这是二哥从医的一个平台，有了这个起点，才有了后来二哥发誓学医救母的心愿得以实现。二哥从公社血防院完成任务回家后，由大队专门派送到市赤脚医生培训班脱产学习两年，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赤脚医生。母亲后半生的命，就是二哥风风雨雨中救过来的。基本上一天两针链霉素，一日三餐哮喘灵，二哥无不亲手打，亲手喂。没有二哥，就没有母亲的后半生，母亲给了二哥凡尘的血肉之驱，二哥延续了了母亲二十多年幸福的生活。母亲能够活到我为人师当校长在自己的家乡小有名气的那一天，二哥之功也。

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却从小受着严格的封建礼教的制约，几岁时，当三年过童养媳，裹过脚，闹解放的时候放脚的，所以她的脚指甲全长在脚板心的肉里，每次剪脚指甲的时候十分痛苦，流血甚多。她常对我们说：养子不读书，就是养头猪，读书不学艺，挑断箢箕系。决意要我学艺。为这事，父母还争过吵过。原因是父亲要我学木匠，理由是我表哥是木匠，有人度真传。母亲说，桃妹子身体单薄，最好学缝纫，而且我姨妈是裁缝师傅，姨妈最听妈的话。最后在我回家务农的三年时间里，学了二年半木匠，同时学了二年缝纫（二者兼着学的），从某种角度来说，由于我的悟性，基本上是一个合格的木匠和一个称职的裁缝。

然而我心不在此，只想读书，无论是干农活还是木工和缝纫，我都每天晚上坚持读书、写字，从不间断，所以在我三年的农村生活中，学会了耕田的全部牛工活，学会了木工，学会了缝纫，更重要的是在二哥的影响下，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那时也不知二哥在哪里找来那么好的“禁书”，他看我也跟着看。如《红岩》、《青春之哥》、《三国》、《水浒》等），十七岁那年，为大队部搞了半年外调，跑了好多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外调的半年收获很大，我知道了有贪污，有挪用公款，有损公肥私，知道了有大城市，酒店不仅是喝酒的地方还可以住宿等。在这时期，我还把读高中时学会的刻图章发挥得淋漓尽致，给人刻一图章换一包香烟，所以只要有人要刻图章，我父亲就十分高兴，不管我忙不忙得赢，都满口答应别人，因为每次他可以得一包“沅水”牌香烟。这些母亲看在眼里，心里似乎明白了什么，所以每当热天的晚上，我在那间属于我和二哥的茅草房里读书写字时，会悄悄地替我打扇，大热天的，蚊子特别多，母亲还想办法为我驱蚊子。她常常用两桶凉水放在我的前面，叫我把双脚放到木桶里，她笑着对我说：桃妹子，这样既可以让蚊子咬不着，又可以解凉。母亲不识字，常常夜里就这样看着我读书写字，天热打扇，天凉加衣，家里自留地里的菜瓜黄瓜桃子等在晚上总是要多给我几个，有时怕桃子熟得不透，还把它埋在米箱里，过两天拿给我吃，在母亲的心中，她预感到总有一天，我会离开家，会飞出去，所以她的微笑与暗自悲伤绞织在一起，一为儿子读书高兴，二为儿子有一天远去而担忧，母亲啊就是矛盾中度过的么？每当表哥要我外去替他做木工，姨妈外出我要做衣服时，我如果说不愿意去，母亲就会立即帮我说话，桃妹子这向不舒服，就别让他去了，你们多做几天吧。而当大队要我写宣传材料，写各种大会的发言稿时，母亲就会替我做最好吃的送到我的书桌上（两边用土砖砌的，上面放一块木板，再用报纸贴好，这就是我的书桌），她渐渐地懂得用学艺的绳子已经无法把我栓在这个古老而温馨的茅草房里了。

“四人帮”倒台的第二年秋天，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这是我做梦都想有的日子，我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学习委员，心想考大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母亲也特别高兴，在她老人家的心里面，早已经成形的笼中鸟，也许真的到了羽毛丰满，展翅高飞的时候了。在我复习迎考的日子里，母亲每天夜里基本上是陪着我的，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没有电视，除了一盏煤油灯，家里什么也没有啊，母亲就坐在堂屋里，坐在门前的地坪里数星星，看月亮，她想从那遥远的星星月亮里找到她心里的希望，找到她儿子美好的前程。

好人不一定有好运，好事也许就得多磨。正当考试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作为生产队领导带领基干民兵在南洞庭湖做血防工程（在湖里边做一道围水堤以灭螺），回家时感染了急性黄胆肝炎，一病就是几个月，那时家里还是很穷的，母亲要大哥把家里的一头准备过年的猪卖了为我治病。而且有钱也没有办法，因为那时治疗肝炎还没有特效药，连肝乐注射液也是二哥想办法买到的。大哥托原来部队里的战友关系才帮我找来四合肌肝注射液，这可是救命药，效果特别好，可就是数量太少，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些日子，母亲日夜守在我身边，生怕我为高考担忧，生怕我因考试落榜而伤心，每天早晨用米汤冲一个鸡蛋给我吃，里面还放了蜂蜜。每当我望着复习迎考的书发呆的时候，母亲就会轻声细语笑着对我说，不要乱想，先养好病，明年上半年身体不行，就后年考，妈相信你会考上的。我生来就是瘦弱，这一病，在当时医学不发达的时期，这病还真的难以一时治好，转氨霉就是降不下来，肝功能不正常，第二年考也没用，因为第一年考上大学的好多人就是因为肝功能被打下来的。所以母亲认为养病第一重要，我听了母亲的话，大哥二哥也是同样的想法，都帮我做思想工作。说心里话，当我看着比自己成绩差好远的同学都考上大学到大城市里去了，我能不哭吗、心里能不着急吗？那时候我真的太天真不懂事，只知道母亲在哄自己，却不能体会母亲的内心比我更急更苦，只知道二哥给母亲打针的次数频率增加，母亲旱晨坐在床头喘气咳嗽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而母亲一旦从床头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做早饭，用米汤冲鸡蛋给我吃。那时家里的母鸡下蛋好象就是专为我服务的。

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我的身体恢复得十分好。尽管影响了我第二年的高考，但身体却比原来胖了许多，由原来的九十斤，长到了一百斤。第二年秋天，大哥让我参加了征兵体检，主要是看我身体到底怎么样了（作一次全面检查又可以不付钱），谁知一试就中，体检合格！这下麻烦来了。那时应征青年入伍是有指标任务的，这年全大队体检上了五人，而只有四个指标，谁都想去当兵，因为我知道，我到部队后同样可以考大学。大哥又是民兵营长，他心里也是想我去的，因为他知道部队里最看重文化人，他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提不了干，代了三年排长还是复员了。二哥也支持我去，当时大队支书也想我去，因为这五人中只有我的文化最高，希望我有出息，而且他的女儿被我的母亲选上了，双方大人都想成了这门亲事，我只是感觉到了，因为支书的女儿天天到我家里来玩，还不时地给我一些复习资料。那时把女儿嫁给军人可是脸上有光呀。所以我还真的作好了当兵上部队的心理准备了。可母亲一锤定音：桃妹子不能去，我要看着他明年考大学。她哭得泪人似的，说大哥在部队当了六年兵，还是回来了，你现在眼看着有大学考，为什么要去当兵？谁再说桃妹子去当兵，我跟他没完。一堵气，咳血与气喘不停，全家人都敬重母亲，还有谁敢言去呢？我便安下心来复习迎考，于是我背上行李，带着母亲给我筹集的钱粮，来到了一坡岭下，板桥湖边，开始了我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迎考复习（当时县教育局在这里设置了一个高考复习班，把全县有希望考上大学的社会青年集中起来培训，请来了全县最好的老师，我们这个班52位同学，那年考上了49人）。

当中国的开国皇帝毛泽东，开国元勋周恩来，朱德等相续离去后，越南小子以为中国无人了，开始在中国广西边境滋扰边民，企图一改边界而无视我大中华。邓小平从美国访问回来，振臂一呼，人民解放军杀开血路，毁了凉山（这是中国人为越南人修建的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反越自卫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以30万血肉之驱换来的（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就牺牲于这场战争，与我同时参加体检入伍的一位同学在战争打响后当了逃兵被遣送回家，至今在家务农）。30万人，不但要为他们立碑（我去过一次越南，沿路都是为中越战争中战死的越南人建立的“烈士陵园”，大概是二十里地一个，越南人都在为他们死去的士兵们立碑，何况我大中华乎），还要迅速补员，于是中央军委一道命令：凡78年秋季体检合格的基干民兵，无条件的应征入伍，以补兵员！当时我正在板桥湖边学习西班牙语（时教育局吴局长亲睡在点将：凡英语成绩好的选10人参加该语种学习，以为准能考上北京第一国际外国语学院，因为78年考德语的只有8分都被录取了，考日语的只有6分被录取了，英语的只有20分也被录取了），出国当翻译的美梦诱惑着我们当时的年青人，我也是热血沸腾。一个冬日的上午，公社武装部干事来到一坡岭下，校长亲自找我谈话，并派张老师给我收拾行李，我在热情友好的护送下，连与面壁苦读的同学道声别的时间都没有，就这样大脑一片空白地跟着回到了公社（没有回家，因为第二天就要出发）。

刚放下行李，公社武装部长与大哥来了，看样子是做好了大哥的工作后一起过来的，传达指示后指名要我在当晚的新兵入伍欢送晚会上作表态发言。当晚我就住进了新兵营，穿上了原来梦想的新军装。原来想当兵，母亲不肯，这次我不想当兵了，却已是军装在身，手里还默默地抚摸着那本厚厚的西班牙语语法，眼前似乎还在做着马德里夏日海滩日光浴的美梦。

第二天早晨，母亲和支书的女儿来了，母亲见我已经穿上了军装，便一把把我拖出来，抱着我的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我不让你当兵，我决不让你去当兵，当初你爸要你学木匠，你不愿意，我要你学裁缝，你也不愿意，你就是想读书呀，有大学考了，你得了重病，考不了大学，你哭得那样伤心，做梦都在说要考大学，可如今有指望考上大学了，为什么还要去当兵！死了那么多人，难道你要去送死吗？你还要妈这条老命吗？……母亲重复着这几句话，一时间把整个公社闹翻了。善良纯朴的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大道理，在她的眼里，只有儿子重要，儿子生命大于天！她不知道什么叫匹夫有责，她不知道有国才有家，她不知道书生报国乃天经地义，她只知道儿子就是她的命根子，这个儿子是她一生中的命，她与这个儿子一生一世有着永远剪不断的连心带……书记来了，部长来了，接新兵的首长也来了，该来的人都来了，大哥左右为难，二哥和妹妹手足无措，支书的女儿也跟着娘大声抽噎。我抱着母亲哭道：妈妈，让儿子去吧，这是国命，这是军令，儿子现在也不想去啊，可能不去吗？妈妈，我在部队也能考上大学的，您放心吧，好不好？母亲哪里听得我这样说，一时性急把我身上的军装用力一撕，当场晕了过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