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上周四晚,香港广播处朱培庆处长与一艳丽女子同行,“不幸”被媒体记者发现,遂惊慌失措地逃离现场。第二天,朱的“桃色门”组照即遭曝光,并迅速成为舆论聚焦的公共事件。朱培庆11日下午5时会见记者,表示已向香港特区政府表明,希望尽早离职,并对近日的事件引起不便表示歉意。
媒体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已婚的朱培庆在铜锣湾与一名浓妆艳抹操北方口音的女子同行,状甚亲昵。被传媒撞破后,朱立即蹲在女伴背后,最后更甩开女伴落荒而逃。这位朱处长实在是个傻x,与艳女同行被记者撞到有什么好怕的?谁没有个三朋四友?就说我朱处长在基层调查民意人家还能不信?再不行通知这家媒体让这位记者走人,哪个媒体敢不给广播处长面子?这样一点子事情都摆不平,只知道一个劲地道歉、请辞,明摆着没见过大世面嘛。
看看我们内地当官的,别说小小的处长了,比处长大了去的官明嫖暗养照样官运亨通的大有人在。
就说同为处长的江西赣州市交通局副局长兼港航处处长曾凡旺吧,1998年任宁都县副县长时在赣州嫖娼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这性质,比跟一个艳女同行严重多了吧。可是,人家曾副县长却照样官运亨通。如果不是后来受贿案发,曾局长还在继续做他的“资深嫖客”呢!
再说广东省河源市市委原副书记卢建中吧。2001年,卢建中还在当县长,在连平县某大厦嫖娼。事隔不久,卢收到录有其嫖娼过程的一盘录像带,写信人敲诈他150万。面对这样的糗事人家可不慌,卢建中太有办法了。他找到河源市公路局局长谢某,让其支付3万元打发卖淫女离开河源,又找到河源市和连平县的几个干部,出钱满足了勒索者的要求,事情就这样被摆平了。
还有最近曝光的“反腐明星”,上饶市纪委一室主任黄巨东吸毒嫖娼案。人家才是个副处级,又是清水衙门里的人,人家照样能经常从上饶到南昌吸毒嫖娼,并让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出钱帮他养情人,付嫖资。同时照样不耽误当“腐败分子克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要不是偶然被抓个现行,还不是照样在风流快活?
相比而言,你朱处长只是跟一个艳女同行,连勾肩搭背都没有,就方寸大乱了,也太书生气十足了。朱处长应该到内地好好学习,好好接受教育。要是没有一点“摆平”事情的本事,你就别当什么处长、局长的了!媒体说朱处长本来明年5月就要退休了,以他贵为首长薪级第六级(月薪约17万元)的职位,本可在退休时一次性领取退休酬金900多万元,之后每月还可领取长俸金5万多元。若朱处长因为和一艳女同行就提前离职,那损失是巨大的,也是太不合算的。和内地的官员比,你那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
香港是法制社会,内地也在大抓法制建设。笔者在感慨香港官员小题大作的同时,更感受到了中国优秀文化在两地传承程度上的差异!比如启蒙的《三字经》就指出:“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而内地的一些家长,为了孩子不受委屈可以打到学校去。内地的教师为了多挣钱,上课不认真教,热心于课外辅导。近日还曝出了贵州两名教师胁迫18名女生“卖处”大案。身为家长、教师,自己都不知道怎样做个正直的人,又怎么能教育好下一代呢?还有,我国自古以来都憧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和谐社会,崇尚“见义勇为”的壮举。但现实往往又是另外一回事。7月10日,南京街头有两名小偷行窃时被发现,将偷来的钱当街抛撒,遭到众多路人的哄抢。虽有群众帮助拾拣,但一万元现金只找回两千元。至于不仅见死不救还起哄的报道也屡见报端。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和越反越腐的不正常现象是否相关,笔者不好妄下断语,但至少我们可以反思,和香港的吏治相比,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官员遇事总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什么他们就没有一点畏惧心理?我们希望有那么一天,当内地的官员携艳女同行时也会因惧怕记者而惊慌失措,当“××桃色门”的照片也能够出现在媒体上并成为舆论关注的公共事件,当身陷“桃色门”的官员不是基于上级的批示,而是基于民意的压力不得不主动请辞时,我们就可以说,内地的法制建设已达到香港的水平了。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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