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支配精英的时代，精英们已经没有了以往的权威，一切由大众说了算。任何传统，任何现象，任何个人，只要符合市场运作的潜在规则，都有被重新包装、定位甚至是彻底颠覆过去的可能，从而以一个大众认可的姿态重见天日。

文化的商业化热潮也就必然地要迎合市场运作规律了。在此热潮之下，公民的言论自由得到了绝对的释放，大染缸里每个观点都具有生存的权利，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谁对谁错，孰是孰非完全由大众来裁决。看起来这是很理想的状态，但是别忘了，市场化这把双刃剑可以繁荣文化，同样也可以毁灭文化。在文化快餐的浮华之下暗流涌动，陈旧腐烂的文化之食，又被重新包装，披上华丽的外衣，从而堂而皇之地摆在文化大餐的桌面上。孔子可以被认为是几千年来中国最大的伪君子，《兰亭集序》可以被指是捧出来的经典，在这种情形之下，本是毫无争议的文化大师苏东坡被推上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文化流氓。

苏东坡是文化流氓最大的罪证是他徘徊于政治与文化之间，从来就不是一个彻底的文化事业从事者。这是可笑几近于荒唐的，在古代，男人最大的出息就是出官为仕或者是征战沙场，其它的一切都必须为此让道，文化也不例外。因此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一开始就很合理地并不存在，但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化的积累与沉淀是出官为仕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通过科举而官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因而就造成了文化与政治极其微妙的关系。而苏东坡的出色在于他很巧妙的处理了这层关系，避免了“不太闲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这种读书人的常态模式。我更愿意把朱大可先生的话反过来说，以形容苏东坡的这种高超技巧：作为高层文官，他放达江湖却不失体统，作为文人，他忠于国家却又不失潇洒。我不认为，这种技巧有什么过错，这只是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风雨飘摇的江湖之中的生存之道罢了。

苏东坡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的不彻底性是造成后人在文化认知上无法与其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突破了文人无法获得与他们文学上的成就相匹配的政治地位的常规模式，而以一个全新的姿态享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他找到了文化上与政治上的平衡点，游刃有余地行走于文化与政治之间。这是历代文人努力的方向，也是他们始终没能如愿的一个心头的痛。其实，文人从政先天条件上就已经不足。文人的一个通病就是自视甚高，他们自以为胸怀治世经国之才，以为文化上的出色可以掩盖政治上的幼稚，以为云谲波诡的政治环境是可以放浪形骸的江湖。他们错了，他们放达江湖的那一套根本适应不了险恶的政治环境，他们进入的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环境，这种陌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透在骨子里地把你视为异类、政敌。而这种陌生又巧妙得完全藏匿于表面的热诚之下，对于单纯的文人而言，他们根本无法察觉其中的险恶用心。他们缺乏的不是满腹的经纶，不是济民救国之心，而是在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基本政治手段和政治嗅觉。盛唐李白，晚唐李商隐，北宋柳永无不是因此而在官场之上风雨飘摇、折戟沉沙，甚至是后半生的苏东坡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而其中最具典型的当属李商隐了。从他两次卷入牛李党争，不断地受到打击、排摈可知他根本就是毫无政治头脑，无奈之下只好远走他方，一生郁郁不得志，落得空叹“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悲哀。最后人老志衰，随人作幕僚，得他人之用时，吟出“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实在是令人心酸。后人崔珏用“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来概括李商隐一生的政治抱负，我看是太抬举他了。在政治前途上，他只是幺麽小丑。事实上，不光他如此，从大的范围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认定许多优秀的文人都是失败的仕子。

政治上的失败，往往能够促成大师级的文人。苏东坡的创作高峰是在其因“乌台诗案”而贬谪黄州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超然与洒脱。苏东坡浑身脏水地远离了京城，远离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沉重的政治包袱。这时的苏东坡虽然仍身负黄州团练副使的政治头衔，但苏东坡已经开始反思，开始感觉到文化与政治在自己体内的冲撞已经不可调和，切实地感觉到自己在政治前途上已经有心无力。这种政治上的挫败感是他从来没有感觉到的，他感到无助，感到匮乏，急需要找到自己精神上的依托。他开始展露成熟后的睿智与豁达，开始试着放弃曾经令他热血沸腾的政治地位——消极从政。这种放弃是无声而具有震撼力量的，这标志着苏东坡将以一个文人固有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苏东坡经历了一次从生到死，死而复生的生命的洗礼后，如遁入空门的和尚，一切趋于虚无缥缈，泰山亦若过眼烟云，尘世的纷争又与己何干？摆脱了俗世的纠葛，心归于平静自然，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升华，无论是在文学成就上，还是人生价值观上都达到了其人生的新境界。原先建立起来的霸道而毕露锋芒的人生价值坐标渐渐模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成熟而安于现状的新的人生航图。名利、权势淡出人生舞台，淡然、孤寂悄然登场。

苏东坡终于完成了自己政治生活向常规生活的过渡。这种过渡决非是流氓式的逃避而是顺其自然的必然选择。险象环生的政治生活为后来大彻大悟的常规生活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大彻大悟的常规生活又是对险象环生的政治生活的归纳与总结。毫无疑问，这两种生活形态对苏东坡个体生命的构建非但没有使其成为“文化流氓”，反而使其个体生命形象彰显具象之美。这两种生活形态的糅合、提炼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是可怕的，而苏东坡幸运地加速了这种反应，纷争、嘈杂归于成熟后的平静、纯明。一次空灵而淡定的与原始自然的壮丽对话就此展开。

对话的内容是关于人生价值和做人处世的探讨。这次探讨是严肃而深刻的，是苏东坡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才取得的与原始自然对话的资格。这一切都表明了这必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对话。历史上恐怕没有哪次对话对文化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苏东坡默默地注视着这片无言的山水：并不算美但幽雅而宁静，并不嵯峨但含蓄而错落有致。一天，两天，三天，终于，他们产生了共鸣，融为一体，苏东坡一发不可收拾地把全部的感情都投注给了黄州。《卜算子》、《定风波》、《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一一在黄州山水的孕育之下诞生了。《卜算子》的孤独无告、《定风波》的乐观自信，飘逸旷达，《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豪迈奔放、前后《赤壁赋》的漭漭沧沧让苏东坡尽显具象之美。

这次壮丽的对话奠定了苏东坡的文化地位。这种劫后余生而大彻大悟所获得的文化地位对许多文人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高度，但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这种高度的叠加不单单是靠文化的力量来累积的，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其个人的人格魅力对文化的渗透。这种魅力对一个文人而言是可敬而稀奇的，相比那份故作高深的严肃，苏东坡的亲切与憨厚显然要可爱许多。单就文学上的成就而言，欧阳修、辛弃疾、陆游可能都不逊于苏东坡，但他们的严肃正经实在是没有苏东坡的那份亲切来得可爱。苏东坡一生官至八州，喜结好友，上至皇帝老儿，下至卑田乞儿，无论妓女还是和尚，都能与其言欢。这是一种自信而有力的人格魅力的绽放，我决不赞同把这种人格魅力看成是对文人来说不必要的奢侈品，相反地，这种兼容乐观的生活态度应该成为文人端正创作姿态的准备工作。但偏偏又是这份亲切构成了他“文化流氓”的又一大罪证。诽谤者无限放大了苏东坡的个人人格魅力对其文化地位的影响以掩盖苏东坡的非凡的文学成就，试图捏造出苏东坡流氓文人的事实。

事实上，所有的这些对苏东坡的控诉，都源于人性阴暗的一面——嫉妒。这种嫉妒是不易察觉地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群体式嫉妒，这种嫉妒是在社会群体式赞美的前提下而产生的。这两种群体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是文人，后者主要是大众。苏东坡罕见地把政治觉悟和人格力量巧妙地融于文学创作之中，因此而树立的文化标杆让后人狼狈不堪。精英引领大众的年代里，这种文化高度让人肃然起敬、顶礼膜拜，而市场化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带来的是对崇拜的质疑、颠覆，过去所建立起来的文化秩序被市场化的潜在规则所取代。

市场化的洪流冲开了人性的缺口，嫉妒的生存空间得到扩大，并且进一步膨胀造成理性的泯灭，终于产生“不能超越他，那就诋毁他”的丑恶心态。文化开始进入到纷乱无序的状态。终于，衣冠楚楚、享誉千年的文化大师被装扮成披头散发、不学无术的文化流氓被生拉硬拽地推上了现实的舞台。来吧，看看这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伪道德吧！

苏东坡尴尬，其实我们更尴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