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
罗春会
一
我常以为爱情会叫人不顾一切,有时甚至脱离现实;我也常常想人有时其实就象树叶一样,不定什么时候飘落到什么地方?
毕业那一年,我在西安一所陆军医院临床实习。本应去四川成都的我,为了缩短离家的距离,请求班主任将我安排在西安。其实那也是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毕业后的落脚处——在哪儿工作。
那一年,我正和一个姑娘恋爱,她是我的同窗,美丽如花纯情如水一般的女子。
但是我还没有想到过爱情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哪怕我飘到女友的那一方,或是她为了爱情飘向我。
那时我们都非常热衷统一分配,因为统一分配的单位大部分是一些国防企业。我的兄长就是驻我们县城五大国防厂中的一家,他们待遇好,工资又高,我很是羡慕他。
来到西安的那一年秋末,世界和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海湾战争的爆发;一是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我不仅在信件里为女友分析海湾战争形势和两国军事力量概况以及自我预测的战局;并且不遗余力地购买各种亚运会徽纪念章寄给她。原来每天都能见到她的,但自实习后想见一面却非常不容易。我有时恨不得自己变成一片树叶飘向她,所以书信成了我们思念的全部寄托。当每周一封信飘向她的时候,我也就盼望她的心也向树叶一样飘向我。我一直认为那是我生命里最美丽最浪漫的一次爱情,尽管那是秋天。
北京亚运会的热浪已经过去;萨达姆和老布什因为海湾战争而成了世界谈论的焦点,然而海湾战争象风一样地飘了过去。那一年的冬天,古城西安在一场风雪的掩盖下异常清冷。但是我的心始终热血沸腾。
春节也飘过去了,紧接着,春天也在城市的上空飘走了。
二
事情实在有些偶然,否则我也只能听天由命。
是的,在我见到一个人的时候,我想,我渴望的爱情将有一个完整的结局。当春天从这个城市的上空飘过的时候,我们收住了一个来自汉中的女患者,陪她看病的是她的东北丈夫,都很年轻,三十多岁。看到她是汉中人,我的心骤然有了亲近感。出于礼貌,我去看望了这位患病的女人。好客而有聪明的东北丈夫有些感动,便邀我到医院附近的小酒馆吃饭。闲谈的间隙荡溢着啤酒的泡沫,酒馆的清净弥漫了话语的声量。啤酒和凉菜似乎真诚地牵起了陌生的手,亲近也就十分自然,话题有时也显得不着边际。记得有一次我随便地说到对毕业分配的忧虑,不想那患病的女人说:“这有什么难的,他(她的东北丈夫)爸是我们厂厂长。”不知道这是她的诚心,还是女人一贯常有的信口开河。但我并没有多加分析她的这句话有多少分量,而是突然想到我与女友的将来一定非常美好,我和她将不会飘来飘去了。(然而就这女病人的一句很随便的话,让我后来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以及由此被人对我人格产生了怀疑,怀疑我的除了东北丈夫,还有我的女友。)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考虑活动的资金了。我知道有人办事也得有钱。我不知道成功有多少把握,但我压上了这一宝,盼望事情能水到渠成。
在我不断地向这对夫妇大献殷勤的同时,还以自己娴熟的技术为东北丈夫做了一颗缺失的义齿,并请我西安朋友的兄长——一所警校的少校军事教官以我家人的身份来游说。我请他的意思是不想让人把我当小孩子欺骗或者把我当冤大头涮了。那时朋友的兄长并不乐意,但还是去了;我的兄长也从老家他的工厂赶了过来。为了我,坐在酒桌旁的兄长撇着生硬的普通话说,为了我,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值得。兄长的话当时感动了我。可后来我才知道兄长的话只是感动了我,并不能感动那个东北人(我这人很老实,也有些书呆气)。而且兄长来时也为我准备了几百元钱。那时他的每月工资才一百多一点,积攒几百元钱很不容易。家乡的朋友也不断地把钱寄给我。那一段时间,汇票就象雪片一样飘向我,票面上都盖有“高额汇票”字样(十多年前百元一上的款就是高额了)。很快我筹集了一千多元,一千多元里有一半是贷的。我没有想这么大一笔钱将来怎么还,只是想着先顾眼前,只要得到了自己愿望的爱情,以后的事情自然会轻而易举(然而这笔钱到后来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才还清,而且还了近二千元)。所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有了钱,就要靠我东北朋友的厂长父亲来成全我了。成全了我也就是成全了我的爱情。
三
我开始在西安和汉中之间飘来飘去,有时我早晨还在西安,次日早晨就已经到达汉中;或者晚上我还在汉中,第二日六点已经走出了西安火车站。坐在火车上,我常常心怀久远,一边憧憬爱情的美好,一边向上苍祈福。南来北往的旅客操着南腔北调对我根本没有什么好奇。车轮快速而重重地碾压在钢轨的交接处,有节奏的声音此起彼伏。车窗外,远处那飞速飘过的村庄有灯火闪烁,我似乎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又到什么地方去。前途未卜,我并不快乐。我就象一片树叶,在夏天的关中平原飘荡。
我见到了东北丈夫的厂长父亲,当然我是备了一份礼物去的。他大体是知道了我在西安曾经对于他儿子和儿媳的照顾,对我有一点感谢的意思,所以在家里做了礼节性的招待。至于我谈到的工作单位问题,他说只要我能到省厅要到一个指标,进他领导的厂子丝毫不成问题。我很高兴,觉得成竹在胸。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朋友,朋友有些忧郁地说指标要让厂长向上面要,咱们是要不来的。朋友还说人家根本不想帮我的忙,这是高明的推辞。听了他的话我又去了几次,人家还是过去那一句话。我一看没戏了,就自己去许多国营厂寻求答案,他们的回答和我最初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尽管我把希望寄托在东北丈夫的厂长父亲身上,尽管我如水一般地把自己筹集到的一千元用的所剩无几;尽管我从这儿飘到那儿,又从那儿飘到这儿,或者有一天我还在我的家乡,可不久,我又去了西安,或是汉中;即使我去找我的老师,老乡,又送礼物又送钱的仍然无济于事。身体为事情而憔悴,心情也为事情而焦虑,但事情依然没有着落。烦躁的情绪里,我把情况反映给女友。信里,她说万一不成,也不必强求。要我注意身体,少抽烟。警校的少校军事教官和我的兄长都没有起什么作用,我竭力筹集的一千多元钱也打了水漂,我飘来飘去的结果失败了。但那时我一直认为不是东北丈夫不肯帮我,是我没能耐,要不来指标。(现在想想自己那时真是愚,自己是何方神圣,能求来那注大香?)所以他依然是我的朋友。我的心情很沮丧,但女友在信里说,她还爱我。这多少给了一些安慰。
四
我终于实习结束了,要离开学校的前几天,东北丈夫厂子的公安科突然来了几个人调查我,我有些莫名其妙。他们很是威严地问我是不是去过朋友东北丈夫的家。我如实说去过。他们还声色俱厉地问我哪来的钱(指的是我曾经为他们家和他花的钱),我也如实相告。他们说调查我的原因是东北丈夫的家被盗。我没有想到这是我的朋友东北丈夫为他们提供的,当我看到我这个友好的朋友就在学校的周围逡巡时,我才明白是他怀疑了。我很委屈地对向我走来的东北丈夫说,你怎么可以怀疑我呢?那时我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因为我的同学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似乎我曾经做了贼。而让我更为难过的是那几个公安科人还去了我女友的家。其时女友已经毕业回家,我的同学告诉我,女友对那些来调查我的人说他也不知道那时我哪儿来那么多钱?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当初警校的少校军事教官曾经告诉我说,东北丈夫很狡猾,叫我注意。可当时我并没在意,怎么能想到江湖险恶。
毕业前夕,为了爱情,我感觉自己象风,象树叶,象浮尘地在几个地方飘荡,飘来的是被人无端的怀疑。因此在坐上要回家乡的火车上,对着送别的安康朋友,我涕泪交加,痛哭失声。
那一年,我在家乡、西安和汉中飘来飘去,最终还是在七月飘回了我的家乡。三个月后我上班了。五个月后,在一个风雪飘飘的年关,我又一次飘到了女友的家。年夜,就是在那儿过的,但不是在女友家,也没有我久久思念的她相陪,是在夜色里,在寂寞而又喧闹的城市里一个清冷的旅馆里。
我又飘了回来,一个人。十多年来,尽管心时时在飘,但人总没有飘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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