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哥的大学梦

在毛泽东时代，拉关系走后门这块[ch*]女地，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垦。但是林彪折戟沉沙后，历史的车轮在王张江姚的推动下，滚滚前进到了文化大革命尾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未必没有人背离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我的二哥就是这一时期的牺牲品，母亲也在这一时期雪上加霜。

在我青春的字典里，时间记载着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夜的风云掌故，学黄帅学张铁生，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人的主要任务。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工农兵大学生应运而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当家作主人，自然工农兵大学生的上学资格就得由贫下中农作主，集体推荐上大学。当时好多高中毕业生就这样被推荐上了大学，不管他成绩好坏，只要有关系就行，当然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品学兼优者，没有关系也上了大学，这在当时真的是太值得庆幸的了。我记得那时两部电影《创业》和《春苗》里就有歌颂工农兵大学生的情节，今天看来也许是一种浪漫吧。至于老三届则全部是封资修黑货，是批判对象，踏上一万只脚，永不得翻身。那年月，不说上大学靠推荐，就连我们在学校读初、高中也是靠推荐。在毛主[xi]“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引下，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学校开门办学，说实在话，我们都陶醉在这岁月，确得幸福光荣自豪。其实学校只开门，不办学。我两年半初中（教育改革又增加了半年）是在学黄帅（反对考试闭卷的少年英雄）中度过的。因而我上高中就没有初中毕业考试，当时考试只是一种形式，全部是开卷（因为黄帅毛著学得好：抄一遍也是好的）。就是由管理学校的贫协主任坐镇推荐的。高中两年，是在开门办学，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中完成的，也没有举行毕业考试，当时我由农机班转到文体班（那时的高中必须每个班有一个专业：如农机、卫生、农技、文体等，因为我的羽毛球和排球打得好，还会吹笛子，弹风琴，自然就是文体班的顶尖学生了），我们文体小分队完全按军事化装备（背包、黄军鞋、步行拉练等）打着红旗到全县各地巡回演出30多天（每到一地做三件事，为贫下中农演出一场节目，到当地学校打一场球，到村里做一天劳动，听贫下中农讲革命故事，忆苦思甜），返回学校就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了！当时工农兵大学生就是在这样的高中毕业生中精选的（应该肯定：当时工农兵学生中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后十分优秀，成为了祖国建设的精英）。

我高中毕业那年的８月中旬，人民公社正好来了一批湖南医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指标，在我村必须推荐一个高中毕业生去读大学。我二哥在大队是一名颇有人气的高中毕业生，但由于家庭背景低（在大队没有做官的亲戚朋友），当不了民办教师（那时能当上民办教师的基本上都是村里领导的子女或者亲戚），这时贫协主任发话了：让春妹子去（我二哥的小名）！就这么简单！简单得连村委会研究、确定到表决的时间仅在五分钟内完成。于是立即要将名字送到公社，送到县，十五天内动身。这一下可把母亲喜坏了，怎么老天也开眼认人了！二哥也如梦中一般，虽然正好圆了他想学医以报母恩的梦。母亲这个喜呀，你看她：特地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头合小格（124斤）的猪，为二哥添置行装，做新衣服，请剃头师傅上门为二哥理发，赶紧做好吃的给二哥吃，家里生蛋的黑母鸡也杀了，平常过年哪里有过如此丰盛？母亲此时已经不再象往年那样怕家里没有劳动力了，因为我已经高中毕业，只有一个小妹读书了，听说大哥即将复员，因此根本没有后顾之忧。二哥要上大学了，这可是我家的祖坟开了坼，母亲能不当成全家最大的一件大喜事来操办吗？

天有不测风云。准备动身的那天，突然接到通知，二哥因父亲在抗战期间参加过洞庭湖“密辑队”（其实是当时地下党员组织的一支秘密运输队，我父亲当时在沅江一带作为地方百姓自愿参加为其运过三次粮食，大哥当兵的时候专案调查过，作出了“志愿支持抗战军队”的结论），政审不合格，指标已经转让给村治保主任的大舅子了（其实是治保主任在办理此事时经不起他老婆的煸动，被逼着在上报名单时偷梁换柱了）。晴天霹雳！母亲当时气得吐了一大口鲜血，差点晕厥过去。就要去大队部评理。治保主任正在第四生产队的晒谷场上，拿着一把谷耙子做事，见母亲来得凶狠，不容我娘询问，就是顺手一推，说道：你老公当过奸细，还有脸来吵闹！可怜身薄如纸的母亲如何经得起这一推？当即倒在那个谷耙上，右手掌正好合在耙边上的一个生了锈的铁钉上（幸好是手掌，要是头部的任何一个部位怎么得了？），几乎钉了一个对穿，当时鲜血如注，见不得血的母亲一下子脸色苍白，全身打冷颤，不省人事，全身卷缩在谷场上。趾高气扬的治保主任，不但不去救我母亲，反而边走边说：少装蒜，老子才不吃你一套！天地良心这杠称在治保主任的眼里，应该早就被狗吃了。幸好当时村卫生员（我二哥初高中的同学）及时赶来，要不，母亲这次真的难免于难了（右手掌烂了近两个月才基本康复）。

从娘肚子里落地就知道吃苦耐劳的母亲，虽然没有读书，却真正是在“劳力者治于人”的千年教诲中默默忍受着自己的苦难，大大方方地享受着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幸福与快乐，拉扯着每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在大中跃进时期、五分时期，四清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初中期都认着自己的命挺过来了。可是今天她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如此欺人太甚的世道，怎么也不可能让老娘相信这个理！难道真的象我在学校听诉苦大会一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母校的反抗得到了什么？一个如此贫弱的女人，又能用什么方式反抗呢？那天母亲醒来后的唯一反抗就是捧着二哥的手失声大哭！就是过度的自责：是妈妈不好，是妈妈没有用，是妈妈坏了你的前程！母亲不知道找什么人论理，到哪个衙门发泄。那个本性善良的心就只知道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这件更不应该发生在我二哥身上，除此之外，就是哭，还是哭，哭中带泪，泪中茹血，这一把泪一大口血的哭泣被软弱无力的世道人情所吞噬。

这年我十六岁，刚在四中的大礼堂代表全校毕业生作表态发言，在领导师生的一片赞扬声中走出四中的校门，兴高采烈地回到家乡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事业。也许血气方刚，也许是高中文体班的生活特别是那最后的三十天社会实践生活锻炼了我的勇气，我从妈妈的血泪中从二哥的气妥中寻求一种发泄的方式：对这个没有人性的治保主任写大字报！向上级主管部门写申诉书！这可是我从读小学初中高中的每个学期学到的最拿手的本领，谁叫我读书的第一天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呢？谁叫黄帅张铁生教会了我写“大字报万岁”的本领呢？说句实在话，今天想起来我还真的的佩服自己当时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因为我根本没有把那个什么大队主任放在眼里，我那时也根本没有想到过要找什么关系，也不会找什么关系（当时我的高中同班同学的父亲就是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我与这位同学往来甚密，他是团支部书记，我是副班长兼学习委员，但至今我没有告诉过他这件事），只知道这个理不成，要把这个不全理的事捅穿天！我当天夜里就坐在妈妈身边写了三份申诉书，人民公社一份，县政府一份，省政府一份，全用快邮发出，第二天又买来红纸写了三张大字报，大队部一份，大队的学校一份，大队的机埠一份。这下真的翻了天了。这还了得！治保主任气得脸色发紫，扬言要打人，他的老婆还到我的家里来了三次，威胁恐吓我，并恶狠狠地说“只要你不把大字报收回来，你这一辈子就别想在大队里做半点事！你永远不想走出这个大队！”要知道这个女人可是我的启蒙老师，我1966年上学的第一天就是她领着我们红小兵游行批斗一个地主出身的老师，还教我们做高帽子戴在那位老师头上，后来在学校她亲自己教我贴出了第一张批判我的恩师的大字报，她做梦也想不到是她亲自培养的学生写了她老公的大字报，而且因为我的申诉书，省批示县，县批示公社，我那位同学的书记父亲硬是把她的弟弟从长沙退了回来，还责令赔偿医药费，并对她的老公降职改任学校校长，她能不气么！

无论如何，二哥的大学梦破灭了！但是我的母亲做梦也不曾想到要泄心头之恨，一支钢笔，一支毛笔，比指着那个人的鼻子骂还管用！这次母亲生平第一次笑得十分开心，用手摸着我的头说，桃妹子，娘没有白送你读书。说完，娘又泣不成声……(待续）

本文已被编辑[萧月月]于2007-7-9 23:11:50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