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夏季这个时候，听到大家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高考，有孩子或亲属参加高考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或亲属考入理想的大学。没有孩子或亲属参加高考的，也对别人的良好高考成绩大加赞扬，称其将来一定会有出息，都是极力奉献出各种祝福和吉利话语。

我这时往往默然不语，或悄然离开，因为对别人来说：“大学生”是可炫耀的光荣，是对能力的肯定，是最美好的希望。而对我来说，“大学生”三个字太沉重，我为此付出了别人不曾付出的代价。

一

第一次被叫“大学生”，叫出了我一身的鸡皮疙瘩，叫出了我无比的恐惧。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只是个小学生，但我已经认识很多字了，能够阅读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在没有小说和其他读物的时候，我就抄《新华字典》，每个字都抄下了，并阅读其解释，多少也记住了一些，所以我的知识比所有同学都丰富，学习成绩也是特别的好，几个天真无邪、顽皮捣蛋的同学因此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大学生”，意思是我比大家都强，象有文化的“大学生”。有人把外号告诉了我的父母，我的母亲于是很高兴，也把我这个外号当做美名到处传扬，我却极度恐慌，一再劝母亲不要再把“大学生”当好事到处说了，这可是了不得的罪名啊！

我的母亲极其固执又天真善良，根本没把我的哀求当做一回事，在她心目中，大学生是光荣的，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大学生，是一名技术员，虽然常年在工地、在外地的工程中奔波，但毕竟不是体力劳动者，每月有几十元的收入，是个“铁饭碗”。而只有初中文化的母亲，从单位“下放”，没了工作，只能在短暂的夏季打“毛子工”，还得到处求人才能谋来这一份临时的工作，每天在建筑工地出大力流大汗，脱坯、搬砖、推车、筛沙、和泥，早出晚归，每月辛辛苦苦才能挣十来元补贴家用，她想让我象父亲那样凭本事生活，不想让我象她那样凭力气生存，所以将来让我成为“大学生”是她最希望的。

但父亲和我都明白，当“大学生”的好事绝不可能轮到我的头上，我不是又红又专的学生，所以当“大学生”也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事，将来当上当不上也不会失望或伤心，但现在把“大学生”这个外号叫出去，则大祸不远矣！

虽然我在心理上知道“大学生”外号可能对我产生的致命杀伤力，但是祸躲不过，无论是同学还是我的母亲，都没有被我阻止，他们照叫不误，终于这个外号传到班主任的耳朵中，引起了她的高度警惕。她与其他教师一样都没有上过大学，对大学的了解大都来源于电影《决裂》，来源于那句著名台词“马尾巴的功能”。

本来就认为我有走“白专道路”的嫌疑，这回有了真凭实据，当“大学生”说明我学习态度不端正，妄想逃避“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她想深查阶级根源，找出我是从家庭里接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确凿罪证，但结果令她失望，我们家不是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至少有简单的生产资料或少许土地，而我的父亲是孤儿，比贫下中农还贫，贫到一无所有，只能为地主富农当牛做马做雇工，是农村的无产阶级，是彻底的革命队伍的人。但她也绝不肯放过多少年才遇到的一个坏典型，只能就我自身进行批判了。

针对一个同学召开了专场批斗会，这在我们建班以来是惟一一次。老师定好了批白专想上大学的基调，要求全班同学必须参加批判，人人发言，如不发言者，与我同罪论处。其实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同学们的政治觉悟比我高不到哪里，发言的内容也五花八门，上纲上线也上不到点子上，最轻松的反而是我，我只是站立起来，听大家发言即开，费腿而不用张嘴。而同学们却竭尽脑汁想发言词，人人必须过关，又难以轻松过关，他们这时感到知识有用了，没有知识和文化，连恰当的发言词都想不出来，于是几位座位离我靠近的红小兵干部，趁老师不注意，小声向我求救，让我教他们用什么词批判我自己。我有几手绝活的，其一就是嘴唇不动，却可以说出话发出声来，就用这种方式在老师眼皮底下告诉了他们几句批判词，他们现学现用，老师很满意，侥幸过关。还有的发了几次言，都不合乎要求，甚至模糊了界限，有替我张目之嫌，竟也被罚站陪我挨斗。我自己被批斗，还觉得好玩，而让同学陪着，却于心不忍，就开始施展我的另一手绝活：挤眼泪。我当时可以随时挤弄几下眼皮就涌出泪水的，不用象别人用唾沫往眼睛上抹，我带着鳄鱼的眼泪向四下扫视，同学哗然，老师一看，高兴了，把我批哭了，终于可以收场了，宣布批斗会胜利结束，解救了一批发言没过关还在犯愁的同学。

课下同学们马上忘了批斗会的事，与我如以前一样和好，其实“大学生”本来就是他们闹出来的，并非我本意，我被批斗他们应有一大半的责任。

批斗会虽然结束了，但惩罚刚刚开始，老师认定我想上大学的动机是躲避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她于是每次劳动（我们当年的劳动也特别多）都分配给我最苦最累的活儿，锄草给我最荒的垄，割麦给我最长的垄，而且不允许同学发扬团结友爱精神，让我自己干完，经常是同学们干完了休息，在吃干粮喝水，我还在烈日炎炎下挥汗如雨，但我挺了过来，每次都是完成任务，没让她抓住一次再批斗的把柄。

其实班级真正想上大学的另有其人，他的母亲深谙社会风气，当时实行工农兵保举上大学，保举最主要依据的就是档案，其中一直当学生干部的机遇最大，因为只有又红又专的学生才能当干部。于是他母亲找到班主任或是学校领导，班主任让他当上了班级最高职务的中队长，遗憾的是我们毕业后取消了上山下乡政策，恢复了正常的高考制度。

他的班干部身份没有派上任何用场，本来按老政策最有希望上大学的他没有上去，而原本最不可能进入大学的我却靠成绩轻松考入了大学。

二

我从大学毕业，回家乡分配到了一个政府机关的对口单位，我是单位历史上第一个本科大学生，领导面对刚参加工作的我，没有以往经验可借鉴，只告诉我每天要扫地，遇到劳动等要主动抢着干，尊重老同志等。这些我也做到了。但面对领导在工作中的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的事，尽管与我个人无关，我却是挺身出来，为被屈者叫屈喊冤，领导从来没遇见这样的部下，在思索探讨后终于恍然，我虽然是大学生，但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没有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这一代人，躲过了我们哥哥姐姐们经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总有例外，我就没有避过去，在当年的“知青”基本都已经返城之后，终于还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一个人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了三年。

行前，领导语重心长地交代，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业务，要全面学习农村工作，虚心向所有人拜师学习。

我谨记他的指示，到乡政府，揣个笔记本，每个办公室都去学习，学习他们的工作范围、工作职能，他们下村，我跟着下村；他们到田间地头，我就跟着到田间地头；他们起早，我就起早；他们贪晚，我就贪晚。很快，村村屯屯都走到了。某次与一位乡政府助理下村，他已经在乡里工作了五年，到了一个村，找村长，居然村长不知有他这个人，怀疑其身份，而助理介绍去了没几个月的我时，村长却非常热忱，对我知之甚多，才解了僵持的窘状，助理是即庆幸，又嫉妒，庆幸有我就相当于是活的介绍信，嫉妒是我去了不足百日，居然比他的知名度都高。

其实我是认真按领导交办的指示去做的，无论在乡里，在村里，我都是老老实实地干活，不端干部的架子，不耍上级的威风，在乡里劳动时，不但乡长见不到影子，连助理们都逃之夭夭，只有我与普通职工一起埋头苦干，脏活苦活累活，样样上前，样样动手，大家没几次就都熟悉我了。

在村里，工作之后，乡干部坐炕头睡觉或打麻将等待吃工作餐时，我往往去帮厨，劈柴挑水摘菜或烧火，见什么干什么，一边干一边了解村情民情，所以对村里的基础情况，我也比一些乡干部要熟悉。

在几次跟随他们下乡后，助理们不愿意带我下去了，总是说：“你回家吧，在这里也没啥意思，农村哪有城里好啊！”当初，我拜他们为师，他们很喜欢有我这个不讲报酬不辞辛苦的义务帮手，后来，发现村干部和村民，乡里各单位的职工，对我的熟悉程度比他们要多，我对工作的熟悉深度也比他们要强，他们觉得我这个“学生”抢了他们“老师”的风头，“老师”们能做的工作，我都能做，而“学生”能做到的事，“老师”却做不到，所以他们不认我这个“学生”了。

我便到了濒临江边，经常遭遇水灾的一个贫困村，拜农民为师，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村长是一心为公的人，为了村里的事情日夜操劳，而自家的承包地，都交给妻子和儿子经管，自己从来没去干过一次活，我们在一起颇对脾气，有许多共同语言，为了全村的公共事业，为了每一个种子、口粮的“双无户”，我们四处奔波，想办法，出主意，帮村民共度生产、生活难关。

一次，大江发洪水，副村长不去组织群众转移，反而私自抢救自己的财产，不幸淹死。我临危受命，接替了副村长，与其他村干部一起，担当了让村民脱贫致富的使命，在各个危机关头，把生死置之度外，奋不顾身，保护村民的人身安全，协调生产的有序进行。

我有时在村部开会、工作，就住在村部；有时到村长家与村长探讨事情，夜深了，就住在村长家。我患有夜盲症，晚上没有灯光，就什么也看不见。在城市倒没关系，因为到处是路灯和其他光源，而在农村，则是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我买个手电筒，没用几次，就让别人借去给弄坏了，我夜里看不见路，也只能随遇而安了。

三年农村生活结束，很多人与我恋恋不舍，我从他们身上的确学到了许多东西，我真心地感激他们。他们说在我身上，他们更看到了以前没看到的东西，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前电影中有，小说中有，学习的材料中有，但实际生活中却没有，而见到我，才知道实际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要给我这个“学生”写表扬信，为我向单位请功，我一律劝止。我说，只要他们认为我能从农村这所社会大学毕业就可以了，他们说当然是毕业，农民受的苦，我都受了，而我受的一些苦，农民却也受不了。他们从我身上，同样学习了很多东西，有知识上的，更有道德品质和精神文化方面的。

三

接受再教育，领导只是想给我一个教训，让我收敛起大学生的书生意气，磨去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的锐气，但没想到我真的沉到了农村的底层，把农村工作全面学习了一遍。其实我们是业务单位，不需要农村工作经验的，领导不得不把我调离了与农村农业有关的部门，他们怕更不好领导我。

调我到了一个业务最复杂、门类最多的部门，由于涉及到许多企业情况，领导故计重施，又决定让我到企业当“学生”，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没有反驳，又深入企业一年，我在大学，学习的业务知识派上了用场。在企业，有的实际业务我没遇见过，但我有丰富的理论基础，理论本是来源于实践，所以我又把理论用于指导实践。一年后，领导问企业对我“学习”的意见时，企业告诉他，我去之后，很多本来不明白的东西他们弄明白了，本来不会处理的业务经我指导他们会处理了，感激单位派人帮助他们提高工作。

领导发现我的棱角不但没磨掉，反而越磨越锋利，所以再次调动了我的工作。我不知道是领导有意安排，还是无意的巧合，这个部门是单位惟一与解放军有交道可打的部门。莫非是学农、学工之后，我还要“学军”？

我随单位的人因工作需要去了部队，部队的人请我们实弹射击，第一次摸枪的我，射击的命中率也算很高，枪枪都是六、七、八、九环，与部队的人聊起了军史和军事常识，也是滔滔不绝。领导最终没有让我到部队去当“学生”，可能知道部队生活也难不倒我，只会给我再增加一次扬名的机会而已。

四

参加工作二十年了，我仍然同刚参加工作第一天一样是个金字塔最底层的科员，有时上级来检查工作，或外地同行来参观，领导介绍我时，无职务职称可冠在姓名之后，于是就这样说：“这位是运涛，我们单位正宗的本科毕业大学生。”我想应有两层意思，第一，因为是正宗的大学生，所以在言语或工作中有什么超常的能力，也是正常的，无须惊讶；第二，我只不过是个没担任任何职务的“大学生”，所以一切实质问题都不需要与我探讨、商量。

象我这种在学校取得了毕业证的大学生，又去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社会大学”学习“毕业”的大学生，但又不给发挥所学知识、技能的岗位，工作二十年后仍然只是“大学生”的人，怕世界上也不是很多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