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工”，于现在的年轻人是一件很遥远、很陌生的事，于我们却是即便时间久远也记忆深刻，那一段经历在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所谓出工，简而言之就是农村出集体工，也就是每天钟声或哨声一响，各家各户的劳力一齐带着农具到田地里干活，一天下来，根据各人的表现，由生产队记工分数，十分一个工，一个工多少钱（那时一个工大约8分到5角之间）。那时候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它了。谁也不能、不敢拉下一天半会不去，有些人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也要坚持“出工”，可见“出工”在当时农村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出工”就是那时农民生活的全部内容。

在同龄人中，我出工的时间不算早、也不算多，因为我家当时是“四属户”（俗称“半边户”），条件比较好，家里不要求我去出工。我十岁才开始出工，而我的堂兄弟们大多在七岁就跟着父母出工了，他们一般早上出一场工才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也要出最后一场工，加上“双抢”、“秋收”做的定额工，一年下来，也能挣不少工分，也就是为家里挣回了不少钱。读书，倒成了比较次要的。

我出工，不是为了替家里抓收入，主要是出于好玩，因为同伴们都做事去了，一个人在家里不好玩，出工还可以摆脱弟妹的缠夹不清。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生产队，几十号人在一块做事，有说有笑，还可以打打闹闹、哄哄吵吵，时间很容易就过去了，多有意思。不去才是傻瓜呢。要不然，怎么会有“磨洋工”一说？

但忙起来时，绝对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有些活也确实很累。所以我的兄弟们大多是不太情愿出工的：不好玩，又累。“双抢”自不必说，平常其实也不轻松。譬如薅草皮，记工员为防止有人偷懒，一般规定了大人要完成多少、小孩要完成多少，完不成的，就要扣分，一场下来，一般的劳力手和膀子都有点发酸，我们的手绝对是早已破了皮了，而活还得接着干，有时真想扔下锄头就回去，又怕别人笑话，只得忍痛坚持。所以，我开始出工时大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好玩时才去“玩一玩”。年终结算，我的工分最少，比同伴们少了一大截，脸上也有点挂不住。因为我内心深处还是很要强的，我从不认为自己比任何人差。从第二年开始，我开始发狠了。虽然早上我不去出工，但是放了学和礼拜天，我也一场不拉的出工。

印象最深的是积肥。那时候，上面号召“大积土杂肥”，而我家没养猪，没有多少土杂肥，而草皮毕竟有限，只能另辟蹊径。好在我们是城郊，过了河就到了县城，那里的饭店、招待所和居民家烧过的煤灰很多，需要运出去，我们给他们挑出来，也省了他们一桩心事：提着垃圾穿街过巷毕竟有些不雅。我们此举正是两全其美。

于是，每天早上起床，第一桩事就是挑着箢箕乘船过河，沿家沿户把他们放在门外“撮箕”里的煤灰倒进我的挑子里，用脚踩紧、满满一担才往回赶，到河边还要给煤灰洒上一点水，不能让它洒出来。回到家里，把煤灰倒在坪中，才开始洗脸漱口、吃饭上学。中午回家，一般也要先挑一担煤灰回才吃饭，下午放学后，至少挑三担以上。几个月下来，竟然挑坏了几担箢箕，肩膀上磨掉了几层茧子，连肩上的衣服也磨出了洞，辛苦、忙碌可想而知。

最狼狈的是过河。碰上有大人过去还好，通常不用担心没人撑船，如果没有大人或是虽有大人却是懒人，就只能自己上了，小小个头，拿着一枝又长又沉的竹蒿，要把一艘渡船撑到对岸，可以想象那滑稽的场面：左一下、右一下，后面艄公在不停地喊。。。。。。今天，我还能自如地掌握、驾驶那些没有机动装置的木船，完全得益于那时的“逼练”。

堆在坪里的这些肥，队里一般是“量方”记工的。一个学期下来，我家的前坪竟然也有一座“小山”了，当然全是我的功劳。记工员来量，我挑的竟然比有些同伴还多，也不禁表扬说：不错，还要得。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四属户”家的子女都是一些“饱饭崽”，做事都“舍不得死的”，想不到我竟然“舍得死”。

渐渐地，我的“底分”（日平均工分）也由三到五分，再到七分，十二岁时，个头虽然不像，可我已是一个半大劳力了。“双抢”时，割禾、扮禾、踩打稻机、出谷、插田。。。。。。十八般农活，我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插田更是一把好手，又快又好，队里没有几个人能超过我。

读初中时，开始重视教学质量了，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的父母坚决不再让我“出工”了，而是要我在家里认真做作业、看书，将来考上重点高中，考大学。只有“双抢”时让我去搞一搞，说也是别全部都丢掉了，莫考不上大学，又做不了农活，成了一个“废物”，那就惨了。

就这样，我的“出工”生涯慢慢地结束了。再后来，农村“改革开放”，田土分到各家各户，谁也用不着“出工”了。“出工”这一“中国特色”的产物终于成了历史。但我内心却一直感激那几年的经历给我的磨练，毕竟这种经历不是人人都能有的，它给了我吃苦耐劳的韧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