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发展确实会为逻辑思维的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实际上仅有活力是远远不够的。就像前段时间,我曾针对当今诗坛一些龌龊的现象发表了一些看法。诗歌的堕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敬天法祖的诗人及其铁杆粉丝们,由于他们的屁股长期稳坐在经验主义的宝座上,生了老茧。其熊腰被我这个毫无诗歌创作和批评经验的“诗盲”的逻辑一击,毋庸置疑地,“跳梁小丑”、“离经叛道”、“荒诞不经”、“滑天下之大稽”诸如此类的唾沫星子,抑或轻描淡写,抑或浓墨重彩,汇集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库区,决堤后足以淹没一片区域。
无疑地,这就引发了我无限的反思。虽说记忆的移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但是我的思绪确实如科幻里的时光进行了倒流。就在思绪倒流到后来无法再前进,而突然反弹回来时,我发现了自己的死穴——脱离了中庸之道。但是我一直不认为中庸之道是一个好东西,中国的几千年文化正是它的影响下,才少了许多应有的精彩。李敖说中国的文献典籍,至少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它的主流,不过是以孔子的呼吸为呼吸的,泛孔系统是中国思想的“正宗”。正因如此,尽管写那么多书的人很努力,替我们留下大量的文献典籍,但在起码的逻辑解析之下,它们已经发霉了、腐烂了。
高中时我写文章写得不错,清晰记得语文老师在批语中曾多次写道:愿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其实那时候自己的思想是相当单纯的,并未能深刻认识这句话的微言大义。随着文学理论知识的增长,我逐渐掌握了一些写作的套路。表达离愁别绪,一定会创造一个折柳送别的场面,尽管身边并没有柳树;表达家国之思,往往会描绘一幅月夜登台的画面,尽管当时尚处于白天;抒发高远大志,更是塑造芳草美人的意境,尽管现实是一个老者立于寒冬……
英国诗人拜伦,他支持希腊的独立,不但写诗支持,还前身参加革命;意大利诗人邓南遮,一个军国主义者,但是别人真格就组织了一支部队。而事实上现在像这样的人实在就像时下守操如命的贞女,少得可怜。有人在文章里显得斗志昂扬,但一旦真正打起仗来,则胆小如鼠;而有人在阔论钱财如粪土,却又对蝇头小利斤斤计较;有人更是一幅悲天悯人的情怀,但却又对身边弱小视而不见。这些例子我不用枚举,广播的程度恐怕会让慈禧明白天朝上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学不就是人学吗?既然文章不能做到言行一致,不就是在胡扯吗?如果说文学就是胡扯的话,那文学家不就是一群混蛋?
就像钱钟书说的:文如其人,这话靠不住,许多人作起文来──尤其是政论或硬性的学术文字──定要装点些文艺辞藻,扭捏出文艺姿态,说不尽的搔首弄姿。他们因为这样才算是“文”。文如其女人,似乎更切些;只希望女人千万别像这类文章。
有人说这就是出于艺术的考虑,是中国诗歌文化的传统。而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种高雅的艺术手法,不如说是一种马革裹尸般的包装。既然是包装,那就存在冒牌;既然有冒牌,那就存在炒作。所以任何事物只要沾上了包装,再浅显的内容都会显得扑朔迷离。比如普通的包谷酒,只要装进别致的瓶子里,再套上精美的纸壳,身份便摇身大变。回归到写作上,一段三流的散文,只要附上敏感的标题,再署上明星的签名,铁定就是一篇“精华”的文章。巧妙的是,这恰好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和国家的方针不谋而合。
因此,这无疑又加强了批评家职业的稳固。但是稳固归稳固,稳固的东西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好比汉奸的墓碑,排除人为的因素,只要不发生地震、滑坡或者泥石流之类的天灾,可以万古流芳,但是同样遭到唾弃。而在人文领域内,稳固的东西发展到后来,又无不成为一种顽固。要打破这种顽固的体系,甚至比摧毁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堡还困难。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却由于纲领的幼稚而供功亏一篑;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埋葬了满清王朝,却又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文化牢笼下栽了跟斗;就算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一些沉渣泛起的“僵尸思想”仍然大行其道,貌似一种不可压倒的趋势,蔚为壮观,这又成为文化进步的桎梏。可见顽固的“伟大”。
事实上中国人的逻辑就像未筑好的鸟窝,是非常简陋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增广贤文里面有句话——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其中的内涵,清高人士听之如获至宝般的满意。但是我要说,“千金”不也属于“钱财”的范畴吗?既然“钱财”如粪土,那么“千金”理所当然也如粪土。那么“仁义”呢?它值千金又何妨?还不是粪土?于是我说“仁义如粪土”。这样一来,不仅是清高人士不同意了。上至一国之君,下至市井牛氓,都会对我口诛笔伐。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流畅的推论会带来如此“荒谬”的反差。就像冬天北国苍茫大地上,到底是雪披土地,还是土地披雪?这看似一个无需发问,却又始终捉摸不透的问题。就拿诗歌的象征手法来讲,有人说“芳草”代表“女子”,“露珠”代表“贞操”。要是这样,那么“槛菊愁咽兰泣露”就没有那么美妙了,推论出来的内容不是喜剧就是悲剧。
但是奇怪的是,中国人头脑中的辩证法却又如五星级宾馆的服务,周到得要让黑格尔羡慕流口水。对于一件事物的态度,总会不厌其烦地套上思考的二元论。“欲扬先抑”的要义在于当要否定一件事物的同时,首先得肯定一下。就算濒临灭绝的物件,都要费尽心思去想象它是否尚存“翻盘”的可能。这也是一些沉渣泛起的“僵尸思想”得以东山再起或者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是包装,文明人们能容忍写作上的包装,却不能容忍商业或者政治上的包装。人们批判炒作的神经极为发达,我想其原因不出两种。一种就是炒作的内容极具阴谋,手法极其恶劣;一种就是眼红别人炒作的成果,好比恋爱中的“由爱而恨”。其实一味地排斥和诋毁包装,显然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人本身就需要包装。亚当夏娃需要树叶的包羞遮丑,现代文明人需要学历、头衔的装饰,才避免了愚陋。可惜任何一件事物只要过了火就危险了,就像脂粉涂多了会泛出臭味一样。所以纵然是传统,被我们用滥了,也会觉得俗气扑鼻。
自古以来,中国的大多数文人都是一群没有独立人格的群体。或屈从于金钱,或屈从与权贵。纵然有自始自终保持独立人格者,数目也是少得可怜的,在当时是不得志的。所以御用文人这个职业,本身就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反面教材。而时下一些文革期间的御用文人,居然枯木逢春,摇身一变又成为新时代文化启蒙的先师,这又与“与时俱进”的指标一见如故,境界可谓无比圆融。
就像时下一些政治觉悟先进的优秀分子,他们写入党申请书或者思想汇报,根本不花半分精神,只需做到“三个一”——网上一搜、u盘一拷、再一打印,了事。这样你还汇报个屁阿?汇报的全是别人的思想、认识、觉悟,可见这些共[chan*]党员的先进性,在没加入之前就已经胎死腹中了。
我曾听说有的领导在阅读这些汇报时,首先就是将电风扇开到最大,然后把这些汇报置于前方吹一分钟。最后被吹到地上的就只是合格,飘到边上但未落下的就是良好,原地不动的就是优秀。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尺”。
时代青年的逻辑思维能力,基本上在被应试教育的培养中葬送了。意识中,经验主义的头把交椅依然坚如磐石。搞笑的是官方的红头文件上三令五申要人民说真话,而当真话真正传达时,却充耳不闻。可见要真正实现“文如其人”,路漫漫其修远兮……
本文已被编辑[圆月弯弓]于2007-7-7 7:53:07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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