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人大、政协委员们近年相继倡议：农历四月初二日，应该认定为中国人的母亲节。因为这天是中国大圣人孟子的出生日，为了纪念这位圣人之母的仁慈伟大，昭示母亲养育子女之功德，如是倡议。也许这种倡议不久真能实现。

母亲生我的那天，正好是农历四月初二日晨时。我的母亲在苦难中把我生下，也就永远铸就了自己苦难的一生。如果我也是孟子，那么我的母亲也许青史留芳。但我不可能是孟子，因此我只忠诚希望我的母亲能够永远长存于我的心里。

（一）我出生在不该出生的年月

我的母亲是幸运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关东兵鬼子兵闹洞庭的时候，母亲躲进一堆茅草中，在鬼子的剌刀下幸免于难，那时她是一位漂亮文静能干的农家闺女；我的母亲应该是幸福的，因为她怀着我的时候，中国人民都陶醉在三面红旗的胜利之中；然而我的母亲真的不幸，怀我生我的时候，正是三面红旗面临三年自然灾害最灾难深重的时期。

当年由于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人民公社“红红火火”，不幸遇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人民公社食堂却象小媳妇一样难为无米之吹了。公社食堂使出浑身解数还是囊中羞涩，每日三餐只能用红暑和碗豆米高昂着脖子支撑着这面大旗。母亲临产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我的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为了尽可能让我的母亲吃得多一点，每人每餐自觉地献出五颗碗豆给我母亲吃，父亲饿得实在没有办法，每餐等别人吃完后，就象做贼一样，用手把集体桌上的剩菜（没有一滴油，也不可能有一颗米和一粒碗豆米）抹拢来，背着我的姐姐哥哥大口大口地强吞下去（这是我上高中时二哥抹着眼泪告诉我的）。那时候家里是什么也没有，连破铜烂铁都全部“大炼钢铁”去了。父亲的劳疾也就是那时候种下的。

庚子年桃花谢了桃子开始熟了的时候，我的母亲把我降到了这个人世。时值夏始春余，一位好心的临居给我起名叫春桃（我现在的名字是我上高中的时候一个老师给我改的）。当时国家在毛泽东“人多力量大”最高指示鼓舞下而否定马寅初人口论，对多生多育的母亲有一项施恩政策，于是母亲生我的时候，有幸享受了半斤红糖，半斤大米的恩赐。一家六口人，如此天大恩赐，能不好自为之？然而这又能给我们这个不堪重负的家庭带来什么呢？除了灾难还是灾难。当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才懂得我出生在一个不应该出生的年代，因为我的出生，给我的母亲带来了太多的灾难。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太多的不幸，从此我的母亲也包括我的父亲，再也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还连累了我的哥哥姐姐。

俗话说月母子一月不见风。我的母亲却在生我的第三天，被我家隔壁第三个屋场的“队长”（我恨了这个人一辈子，可我母亲去世前却给他求情要我好好地教他的孙子读书——虽然这个不得好死的人已经惨死了好几年）逼着去十五里外的洞庭湖边打青草，可怜我的母亲连身子都没有干净，却逼着她去半腰深的湖水中打草，哪有力气打呀，挑着半担湖草，全身透湿，昏倒在半路上，父亲得信后赶去背她回来的时候，下身大出血，已死人一般。然而我这个不会叫母亲的不孝之子，却在不停地哭着要吃奶，母亲哪里挤得出一滴奶来？怀我的时候，本来就营养不良，出生后得不到一滴奶，就靠半斤红糖水满月，因此一出生的我就是体弱多病（我读小学时，有三分之二的头发是白的）。加上母亲有一个遗传性的支气管炎，这一发着，病了将近半年，从此咳嗽、风湿病和腰腿痛病陪伴了母亲一生。父亲为了给母亲治病，求人借钱拜菩萨，姐姐出去要饭，大哥照看二哥，父亲瘦得皮包骨，母亲瘦得皮包骨，哥哥姐姐也都瘦得皮包骨，我也是三五回死里逃生，能不皮包骨吗？一家人皮包骨，都是因为有了我这个不孝儿子在根本不该来的时候来到了这人世。贫农，本来应该以贫穷而自豪，中国的农民，在那时皮包骨就是其高大的形象，不是吗？要不怎么会说旧社会贫下中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当然我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瘦点又算得了什么？我尊敬的母亲不是以她顽强的毅力战胜病魔，在百病交加中活下来了吗？毛主度的战士就是敢于置于死地而后生，这就是中国农民在三面红旗时代的骨气！(待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