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文与气的关系

韩愈死时谥号为“文”。他的主要成就也正在于“文”，即倡导古文运动。

我们知道，汉魏时期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作家群继承汉乐府现实主义精神，反映建安时代的社会风貌，体现了苍凉刚劲的风格，是为“建安风骨”。但是经过党锢之祸和曹氏、司马氏对政敌的镇压，许多文人名士渐渐缄默，清谈之风转为玄虚之谈。反映在文学上，不注重思想内容表达而单纯追求形式美的倾向使骈体文大肆盛行。自西晋陆机、潘岳起，著文开始讲究词藻华丽和对偶工整。南朝文人更在声病辞律上争奇斗胜，遂使不少骈体文流于空虚和颓废。然而，说起来，骈体文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却是不可否认的，它词藻华美，平仄相协，用典精巧，长于赋诵，独具资质。一些佳作名篇，抒情之深，写景之妙，简直令人表里澄澈，形神俱华。但由于有了严格的外部形式的约束，作文者往往玩味其格律音韵，呈才使事，使浮而无实，，放而不收。虽然继承了汉赋的华美，却不探其源，忽视了早期汉大赋议论生发、关心政治的精神实质，极大地阻碍了文学的发展，使“建安风骨”荡然无存，走入到金色的文学象牙塔中，远远离开市井百姓的口语。故而有人评说此时文学恰如女子被缠了足一般。裹足不前，毕竟有碍发展，不利于思想表达和个性张扬。

到了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历经安史之乱的唐王朝社会矛盾虽有缓和，但仍然“行行重行行”，整个社会并不安定。藩镇用兵割据，“喜则连横以叛上，怒则以力相并”，中央政权的实力日渐削弱。同时，由于佛，道教的盛行，使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严重制约了唐王朝的发展。在这样一个人民困苦、政治黑暗、兵连祸结的时代，亟需风格清新刚健、表意流畅自如、说理透彻明辩的文体为之服务。治理社会，解决矛盾，再用粉饰太平尚可的骈体文，显然文不逮意。人们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质朴文风，即成为唐古文运动发端之基础。

隋初，李谔上书隋文帝，痛斥这种“竞骋文华”的文体对政治的危害。文帝试图用政治手段扭转文风，收效不大。入唐，陈子昂高标诗文革新的大旗，批驳齐梁诗文“骨气都绝”“刚健不闻”，给诗坛吹入一股清新的空气。但文苑仍充满柔弱的靡靡之音。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责无旁贷地继承先贤遗志，以他雄健的才力，身体力行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树，使唐朝的古文遂蔚然极盛。

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坦途，只有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抵达光辉的顶点。韩愈之父早丧，自幼由兄韩会、嫂郑氏夫妇抚养。在这样孤苦的环境中，他少年时就发奋自励，勤学苦读，打下了深厚的学识基础。韩愈深受家庭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和文学气氛的影响，抱着济世拯民的愿望，先后四次参加进士科举考试，未蒙录用。然而，他初衷不改，始终致力于向圣人先贤学习，努力锻炼自身修养，不逐时文，潜心古文写作。《答李翊书》是韩愈文论中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他劝诫李翊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当时应举的文体是时文即骈体文。时文作好了，可以做官，光宗耀祖。写古文则不被重视。他告诫李公子：“如果你追求达到古时候立言者的境界，就不能很快成功，也不能被富贵利禄所诱惑。”韩愈本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不趋时文，不媚权贵，甘于寂寞，潜心于古文写作和道德修养。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沉入其中，忘乎外界的一切，静静地沉思默想。当他把自己心中想的写出来的时候，务求去掉陈腐的言论。他不怕别人嘲笑，一直不动摇，直到能辨别出古书中哪些是立意纯正的，哪些是立意驳杂的，哪些是立意虽然纯正却没有达到完美境界的，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他觉得“当其取于心注而于手也，汩汩然来亦，”而后“浩乎沛然矣。”才思充沛而奔放了。即使这样，他还是害怕自己的文章内容和语句驳杂，又从正反两方面琢磨，平心静气地审查它，直到意思和语句都纯正了。到了这一地步，就可以休息了吗？没有，他要求继续充实自己，继续“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象韩愈这样精益求精，苦心孤诣苦苦追求，会不成功吗！然而，韩愈开创的一代文风却后继乏人。不久，骈体文重又抬头，到五代乃至宋初，陈腐华靡之风占据了文坛统治地位，历时二百年。直到孤贫力学的欧阳修主盟文坛，发扬光大韩愈的古文写作和理论，才终于奠定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群体风格。之后的明清，散文写作继起不绝。历史不会忘记，韩愈的成就也不会磨灭。一切为了人类作出贡献的人，都会站在历史的峰巅，让人们敬仰和学习。

韩愈接下来谈到作家修养和为文的关系即“文”与“气”的关系，他说；“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隧，膏之沃者其光晔。”要想写出好文章，先要打好基础，有了扎实的基本功，写出的文章就像油膏充足的灯光一样明亮。韩愈认为文章是作家思想道德修养的外部体现，学古文要从加强道德修养入手。他发扬孟子“养气说”，把“气”（思想道德修养）和“言”（文章的外部表现形式）的关系比作水和浮物的关系。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必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是故“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思想道德修养充实的人，写出的不论语句长短和声调高低都会是恰当适宜的。如果一味从句式长短、使事用典、音韵铿锵等外部形式上下功夫，不是舍其本而求其末了吗？写作要以养气为先，思想道德修养充实，写文章自然会纵横无碍、挥洒自如。韩愈反复强调作家主观道德修养的重要，既是继承并发展初唐古文运动普遍强调的“必先道德而后文艺”的观点，也是针对六朝作家普遍不太重视道德修养而提出的批评。他本人言行不敢有愧于道，闲居思念的是前古当今治理天下的道理，追求的是儒家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修养。“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从中汲取道统的营养。

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所谓的”“气”已不仅仅是韩愈的“儒家道德”，它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用科学的世界观观察世界，用唯物主义方法论武装头脑，积极用世，冷静地观察和反映客观现实生活，永远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则是我们应该永远追求的。

如何炼“气”呢？换句话说，如何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呢？韩愈古文理论的出发点是“文道统一”。他学习古书，不仅好其词，更好其道，“道”是决定“文”的，文道兼备，才能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关心民生疾苦，以时代为己任，才能很好地练气。中唐时期的社会，迫切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韩愈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提倡“仁政”，反对横征暴敛；崇尚儒学，反对佛、道，希望通过恢复儒学“道统”，维护和复兴唐王朝的统治秩序。韩愈五十一岁时，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皇帝，几被处死。他身体一直不好，年轻时即齿脱发白，只活了五十七岁。在他生活比较安定的晚年，何苦惹祸上身、贬官于蛮荒之地呢？韩愈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一生“斥佛老”不遗余力。宪宗皇帝为祈求福寿，将佛骨－－据说是如来佛祖的一截手指骨－－迎入宫中供奉，轰动长安，闹得沸沸扬扬。本来，经过几十年尊崇和提倡，寺院已经占有大片的土地，控制了大批劳动力，并享有免税特权，占了很大一块国家财政收入。宪宗皇帝这样做，起了很坏的示范带动作用，自然愈发的乌烟瘴气了。韩愈尖锐地指出：周代以前帝王长寿，不是因为奉佛；东汉以后帝王奉佛，结果乱亡相继，乃更得祸。”并且指出佛教盛行已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流向寺院，虔心礼佛导致风俗败坏，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他从儒家道统出发，指出佛教不过是“夷狄之一法”，“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与中国传统的“先王之道”相违背。这一振聋发聩的主张虽然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没有信仰和胆气，是做不出来的。有“道”然后有“文”，为“道”而“文”，体现的正是韩愈大无畏的精神，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舍己为民的气魄。这些，不通过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是做不到的。

韩愈除了提出一颗恒心钻研古圣贤之言、志虑纯正外，还是出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就是作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文章来自现实生活对作家的感发而造成的思想感情的郁积。他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这一观点，上呈司马迁“发奋读书”说，下启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一切想在作文上取得成绩的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历经磨练，才能望有所收获。

感情充沛，气势旺盛，有利于文章气韵流动，风采卓然。这大概是炼“气”的具体体现。韩愈散文，无论书启赠序、哀辞祭文，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笔端倾注强烈的思想感情。韩愈写文章，真是千锤百炼，反复推敲，力求纯正。在语言的简洁上，韩愈提出“文从字顺各识职”，和莫伯桑说的“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词可供他使用，用一个动词要使对象生动，用一个形容词要使对象的性质鲜明，因此就得去寻找，直到找到这个词”何其神似也。

韩愈的古文运动离我们已十分遥远，他的文章却近在眼前。我体味他那一颗孤独炽热的心，在深深的夜里，不能成眠。我想，韩愈在茫茫时空里游走，一定不会孤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