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和爱情是文学作品中两个永恒的主题，可由于人们一直单一地去追求爱情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生命的存在，爱情已经占到了第一位。作者游历山水间所寻求的是生命的主题所在，而放下儿女情长，让人钦佩，也算是生命主题文章的一大回旋。

生命无疑是无处不在的，大到庞然小到微目，无一不展示着各自的生活情态，但这只是生命的生存外貌，而不是主题。生命的主题应该是种精神，一种超越世俗羁绊和束缚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有一点的相同却要有独立的特色，可以在生存于现实之中而沾染上一点市井的气息，却要把生活的平淡领略、转化为艺术，可以张扬却不能高傲，可以自由却不能放纵。

历史的长河汹涌澎湃，流千年而不息，流万年而不尽，流过岁月的变迁，流过日月的交替，流过了风雨霜雪，流过了春夏秋冬，而那流不走的就是自强坚毅的生命。这生命显示着历史的文化品格，昭示着民族人格精神的丰厚底蕴。正因为如此的生命留下的无数痕迹，才使得众多的山川洞湖、沙土木石超越了自然的造化，它们不再只是坚硬化的自己，而是已经被赋予了自身的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拥有了自己的文化品格，成为生命超越时空和逻辑思维的传递，成为后人追本溯源俭省自身的背影。名胜古迹的真正价值不是在于它的形态外貌是多么地让人惊叹、氛围境界是多么地令人流连忘返、鬼斧神工和天然造化是多么地使人感慨敬仰，而是在于其苍茫秀色后面积淀着的深厚历史文化结晶，能够让人领悟到一些生命、自然和社会的真谛。高明的游览者和后来人不仅仅只是纵情山水，而应该像作者一样用个体生命去贴近自然文化景观，感悟那苍凉悲壮、浪漫秀丽后面积累的生命召唤，这样“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心态与目的不仅为游览者展示了民族历史文化诸多领域的丰厚底蕴，而是着意把游览者的目光引到了历史长河中一个又一个生命的载体身上，启发游览者去体味他们划时空的灵魂呼喊和生命跳动，寻求生命的主题。

个人生命的主题是在关爱、维护自身的理想和意愿中体现出来的，他们在历尽磨难、看破世俗之后终于悟得了真理。他们对于无数生命实体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以算作是“理应”中的牺牲品，他们的生命可有可无。但是在他们心中，自己虽算不上伟大，却绝不低微，生命对自己来说是唯一可以令自己接触社会的途径，他们没想到放弃也不愿放弃，他们懂得了在怎样的环境下要以自我为核心才能生活，明白了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才能使灵魂不至于空虚缺乏，知道了在苦中作乐有时也能让自己坚持着等待希望。他们要让生命之水不断地流动，让活泼泼的生命律动充盈于天地间。

《悬崖石室》中，他们是不甘寂寞的。工匠们在以生命雕凿巨佛时，也在冰冷坚硬的石头上洒下生命的执着与热气雕刻出一个心态寄托的自己，于是，云畔崖顶的白骨旁便“存活了石硬的生命”。这“石硬”是生命在立于广阔河山中任何时候所体现出的处世态度或表情，没有轻吟与柔情，只是一成不变；这“生命”是他们摆脱苦困身体劳累心情却舒畅时所复制出的另一个自己，一个集愿望与幻想于一体的自己；而这“存活”却是足以震撼人心的无声语言。他们也梦想美好，充满希望，于是也就有人在自己雕像的旁边刻下了意中人形象，在这人迹罕见的荒凉危崖上，生命的形态竟显得如此明朗和坦然，寂寞的天地尖回荡着对美好的不绝于耳的召唤。正是这不可抗拒的美好令人心驰神往，成了他们的追求目标，化为他们想要的真正生活，便有了《牌坊》中天生丽质却不屈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苏小小。在等级观念分明的封建社会，牌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代表着莫大的荣誉、情操的清白，可就是为了这荣誉、清白有多少女性为此付出了生命情感，有多少灵魂被禁锢和束缚。牌坊就像一团火焰，光亮只是短暂的，短暂过后的永远都会是黑暗，冰冷而沉重。尼姑们没有这样的牌坊，她们也不需要牌坊，她们自在地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生命的执着化为了艳丽的鲜花，强烈地呈现出生命的色彩。她们不再为世俗而忧伤落寞，不再为压迫而惶恐不安，她们可以“舒舒畅畅地种，痛痛快快地看”，在属于自己生命的牢笼里尽情的释放，打开思想的枷锁，她们也可以向往那屋梁上成双成对的绣鸳鸯，也可以在冰冷的世界里燃起照亮生命主题的不灭之火。

岁月老去，生命消失渐进死亡，但他们生命的主题却昭示在历史的页面上，终不消失，让后来的观望者用自己的生命去感悟解读。莫高窟里的巨佛浮雕所表现出的不会是几块石头有多么地大到惊人、艺术的铭刻也是来自于人的力量，人应该是人类的思想注托而成的艺术要传递出的生命。它们不单单是色彩、线条、形状和故事，它们的每一寸都“有人的生命在蒸腾”。生命的信号在强烈地发散，生命的感应也在大声地召唤，可如果不是用自己的生命而触碰那凝结无数艺术与灵魂的生命，是永远也展现不出最生动的生命主题的。

生命是属于个体的，但严格来说个体却不能支配生命，也就是说思想不能完全控制生命。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生命必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打上民族文化和社会气候的烙印。社会是很复杂的，而中国文化的社会又算是一个复杂中复杂的系统，不提名震一时的百家争鸣，光儒道两家的思想观点就已经打得热火朝天、难分难解，互相出嘴争辩的是系统中的文化人，人陪着一起受苦受难的却是广大的老百姓们，他们又没文化，到底该信怎样的伦理道德完全取决于两种信奉派别不同的人的竞争结果，结果还是儒家厉害，也许还是应了那句“姜还是老的辣”，也许是他们的“克己复礼”跟道家的“道不可言，言而非道”比起来更有唬头，但不管怎样他们终究是胜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可如果从大局来看的话，任何的伦理道德都会成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做人的基本准则，成为束缚思想的沉重枷锁，这样的现象形成本就是偏激的，到最后所表现出的文化问题也会是偏激的，文化人的文化得不到舒展、才华得不到发挥，他们的生命意识与社会现实之间就不免产生尖锐的矛盾，于是文化人的何去何从和文化本身的伸缩也便成了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生命也再次和文化扯上了关系。由此而展开的一系列问题也便是文化人格的形成与生命之间的起因，这个问题在后面的一篇文章中会详细地描述，在此只是略微说一下。当矛盾日益严重只时那些文化人的思想便会趋于独立，但这种独立在社会之中是站不住脚的，不是说思想文化有什么偏差，而是早已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与之产生了偏差，到最后沦落到一个穷愁潦倒的结局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命并不等于命运，两者之间虽有因却无果。

生命是贯穿生命本身的，生命的主题也是一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