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作者余秋雨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作家，原因固然与他的学识有关。他的文章我读的不算少，可《文化苦旅》一书是近来才看的。以前是不敢看，因为年龄小根本就看不懂，这几年也算是与文学沾上了点儿边，自认笔下工夫比一般同龄人高出些许，所以就怀着一颗诚惶诚恐的心去拜读。其实看书也是一门微妙的哲学，即不能攀高，那样只会适得其反；也不能退低，那样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

翻开第一页时让我大吃一惊，这本书里的文章早在1988年时就发表在了《收获》杂志上，不用掐指算就知道了我比这些散文的岁数还小了3岁，便越觉得惭愧。

余秋雨把这本散文集取名为《文化苦旅》，顾名思义，是想要表达对历史文化的理性思索。可文化的形成前提是人，本质是人性。所以，我就先从文化与人性写起。

中国文化的种类不可谓不繁多，文化的思想高度也是令人惊叹的，可是文化的由来与不断发展、宣扬的大部分过程却是存在于封建社会，背景和环境也在不断地影响着文化的进程。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很明显的就是政治上的王权专制和认识理解形态上的范围禁锢，造成这种专制和禁锢的源由就是封建社会所推行的儒道之法。儒家的理论是用来治国改革的，道家的法则是用以修身养性的，两者之间本不存在相同或是相接的地方，可是，社会是被统治的，人民是被屈服和镇压的，统治者们会选择一系列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文化管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诸多手段之中的其一。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文化只有独立时才会展现出自身的价值，观念不同的文化之间也可以有理由地产生分歧，但是决不能被管制。统治者拿自身的儒家文化去管制大多数老百姓所推行的道家文化就是犯了这个错误，这是违背文化的发展常理的。错误的手段和方法把文化引向了歧路，文化脱离了正常的轨迹之后渐渐沦为了统治者、封建制度、王权专政所直接管制人们精神思想的捷径，这比刀枪还要狠，比酷刑还要毒，比战争还要残忍。

无奈的是，个人在传统中的地位是极端卑微的，个人的力量在黑暗的统治阶层里显得异常渺小。即使文化中是蕴藏着巨大的无形力量，但文化只是文化，精神只属于精神，虚空转变不成现实，渴望的心理和目光也只有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情况下才会滋生、蔓延。就象一个聋子，你用再怎样卑鄙、无耻的话语辱骂他，他也听不见，也理解不了你的意思，这时你就只有用拳头去打他才会发挥作用。文化是无声的语言，但当它面对的是“聋子”一样的统治者时也照样起不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作用，纵然是再多的“心领神会”也抵不上一次实际性的打击。所以，新文化的产生是极其困难的，新文化的道路也走得更加艰辛，而那些拥有着新文化思想的极少数人在面对庞大腐朽却依然坚固无比的统治性旧文化大门时也会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科学理性精神的匮乏时，白居易、苏东坡算得上是有着民族新文化思想的突出代表，但他们又能怎么样呢？即使他们的新文化达到了一定高峰，有过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和宇宙感悟，其结果也因为诸多拘谨，身心受损，没能建立起自己稳定的独立人格。这是因为强制性的外在范围抑制扼杀了他们的自我，文化的恶劣环境和社会紧缺条件都没有给他们提供实现个人生命理想即发展新文化的可能。文化对于他们是可悲的，他们对于文化也是同样可悲。

《柳侯祠》中，作者思考着中国文人的命运，感悟个人只是被任意挪来移去的一枚棋子，生命实体被破坏，个体灵魂被撕裂。《西湖梦》中，作者把杭州西湖作为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合体的象征，于是也就有了“非常实际，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不管是把文化引上歧路还是产生新文化用来反抗旧文化，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始作俑者——人，是人把它们推到悬崖深渊，同样也是人让它们在宽敞大路上重新出现，在文化面前，它们只是一颗棋子，可在它们面前文化又是什么呢？是手段，是捷径，是工具？作者在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中也提到了人性，用人性来感悟，用人性来揭示。

人性本是纯真向上的，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而能够影响到人性的东西却很多，大千世界无奇不能，谁也不可能伟大到对另一个生命实体进行控制，但却能从侧面的精神实体发挥作用。作者透过历史的帷幕，看到了痛苦的个体生命的合理愿望，肯定了个人的情感、欲望与本能，生存环境被影响、破坏，人性的基本思想道德仍然完美，当完美在破坏之中生长时，就会展示出生命中却有的爱恨生死、苦乐食性，斑斑血泪的历史现实使读者感同身受，为之沉痛、思索。

人类之所以区别与其他的低级动物，是因为人类有思想，思想带着人类远离种类误区。人类之所以区别所有生命同体，是因为人性有自己独立完整、独一无二的人格意识。人类理应自由，人类本该完善。但是，由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我们这些人类、这些人性同体聚集而成的民族至今还在“历史的隧洞里摸索”，从生命发源地到生活寄居地再到理想渴望地，都没能逃出传统封闭的拘束。伟大理想、伟大灵魂、伟大生命的自我怎样也见不到光明和灿烂，举步维艰已不在是形容它们动作进程的语言了，停留还是倒退却成了最新的选择。作者很显然是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去感慨，而是把目光转入到对传统文化人格心理的解释层面，去批判那过时的观念和封建统治的落败无能。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人性发生转变成了统治阶层而去压迫新生的人性，这种人性是否还称得上是人，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我们知道，人不是屈尊于某一奴隶领域，而应该是淳朴自主，并且还要对自己的命运具有符合理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驾驭。可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人所体现出的都是一种空虚的灵魂躯壳儿，迷茫成了他们面对社会所持有的一贯态度，他们完全成了为他人而活，生命的颓丧也该以次为极限了。

《道士塔》中，王道士愚不可及，可以称得上是反人性的代表：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无从理解、正视，又怎能坚守得住民族文化的宝窟？作者的心境沉重复杂，是对历史的回顾、是对前景的思虑、也是对民族的忧患。

文化与人性相对而生、相对而行，几千年来彼此不间断地影响、渗透，结果却是越来越糟，让无数文人百姓感到窒息。如何才能使之协调并产生独特的发现是所有人要去解决的，但，这个答案不好得出，大有“一招棋错满盘皆输”的形式。让人焦虑，也使人困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