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中国划长江以分南北。北方受鲜卑贵族统治，南方则是腐朽透顶的士族地主，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都大不相同。产生于这一时代的南北朝诗歌，即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大抵“艳曲兴于南朝，胡音兴于北俗”。其文学修养如此，服饰、雕塑、书法、舞乐、建筑等亦相差异而影响后世较深。

北方征战频仍，加上胡人多勇武好战，以至其民歌语言质朴无华、表情爽直坦率、风格豪放刚健，不似南朝士族文人生活在江南温柔水乡之中，终日醉生梦死，不图恢复，只一味沉湎于红粉闺情，既或有登临山水之作，也“了无一句有丈夫气”。格调迂回婉转，娇柔无力，尤以齐梁间为甚。从诗文即可辩南北：人们是不会相信《木兰诗》会出于南朝文人笔下的。

南北差别大矣！南朝多含蓄华美，多抒情，北方多爽直刚健，多叙事，正所谓“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和“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南朝小姐说“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北方女子说“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即使北魏孝文帝“诏断北语，一从正音，”也学不来南人的娇柔和形势上的华美。但北方却形成了一种古朴的民风，在文学上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对中华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但南北二百年间的隔阂，对文化确也是一大损伤。

北方一百余年几乎没有诗人。即使北魏时号称“三才”的温子升、邢邵、魏收，作品不仅少又多模拟。《北齐书•魏收传》载，邢诏抵魏收偷窃任眆，魏收则讥邢诏在沈约集中做贼。庾信的由南入北，倒是给文化特别是文学的汇流提供了一次小小的机会。庾信梁元帝时使西魏，北方因爱其才而授以高官，不意放还。思家念国之心，屈身事敌之辱，以及生活和环境的改变，使庾信诗风从艳冶转入刚健。他运用南朝诗歌的丰富遗产，吸收北方文化中的健康的精神，批判了南朝诗歌中腐化浮艳的内容，创制出新的风格。这样的汇流至少成就了庾信，且恩泽后世。

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分裂，胡汉文化激烈碰撞，直接搅乱了中华本土文化稳定的生态系统，促使其向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这倒为隋唐文化的全面繁荣打下了基础。唐王朝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国势空前强大，多元的文化体系由碰撞趋于融合。在新的条件下，这一时期开始了文化的大整合。胡汉文化乃至域外文化融汇成浩瀚的文化海洋，滋生出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唐王朝以“巨鲸吸百川”的气势，对汉以外的文化一律信手拈来，放在眼前泰然审视，然后，据为己有，如同本来即是自己的一般。唐王朝以强烈的自信心和地位上的绝对优势，视外来品俱是浮来的一般……

眼下，由于历史原因，台湾尚在国门之外。他们受到别样政治、经济、环境等的熏陶，长成了别样的，与大陆文化出自一源而面目相异的文化。然而，“历史是朝着大一统的方向发展的。”统：一致也。万物分化而终归于一致。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炎黄子孙的心声，更是文化内部强音的呼唤。台港澳文化和大陆本土文化的汇流，一定会为中华文化的瀚海中添一股洪流，在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补益。同时，大陆声势浩大、成绩斐然的社会改革，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而终将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各种文化在她的怀抱里必将灿烂出现代的光辉。我们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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