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读过经典。

这得从《荀子》说起，尽管这是更晚近才引起我高度警觉的一部书。幼年时候，不仅无知，且无知可求，其一现实就是无经典可读，最近百家讲坛开始请出以前在“百家讲坛”做过讲座的先生们做一个“我读经典”的系列节目，正好我随着也重温经典，这是跟着先生们的听讲笔记和随感。

讲《大学》、《中庸》的钱先生，和我好象是同年生人，说到了自己那时候接触经典的艰难，他喟叹，我也感慨唏嘘，估计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的阅读都有同样的经历，这样经历的文字我读过的很多，钱先生还是书香世家，历史依然把人逼到一个无书可读的犄角旮旯。

我最初接触的经典不是经典，是经典的通俗读物或说普及读物，是非法出版物，就是旧时的蒙学读物或者涉世书，比如《三字经》、《增广》之类，早知道所谓旧时蒙学的主要书籍“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那时候是这样一个情景，一个邋遢的农村老头，在某个赶集的日子，面前铺一张有很多灰垢的塑料薄膜，上面摆着私刻私印的这些书籍，很粗糙和单薄，好一点的是用我们叫蜡光纸做的封面，他对面是一个睁着天真的眼睛充满求知欲望的小学生，小学生把自己很少的零钱全部交给他，然后他把几本书交给那孩子，就这样断断续续积攒了《三字经》、《百家姓》、《增广》等等，《千家诗》没有，那时候这书太大了。

这些事连我父母都不知道，我后来一直想追寻，当年那些书籍是谁是怎样在乡间刻印出来的，但是，事过境迁，所有线索都断了。后来，上大学前的书籍包括这些算不上书的书在老家都被盗了，我至今耿耿于怀，尽管那些蒙学读物我早就有了更丰富的正规出版的铅印本。

1

所以要先说《荀子》，因为这是最具实证精神的经典，对人性的判断入木三分，对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满怀信心，对人的自主意识高亢嘹亮。荀子目光炯炯，洞悉存在，他的几句话我觉得可以沟通经济学的很多基本命题。我写过这样一些字《假设、范畴、概念：经济学基础与〈荀子〉》。

荀子说，欲恶同物。

我认为，这是经济学最根本的问题，也是经济学成立的最基础的依据，因此我看到有的经济学者把交换当成经济的原始动机，我不以为然，这话的基本意思是人在基本的喜欢和讨厌的基础需要上，无论贵贱，无论长幼，无论男女，都是一致的，所以经济学以统计学上的优势而立足，经济学假设的基本单位就有现实的基础，人，一个有欲望的人，就是经济学的基本单位。

荀子说，欲多则物寡。

这就是“稀缺性”，就是资源是有限，欲望则无尽，这是价值的来源。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表述是这样的，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

荀子说，寡则必争。

这是顺着“稀缺性”来的，因为欲望无限，资源不足，竞争就不可避免。关于竞争，目前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容易回避或者淡化这一点。这个事实躲不开，荀子已经把这些说清楚了，从形而上和前因后果的逻辑上，这是核心命题，儒家的温馨往往是掩护法家的冷酷，儒家的礼义往往疗养法家给社会的伤害，庄子则是对法家的刚猛给予一点个人的空间，关注自己，让自己有点自己的生命。

就法家而言，它基本不对个体存在有人文情怀，它指向的是社会控制和制度化的非人世界。我以权力核心总结了这样几个贯穿历史的基本竞争模式，帝王是中轴，一是帝王和大臣之间可能发生的篡杀，这比较源源流长；二是继承者之间的明争暗斗；三是后宫出头；四是宦官专权。它在中国文化中有土壤，所以就必然发生，江青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特殊角色就不是难解的问题了，面对几千年的文明史，我想我可以说那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这是从一个侧面说竞争，或者说人性。

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宦官的事情，宦官的历史比他们的政治史更悠久，汉朝如果说后宫的问题比较严重，到唐朝结了武则天这一大瓜。从玄宗宠高力士起，唐朝的历史上宦官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这本来都是历代总结的教训，但是对寡头来说，宦官的安全系数始终要大一些，因为宦官自身的生理残缺多少让皇帝感觉在四面埋伏之中更安全，表面上看中国历史上还就真没有直接篡夺帝位的宦官，实际上他们必须依附于一个他们无法完成的政治遗产的传承。

这只是随意地说到几种历史上持续性的竞争关系，是我们的传统制度没有解决好的竞争问题。

我想后面我说经典的时候我还会说的经典怎么认识原始欲望的，而面对原始欲望，它们是怎么选择的。这对我理解经典很重要。

我的阅读没循规蹈矩地列荀子于儒家，更广泛的历史逻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荀子下是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所谓的法家，一个以思想理论，一个以行动实践，奠定了大一统的中国政治制度。从韩非和李斯本人的结果，就知道那是怎样冷酷和毫无人本精神的政治制度，而就政治制度核心而言，在中国历史中，2000多年来，一以贯之。

所以先说荀子，因为这就是钱先生和我当年找不到书读的一个源头，秦一统后，发生过两件大事情焚书和坑儒，前段时间看见王朔在凤凰卫视做节目，说到这事，竟然认为焚书是错的，坑儒是对的，还坑少了，王朔这些年也许用了工夫读书，我看得出来，因为我很多年前把他的小说作为一个专题思考过，可是随便翻看《史记》都看得到两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个完整的政治逻辑，是一系列前后相互贯穿有目标有计划的政治行动。王朔反儒到了得出坑儒正确的结论，感情色彩太强烈了，这是他本人的小说和其他行为通过媒体留给我的印象。

其实坑的是否是儒这是有争论的，坑儒的说法是后来才有的，坑了一些当时掌握着知识资源的人是肯定的（其中包含儒生），这些人为着自己的利益在动用这些资源跟秦始皇明着暗着阴着较劲或算计，侯生之流，这不奇怪，其实刘邦、项羽都羡慕并觊觎着秦始皇，一个是底层小官，一个是江东贵族，就连陈胜一个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也依然憧憬着富贵。

这些在《史记》中有很形象的记载。

以什么具体的形式出现不重要，关键是有些事情注定发生，而且不断发生，后来的文字狱、删改古籍、禁书、“罢黜”都是同流合污，到“文革”这一切更大规模更深刻地发生了，我不是很惊讶，这时候毛泽东肯定了秦始皇，与郭沫若的笔墨官司（实际上算不上官司，郭已经是一妥协的痛苦的文人，其他任何人也没真的打一场官司哪怕是笔墨的可能），毛针对郭的《十批判书》说，“十批不是好文章”，毛为秦翻案。

这就是一个历史逻辑，有了荀子和韩非这一串钥匙，并不复杂，所以政治的核心结构的延续，我读经典到了现在第一推荀子。

2

最初虽然无人指点，但一个一般的思想体系的评价也还知道，也就按例先读儒家，老觉得它是影响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关键，因为它名气很大，且经历颇为坎坷，从众人祭祀的神到被所谓的“只手打倒”，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乃至于“罢黜百家”，也由于它是2000来年支出来的主要的幌子。第一本属于我自己的《论语》是上大学时候才买到的。

读《论语》，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的竟然是这样几句“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孔子的政治理想非常坚定，为追求他的理想他也非常坚忍不拔，他的那个理想离他和现实的确非常遥远，他的政治实践相对于他的最终目标可以说是无功而返。这几句话，独立出来很生动，显然没讲什么道理，先说没讲道理的这部分，它呈现的是对生命和存在的回归，一种身心的逾越，一种快乐健康的私人生活。它是更普遍的个体生命的欲望，这是我们历史中比较暗淡的，或者说没有得到我们整个主流文明的认可的，从这里我可以说全部隐逸思想最基础的东西，在孔子思想里就有了，只是孔子选择了出世，但他觉得这个比他的学生们的政治阐述更适合他的心灵。因为这种存在的理想与主流的冲突，我们就转向了隐逸以保护这样不被认同的欲望。

再说讲道理的部分，这是学生陈述各自人生理想之后，孔子给予了点评，然后，学生问他，这个答案肯定跟整个《论语》和其他儒家经典被归纳出的“大道理”是有差异的，如果略去这段话，伪托点别的更适合我们期待的孔圣人的语言，估计很容易被人接受，这句话穿过历史留下来了，于我是很愉悦的。

当然，在我看来，这段话肯定就包含了一定道理，

我还要补充的是这样一句话，食色性也，这也是很深刻的。

孔子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他的思想缺乏完整逻辑下的体系性论述，也许是他本身主张的“述而不作”，影响他的理论的表述方式，他喜欢吃好吃的东西（还有些挑剔），肯定不是后来看见的神龛上的“大成至圣先王”，这是一个严重的异化。这个被异化出来的至圣，遮盖了那个具体的人，那个编书的学者，那个教学的先生，“至圣”作的孽，就只得找这个人清算了。那老头真是委屈死了。前几年回家有时间都会去文庙看看，我还是很虔敬地面对老头，我来拜谒了，我这样写“深庭寂静映枯荣，落日西斜照晚空。仰首苍茫人事乱，俯身浩渺时间穷。飞天有时逐流水，行地无疆指碧穹。但见匆匆冬已尽，大堂我入与春风。”

说实话，除了这位先生那样为了一个有问题的主张四处奔走而四方碰壁，让我觉得有些尴尬外，我挺喜欢这人。

最近据说又有一本用了“丧家狗”在书名中的书，好象也是说孔子和儒学的事情，闹腾着，我感到悲哀，我对这三个字用在这里感到用这三个字的人的耻辱，而这正是我追问自己和别人的，同时也是要追问经典的，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读《大学》、《中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也看重，但是，我更喜欢的是苟日新，日日新。这段话很有精神风貌和神采飞扬，喜欢不断有新的境界呈现于我的眼前和内心。钱先生说有人对从修身推到治国有不同的观点，他说那时的国就是小国，都有血缘纽带，一个县什么的，所以这说法没问题。钱先生还要大家读经典不能断章取义，要上下文，我理解就是要回到整个语境中去，其实就这句话“治国”之外，还有“平天下”，什么是“天下”，小国？还有更大的语境，那就不是局限于一部经典的上下文，孔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看看《论语》与《中庸》的上下文关系，我觉得更是完整的逻辑。

前不久一个朋友发来短信，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段，我哭笑不得，这怎么能是手机短信能说清楚的事情，也许她要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我却想得更多，这短信我还真没法回，也就没回。

3

今天（5月23日）是一位军事历史学者讲《孙子》，他说这是写给军人的书，我不同意，如果作为军事专业书籍，至多说他是写给军事精英的书，也就是带兵打仗的那些少数将领的书，因为随便查查就知道，《孙子》里有句话，能愚士卒耳目，使之不知。当然，就我自己不这样分析《孙子》的写作动机。我没把《孙子》当兵书读，直到后来浏览包括《孙子》在内的《武经七书》，大体知道中国的重要兵书主要有思想资源还是儒、道。

孙子说这话并非是他著述反复出现的重要内容，但是，我比较注意这句话，因为“信息不对称”是整个传统社会遵循的一个彼此竞争的原则，所以我们有一些观念体现出了差别，“水至清则无鱼”这是我们的格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路灯是最好的警察”这是别人的格言，其实对思想的钳制、对言论的压制，这些我们领教得够多了，愚民也是一个基本的权谋。

这部经典让我震惊的第一个地方是，一部写战争技术的书，其核心是“不战”，孙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不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尽管这已非常难能可贵，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讲孙子的先生没把这个讲透彻，战争之前的竞争早就开始了，那就是人力、财力、物力，当然还包括政治资源的组织，这些可以化解战争，而使其得到相应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

先生还说中国军人很福气，从来不缺兵法，中国历史上兵书太丰富了，这是事实，但我理解的却是这个事实说明中国历史太动荡了，没有那么多战争，哪来那么多兵书，要说幸运那就是巴顿那样“和平是军人的坟墓”的人的幸运，巴顿或许属成者王侯一类，这事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军人是若干反面的失败的案例，一将功成万骨枯，我读过非经典也有着非经典意义的记忆，“可怜无定河边骨，皆是深闺梦里人”。

再说不战，可以参照的是一部尼克松的书《1999：不战而胜》，我现在更愿意用手边有的《大国的兴衰》，这部厚书贯彻的核心的思想之一就是“均势”，均势导致不战，面对利益竞争的世界，那就是势力平衡，两个重量级一样、势力均等的人不容易生死相搏，这是说人，两个资源综合评估比较均等的国家就更不容易刀兵相见，势均力敌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最可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或者你死我亡，一般情况下双方都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结果。

我读《孙子》还有一点非常钦佩，它一直在用一种定量思维的方式分析问题，这是先秦经典大不一致的。这让我有些惊异，它总在算可能性，总在算胜数，分析很多问题都变成数字、者比例和区间，因为它的简洁，因为它的清晰，因为我喜欢它，这书我浏览得多一些，一时兴起，还在笔记本上把孙子喜欢说的带量化的文字画成图表或者坐标，比如我读《谋攻》就是以两个坐标图整理它骨头架的。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这是孙子一个贯通的研究和叙述方式。在我看来，《作战》篇说的就是成本和财务核算，我有时就是当一种战争经济学在读。

如果要比较高境界而又比较客观地理解比较抽象和玄妙的“无为”等老子思想，不妨以《孙子》为重要门径之一，这是我自己找到的算不上治学的阅读路子。

我读《孙子》还给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了我的解决方案，有人问一般说“形势”，但《孙子》目次是势篇在前形篇于后，“不战”思想，看得出《孙子》的哲学基础是“道家”，关于《老子》和《孙子》的先后，这不是问题，《孙子》的成书时代，通过《孙子》可以反证道家哲学已经很成熟，《老子》是对道家思想的总结和提升。有了这个基础，豁然开朗，“势”在道家哲学中是高于“形”的哲学范畴，因此在前，关于这两个在道家哲学中很重要的范畴，学者们都比较重视和有不少论述。

我是凭记忆这么写下前段话的，我申明一下，我是非学者型阅读，所以就没那么多版本，就没那么字斟句酌，就没有那么相关的研究资料，就不能如数家珍般的寻章摘句。比如眼下我手里的《兵书七经》中的《孙子》，“军形篇”就编到了“兵势篇”之前。

我喜欢《老子》是因为它的确精深，它标志着一个时期思想可以深邃到的高度，开始读的时候总试图给那“道可道非常道”的常道找一些具体的例证，由于思辩和语言的玄妙使这部书在理解上是有很多障碍的，我需要有一些具象去接近抽象，因此我想到了“道”是语言、时间，语言是一种我永远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东西，时间从经验上讲是一个没有起止的事物，这样慢慢接近《老子》里最难解的那些内容。《老子》对我写字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我很喜欢用水的意象。我经常在觉得有些复杂的不好言说的东西，就会通过水来表达。

4

今天（5月24日）孙先生讲《韩非子》，我已经在说首推《荀子》时候说到了他，正好孙先生也特别说到了法家的结局不好，商鞅、吴起，均不得好死，如果说历史需要形象的故事的话，这一群人都是鲜明和血淋淋的，我在写一篇关于秦朝的文章时是这样一个结尾：

公子扶苏自杀。

战功卓著的大将蒙恬被拘捕，后服毒自杀。

李斯被赵高所陷害，尝尽酷刑，终至不敢申辩，后被二世所杀，祸及三族。

二世被赵高所迫，自杀。

赵高被新立的皇帝子婴所杀，祸及三族。

子婴自杀未遂，被刘邦所擒，被项羽所杀。

项羽与刘邦继续厮杀多年，项羽终致兵败，自杀。

这是一个放大的结果，以使我对法家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内在紧张感有充分的认识。秦朝被越绷越紧，所以它忽喇喇大厦倾于一旦，真象钢绳，突然拉断。

孙先生说法家之政皆刚猛、冷酷，特别是极端依赖一个君主，这话很有道理，但是，那么一个涉及国家所有利益的调整，特别是一群强有势力的人的利益损害，在那样的政治结构下，一个官僚不依赖君主行吗？用一句我们的土话说，放牛娃还能把牛卖了，这就是产权问题，“家天下”，土地、人口、社稷，这些只是一个寡头的私有财产。

王安石变法也激烈，人言不足畏，天变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斗争也不可谓不尖锐，苏东坡的仕途因这一背景都成了很滑稽的事，但是变法虽不成，个人的结果要好些；而戊戌变法，留下谭嗣同高喊“我自横刀向条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德、行、能皆不错的我的同乡刘光第也没能幸免，这连当时清庭官员内部反对变法者都很惋惜同情，觉得可以不杀。这股改革势力依赖的是君主，看似如此，国家本来就是君主的私有财产，这时候的产权人是慈禧而不是光绪。这两个例子说明决定变法者命运还有一些别的因素。

孙先生特别推崇《韩非子》，认为它有进取精神和特别富有求新精神，这和我评价这些经典的一些思想在此是很相同的，世易事异。这我得先绕到《易经》了，它最高的智慧就是朴素地告诉我们运动是永恒的，那就是世界是在变化的，尽管它后来被放在儒家五经中，但是它一开始就不是只属于儒家，而是一种独立的学术思想或理论架构，存在于儒家形成之前，我觉得它提供了一个原始思想中的宇宙模式，尽管后来经过儒家编撰和注入了儒家的理念，并且更为人文化，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比如“出门有功”；这有很强的儒家的出世热情和信念及浩然之气，但是我觉得它对道家的影响更为深刻，它勾勒的不断运动的力量或者说规律，就是《老子》要寻求的那个不可道之“道”，“道”是老子说不出来的时候取的名字，牛顿找不到这个源头时就取了“上帝”这个名字。

5

最近听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在凤凰卫视谈经济，有相当部分内容是中国股市的宏观分析和预测，他的非均衡观念我很赞成，《易经》告诉我事物运动着，趋向平衡而永远没有平衡，杨帆认为股市的涨跌不必大惊小怪，经过几十年的聚集和积累后财富正在爆炸式地产出，中国经济在2019年之前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对这个分析我不能轻易判断，但是，每一轮股市的灾难不可怕，只要产生了新的增长的力量，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变则通，不变自然不通。

市场出清是一个理想的经济学概念，作为经济学模式来说，它很重要，它表达的是市场需求和供给之间完美的一致，因为它的理论假设使经济学有个标准，以分析研究经济的动态，但是这个状态永远不是现实。那就是所有构成变化的因素中，都始终在此消彼长，所以，我们避免不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尽量在避免不了的很多事情中形成下一轮变化的力量。

关于股市风险，杨帆先生说了两点，一是风险提示，一是反腐败。

从经济学者来说这话轻松，但是实质性地分析我感觉到有些困惑，风险提示当然需要，但是面对人的本性，提示是非常苍白和软弱的，所以对最近股市的疯狂人们在议论纷纷，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

关于反腐败，杨帆先生说到曾经一度使经济学界和政府失语的“朗顾之争”中的一个问题，他认为郎先生提出的是真问题，所有制是一个假问题，那个问题应该是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而与所有制无关。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杨帆先生的关于问题自身的表述是准确的，但是所有制与治理结构的问题也不是假问题，因为我们在观察和研究治理结构的时候当然就会分析若干影响治理结构的重要因素，结果我发现不同所有制的治理结构存在一些现象，那么治理结构与所有制的关系就可以独立出来研究，不管最后证实他们相关性还是没有相关性，证实或证伪，它都可以作为一个问题。

在我看来，包括发达国家公有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效率是有差异的，在中国公有与私人部门的腐败是可以观察的。治理结构跟这些产权关系是有联系的，因为它与人性的贪性和惰性（这是我用的两个不含道德判断的分析术语，指效用和成本上的偏好），腐败和低效率也是符合人性的。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6

我们好象比较愿意期待一种长期的静止的稳定，中庸思想更多的不是辩证法，而是寻求静态平衡，贯穿国家和个人的折中，有的学者描述我们文化的时候用“超稳定”这个概念，的确有一种不求变的“反变”的观念和力量始终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

由荀子而变的法家思想，其力量不可低估，因为它是人性的本质性的力量，儒家、道家以及后来的佛教，在政治上，在国家意识形态上，从某种意义说，无论是被抬起来还是被贬下去，都是对这个力量的维护、缓冲、放大或膨胀，它就在人的骨子里因此统摄了全部政治的动力，这种力量秦始皇有，刘邦和项羽也有，陈胜也有，每个人都有。

韩非在理论上总结了法家，法术势对中国的影响极为深刻，从文化心理上讲，中国从官场到民间，都成了一个十分讲究权谋的社会，它同儒家思想一样广泛地影响着人际关系，缺乏诚信、缺乏安全感、虚伪，这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个民族的问题。其实，从这里看过去，儒学已经被放在法家的法术势里了，从汉武帝开始就是这样。儒家的理想从来就不是这个政治结构的理想，这个政治结构按人性和逻辑都推导不出真正的“大同”。

儒学终于被选择了，这也是必然，一是儒学本身特别确认等级观念，一是儒学是和解的。当产权已经确定，各种等级基本的秩序也固定下来，既得利益的维护就是资源控制者的一个梦想，除了国家机器虎视眈眈，一种顺从于等级秩序而又充满和解的思想就自然会被选择来作为工具。

7

今天（5月25日）康先生讲《庄子》，“老庄”经常联说，《庄子》我读得比较少，因为最初那读的那套商务图书馆的竖排丛书，好象缺那一册，按理我特别关注文学，这部思想怪异、行为怪诞、想象奇诡的书应该多读，但是我不是很看重那些寓言故事。因为我自己的生活轨迹不知不觉地循着庄子的很多嘱咐，今天讲庄子的先生说，他爷爷的梦想就是让孩子读书，然后去县城工作，他父亲的想法是孩子们到省城生活，我的想法是尽量不去城里生活，城里当然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但是城里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东西。

庄子把一些道家思想和自己古怪的人生观结合起来，他关注生命，关心自我，他并没有什么多的社会政治理想，一切是生命的妥善安顿，如果把话说炫一些，就是说话围绕着如何建立我们的诗意人生。

讲《庄》的康先生说他爷爷克服了相当的家庭经济困难，很坚定地支持孩子们读书，其实这是中国家庭无数个同类故事中故事，民间普遍知道读书才有出息，官本位是根深蒂固的观念，“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都是很普及的社会意识。

所以，当政治结构在法家的冷酷中排斥生命，当儒家激发着社会责任感与参与性，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家在庄子中体现的生命理想，就化为中国历史上很典型的一个士人心理，这个士人概念包括文人或其他读书人，他们自我心灵的保护必须斜矗起隐逸的旗帜。隐于野，隐于市，隐于朝，隐逸是闪避，只有面对法家我们才可以理解士人群体在儒道两边的精神分裂。原话是把隐分成大中小，在我看来没这个区别，它就是人的一种生存态度和观念的趋向。隐倒是有真伪之别，好多人隐其实是为了显。

周礼是一个不真实的梦想，作为政治制度来力挽狂澜更是一个乌托邦，在那个篡杀、掠夺、战争，换句话说竞争极端的时代，一个白热化的时代，不同政治旋涡中心的人不会采纳这个彬彬有礼的方案，那是权谋、侵夺、争战时期，没有君主追寻超越价值，彼此觊觎，磨刀霍霍，全部关于人和社会的理想主义的价值早就被粉碎了，礼崩乐坏，人的欲望汹涌泛滥，对于这个欲望先秦诸子是比较清晰地看见了，只是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从精神指向上来说，我们没有宗教，我不知道该说这个民族早熟，还是说我们被什么抛弃了。这个事实对我们的心灵史肯定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的儒释道都是世俗化的，它的形态和基督教、伊斯兰教有很大差别，跟藏传佛教对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影响也大相径庭。

我的基本价值观是这样，如果我们能够抵达天堂，那么我们共同承担风险；如果我们将要走向地狱，我们一起分享堕落。

8

今天5月28日，阎先生讲《大学》，前面说了朋友发来那个关于《大学》让我为难的短信，我注意到阎先生说起值得自己肯定的事情，他说“文革”期间他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读书、研究、写字，二是利用“大串联”骑着自行车沿大运河行走。先说第二件事情，我的年龄是用不了那个机会的，但是我和注意这个细节，阎先生的年龄段应该还高一个数量级，我印象中很多后来对知识有某种冲动的人当时都鬼使神差地做了共同的选择，读余秋雨的人很多，我不知道有人注意到他写的第一次夜里摸到岳麓书院的夜晚情景，还有徐作生也是借大串联第一次实地考察了蜀身毒道，就是“汉通西域”“张骞凿空”之前的那条从四川通往印度的古道。

关于阎先生说的第一件事情，我本来是比较遗憾的，因为那个时代留给我觉得有独立精神的文字确实太少，苏联文学我知道得很少，但把个时期却有《日瓦戈医生》，有很震动我的茨微塔耶娃，而且还有……。“文革”时期写字的人要吗死了（比如老舍）、要吗跨了（比如郭沫若），我真的很失望，偷偷写点字，让我们知道有人还在这样独立思考的人都几乎没有。“五四”追求的精神一瞬间到哪里去了？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理性精神再次更极端地掉进了泥淖。我后来读食指，读《公开的情书》，更后来知道有这样两个油画家赵文量和杨雨澍，知道他们68年的一副绘画《偷听音乐》，这是我感觉缓解了一些虚空和伤害的缘由。当然，巴金后来《随想录》的弥补也给了我宽慰，自己当年的人文认识在戴厚英的《人啊人》中得到了一些确认。

但是，我还是在想那一代人怎么被解除了武装？我知道一些，我读过当年最大的那些右派的基本的“右派”主张，（那些原本不错的观点，那些在后来依然被指认为自由化的认识，“沉渣泛起”），什么使他们闭嘴，什么使他们噤若寒蝉，如果说经典就去请教荀子或者我的同乡提出《厚黑学》的李宗吾，再质问法家，再追问人性。

关于阎先生的天地人己的观念，我觉得是比较适合中国传统思想和概念下的分析背景、历史、社会与人之间关系的，就象中医那些术语，前不久写秦良玉，就用了这样三个题目分节，“于地理有关”，“与天势不合”，“在人事无悔”。阎先生讲过“明亡清兴”那段，讲袁崇焕的篇幅很多，之前与之相关的是熊廷弼，之后的秦良玉进入这段历史，我就这样推演和理解那个明朝倒塌的结果。

读《报任安书》知道有一个人多么委屈，同时一个如此委屈的人还在尽量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没有屈服而表达自己又不得不有些展转，这样我也读到了他对面的汉武帝和那个法家的政治理念，这篇文章不但对我有励志之用，他还感动我的肺腑，更主要的是让我深思历史中一个人到底如何体验自己生命的分量。

阎先生也说到了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迁和鲁迅是影响我很大的两个写作者，那是他们了解人性而皆有理性精神，要说正史，司马迁有时那样很文学的写作方式不是我最关注的，尽管从文学的角度说我也很敬佩《史记》的文笔，现在很多中国人写的传记经常就是在写情景和场景，包括对话，好象那个传记人物的一生作者都在场似的，它们很主观地塑造人物和形象，而不是给我们历史，这离司马迁太远。我是说司马迁虽是儒者，但他的视野远远超出这个角度，他写人，写事，还有经济，从进入他笔下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他想告诉我们的这个历史和人到底应该在多大的广度上面对和思考。

说《大学》几乎都要说到朋友发短信问我那句，阎先生把最后那“至善”解释为“最高境界”，这没错，我不知道他在回避还是就是这样理解的，最善当然是最高境界，但是最高境界不是最善，白马就是非马。这种说法无意间遮盖了一些问题，甚至可以说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被挡在了视野之外，读所有中国经典不能给我至真的力量，没有这个最高境界，不仅是我读经典，读涉世书，读笔记体，没有给我那样的深刻的触动。相反，它们要么回避，要么让你缄口。它们最多让人在与自己有道德性联系的事物上做坚定的选择，这会演绎出很荒唐的结果的，比如二十四孝。这是中西方文化精神很大的一个差异，“美丽的谎言”还是“真实的谎言”（这是一个调侃的说法），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这是中国文化在现代十字路口必须回答的。否则，无法确定现代化最广泛的价值基础。关于这个以前写了《天命圆太阳中心》，比较了传统文人精神和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些差异。

9

5月29日，毛先生讲《中庸》，特别看到毛先生注意到孔子也觉得中庸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非均衡，这就是《易经》的变与动，前面说过，市场出清是理想状态，那些话可以提供理解中庸的一个角度，中庸就是一个理论的假设，它作为标准不是最终的目标，而是检测非标准的理论工具，对这个问题的僵化理解或着庸俗化，它会导致这样一个寻求完美解的妄想，借用佛家的语言就是一种执，中执，其实“中”的概念和现代哲学的“辩证法”和实用哲学纠缠得很复杂。

毛先生说到了“隐恶而扬善”，这挺有意思，我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几十年的媒体的指导思想几乎与之合拍，当然不止是这个方面，它作为一种思想贯穿在很多地方，这里只是在比较典型的领域姑妄言之，从延安时期就曾经有个争吵，但是一旦宽松的社会条件下，所谓阴暗的东西我们就看得更多，因为有人想表达有人想知道。我对历史的观察“隐恶而扬善”，往往是在隐真而饰恶，这又回到了真与善关系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原则上了。

信息不对称本来是经济学的一个说法，我看来是经济学完善其理论的自我修正，其实它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历史状态，这长期被一些人用来统治另一些人，回到焚书坑儒或者所谓愚民政策都是如此。

10

5月30日，隋先生讲《墨子》，隋先生说自己是中学那篇《止楚攻宋》的课文使她知道了墨子，我想我们那个时代接触经典“正文”可能都有那样类似的经历，“公输盘为楚为云梯”，我也是这样开始的，这句还记得是因为那两个“为”字经常是考点。不过我应该之前大体知道墨子的一些思想，墨子的平民立场和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热情，在中国文化中是被挤压的，这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值得探讨研究和反思追究的。

我发现我书橱里竟然有这样一本书《〈墨子〉校释商兑》，我没完整地阅读这部书，当年我想读经典也该更学术地读，后来没有那样，这本很学术的出版物就全当工具书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翻检一下。

毛先生在讲《中庸》时讲到了阅读经典的方法，总结了“要背诵，要投入，要出新，要持久”的“四要”原则，我个人觉得如果是非学术阅读，“背诵”大可不必作为普遍的阅读方法，当然喜欢背诵的尽可以去背诵，那是一种个人趣味，也不是什么问题。至于“投入”那是应该的，如果不是因为明天要讲哪部经典以做稻粱谋，被逼着，如果只是自己去亲近经典，“投入”应该成为一个相对的阅读原则。“出新”这应该是我们阅读经典的目标，首先是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本身就是很有价值意义的，经典很容易把我们带向问题和困境，这是经典最重要的价值，至于经典对我们直接的指导意义那不是第一位的。面对经典，我们有这样的反应，同意（包括同而有别）或反对（包括反而不对），以及填空，就是在经典的空隙出发挥和演绎自己的思想或主张。能够不断回头去重新对话经典当然是一件好事，经典能够不断给予我们启示，我说的启示包括我们赞成的和有分歧的，包括我们掌握了的和没掌握的，这样种新的启示的来源，一方面是经典本身具有的魅力。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那就是我作为一个阐释系统，这个系统在不断变化，它就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作为社会阅读这个阐释系统也如此。我作为个人的经验的变化（生活和阅读）、阅历、思想等等变化自然会被带入我与经典的反复对话中，作为社会系统也是不断的变化着，尤其是在时代思潮发生剧变的时期，对经典就有更多不同的诠释。

同时，我想说的还有一点，误读肯定在我们与经典对话时发生，而且将持续始终。

墨子“兼爱”的思想源于他的一种平等观，这应该和墨子的科学精神有相当的内在的关系，这让我想起了新文化运动，它给我最核心的影响和为中国文化进入现代平台最有价值的就是民主和科学，正好，它是现代社会建立社会组织的基础上的一个完整的逻辑。

佛教不主张爱，不仅是因为它把“爱别离”作为人生之苦，“观身是苦”是超越生命和进入净土的思想和修行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爱的差别不适合它更极端的平等主张，众生平等，万物平等，这些并没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位。孟子的民、社稷、君的名言尽管经常被引用，但考之中国历史最好把它当反话听，它从来没被国家接纳，也从来没深入平民的骨子里，我们在传统社会是接受不平等的等级的，等级是基本的社会秩序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默认值。

11

6月1日孔先生讲《论语》，两个地方明显不准确，一是一个论点，一是一个史实。

一个观点说孔子思想是讲平等的，民本思想在孟子那里发挥得就更充分了。孔先生很早就知道“克己复礼”的正解，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周礼”，这是孔子最高的政治理想，他不断奔走各国，就是想把这一政治纲领变为政治行动。周礼是不是完整地在周朝黄金时代运行着的社会制度，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但是它的基础是封建宗法制度，礼中是有很大的苛刻的等级思想的，打开周墓我们看见的随葬品中的七鼎、五鼎、三鼎或无鼎就是这么回事，等级秩序是儒家的选择，“儒”字本来就释为“柔顺”，这跟它依附于法家的历史是很符合的。

儒家选择自然血缘关系来建立和解释社会秩序。这一思维模式一直存在于后来的儒学之中，越演越烈，越来越僵化甚至乖张悖逆。否则，核心的法家不会选择儒学作为显学，孟子那几句话就很招某些人讨厌，连幌子都不愿扯了，朱元璋就厌恶这些，他只是公开了自己的态度而已。产权人绝对不会从根本上接受这个理念，这知道清朝末年走投无路了，立宪运动也终告失败。

另一个史实是孔先生说“五四”就根本没有打倒孔家店那么回事（“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本是两个历史概念，但有些不特殊的语境里经常合在一起说），那是以讹传讹，还说即使打倒那也不是孔子的孔家店，这第二部分我倒同意，在说孔子在历史中的异化已经说了，就跟几个装神弄鬼的道士把老子推上太上老君的神坛一样。但是，吴虞当年的反儒可是名噪一时，“只手打孔家店”（当然现在还有人抠字眼，说这话说的是“打”，没说“打倒”）是胡适评价他的原话，吴虞这事在当时动静很大，还惊动了新文化运动的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吴虞因此受到他们关注和关照，到北京在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大学讲了几年课。

我是这样理解的，之所以我们还认可那是一场新文化运动，新就新在它肯定有与传统文化有核心差异，这就注定导致根本的冲突，一切是在这个层面上发生的，至于细枝末节上往往纠缠不清。它被国际的、国内的的矛盾引向了别的方向，甚至一些思维上、认识论上、方法论上乃至逻辑的不清晰和一些无聊的原因都在扰乱它的方向。至于吴虞个人品格（持儒家观点的人愿意诟病于此）和其他我不想多说，他昙花一现，他说的和做的符合他的生命逻辑。他被遗忘的经历可以提示一下写“丧家狗”的先生，孔子还在那里，要借他做点什么事的人总会有，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但是，这些跟我要想知道的问题总的来说关系不大，我知道“五四”的原始动力也有人个体的需要/欲望，这种解放的要求是一种渴望了，很多“五四”大家也好小家也好，至少都觉得他们需要在婚姻上有更多的自由，他们需要自由，这是贴身的，他们有切肤之痛，婚姻自由说白了也是人的一种基本的两性需要，它的参照标准来自一种不同的文化。

这时候我想我该真正说一下儒家的社会意义了，我既然认为这是一个法家的社会，这是人性的，既然我认为竞争不可避免，那么我就知道竞争带来的伤害和压力是很疼痛和残酷的，那就需要修复、弥补、缓解有时不妨是麻痹与自我麻痹，需要宽解、谅解与和解，这种需要存在就一定会有诸如伦理温情（儒）、诸如遁世闪避（道），这些就一定要与我们相伴而行直到永远。这个机制需要，去掉了儒家和道家，可能是换一别的名字而已。这样我可能逐渐接触到了一个问题的核心，我们要在什么基本的价值原则上确立我们的社会基础，这我们得再次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向哪里去？

基于传统的产权关系，“家天下”，天下是私有财产，肯定深刻地影响了基本的人际关系，我说的等级秩序我自己觉得不容回避，所以大到一个国家，产权人可以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而家奴则只能“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一关系在儒教那里是通过“父子”的自然血缘关系来论证的，所以吴虞主要的是反“孝”，这直接与他的现实的生存处境有关系，他的反应就象一个受到虐待的孩子一样强烈，他有切肤之通，但是不是深思熟虑的。这个“孝”让新一代中国人感到了自己的不自由和不快乐。这一点在“五四”时期是很具体和生动的，涉及每个人。道德跟在法家后面一路走来，已经跟法家一样冷酷了，法家思想耗尽了传统道德的余温，所以我们面临的是越来越大的道德危机和道德困境，这是历史的结果。

这里我想因为是我的基本思想，我得插进一个案例，尽管很多这样的事情，就说一个不远的也不冒什么风险的袁世凯。这是这样一个人，当了临时大总统嫌不够，费尽心机当了正式大总统，仍然欲壑难填，还要当皇帝，要当国家的产权人，这样才能世袭国家这份家业，不妨说，国家是人民的国，而是帝王的家。

在采取镇压、阴谋、流氓手段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他还采取了这样一些步骤，取消《临时约法》，1913年处下《整饬伦常令》，“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6月，通令学校恢复尊孔读经。1914年9月，率百官到孔庙祭孔。12月到天坛祭天。

作为权力斗争或着说一种竞争形式，袁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之后，10月就闹出先选总统后立宪的笑话，用便衣警察、地痞流氓数千人包围国会，打着“公民团”旗帜，鼓噪会外，从上午8点到晚上10点，国会议员忍饥挨饿，三次投票袁得到了法定票数当选正式大总统。11月，解散国民党，撤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致使国会法定人数不足而不能开会。1914年1月下令解散国会，5月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公布《中华民国约法》，约法规定：取消内阁，撤消国务院，政事堂为辅助总统的办事机构，设于总统府内。这是权力的集中与独裁。1915年的新年，《总统选举法》颁布，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选连任不限，总统的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是个人永远当产权人并能被世袭。在这年8月，1993名“国民代表”一致主张君主制，袁世凯堂而皇之接受“推裁”而宣布改民国为帝国，1916年的新年举行了登基大典。

这时候，儒教被法家们操纵玩弄成这样，这种关系在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的，董仲舒的天人观念就给产权人戴了君权神授的冠冕。儒家的荣誉还不都是产权人给的，因此是要付出代价的，总会有成本，这种法儒关系提示我，它们已经极其扭曲、荒唐和荒诞，要继续维持这个结构，已经很难，儒教已经被弄得身败名裂，由于新文化运动，外来文明的参照最后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它原有的社会功能在不信任的公众面前，已经难以满足社会需要，此时的儒教还有多少可以信任的呢？它还能抚慰谁的心灵呢？

12

6月4，前半段是马先生讲《论语》，后半段是纪先生日讲《孟子》。

孔孟联说，这里联讲，挺有意思。我自己的第一部《论语》是在曲阜孔府买的，那时候在上大学，书的装帧十分简陋。我的思想受儒家影响不是很大，而且好象越来越少。但是，我还是喜欢读读《论语》，《论语》本身很平实，它对人的思想的影响本就没有什么深刻的，大都是日常工夫，我们做或者不做或者怎么做。

当年“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从北京游离出来，南下上海，就是那次散漫而落泊的行走，一个人就到了曲阜，还去了水泊梁山。特里尔传记《毛泽东》是这样描述的，“1919年春天，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后被称为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高[chao]。但是毛没有参与其中。他这时的心情抑郁，举棋不定。当北京的学生热心于国家大事时，他只是短暂地注意了一下这一事件，然后漫无目的地独自离开了北京。”特理尔还转了斯诺《西行漫记》的话，毛回忆说“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特里尔继续说，“他攀登了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了粱山，这是《水浒传》中的英雄们聚义的地方。”我在想这次旅行到底给了他一些什么，以至于《水浒传》、孔子后来都成了一种政治语言，经历了一种被粗暴地、曲解的批判。现在还能背当时报纸和广播里不断重复的毛的或别的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批林不批孔，流毒肃不清”。怎么就把法家和儒家构造成了一个历史运动的对立结构模式，并且用此检测所有几十年政治斗争的关系，它虽然荒谬但是有着某种渊源。

这里我好象应该说几句“文革”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几页之一，我们正在领受他的恶果带给我们的困扰，“文革”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事件，它作为一个结果在我们的文化里根深蒂固。很多年前读到吴亮的一句话，印象深刻，那话说的是这样的意思，当我们走出专制主义幽暗狭长的隧道后，我们将迎来一片平坦的荒原。

我小时候喜欢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可后来细解孟子的一些文字我有时有些心虚，他的语言和逻辑陷阱的方式让我看到他煞费苦心，其实这也是先秦诸子论辩时常用的技巧，隋先生在讲《墨子》的时候也讲了墨子给公输盘下的那套。孟子能够那样堂而皇之地说话，我则有不能自圆其说之感，他可以挖一坑，看见人掉下去，然后朗声说王何必曰利，只有仁义罢了。我都知道他这个结论与事实大相径庭。

孟子说话行文有底气，他的文字对后来的写作者影响很大，包括我喜欢的司马迁、苏东坡。一般都经常引用孟子那句很有名的励志的话，这句也依然很有他的文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段话我曾经喜欢过，现在不是那么喜欢了，我联想到的是司马迁的一段话，“文王拘……”，司马迁当年应该在这里获得了某种力量，他的话好象就是故意在论证孟子，其实我觉得更多地是在振奋他自己。司马迁的理性精神和冷静的历史观察，他的浩然之气与儒家有关而且作为一个人超越了儒家。

孟子对儒家的影响很大，他的浩然之气从何而来值得我继续思考。

13

6月5日是葛先生讲《荀子》，我开始就说了很多关于荀子的话了，今天注意到葛先生又提到了“制天命而用之”，之前好象是纪先生也提到过，他们都说他们的年代这话被误解为“人定胜天”，这把历史压缩成了一个片段，实际上思想史和哲学学者可以告诉我们，天命观念有一个演进的变化过程，到了荀子这里人的主体性更觉醒了，人再也不是趴在至高无上的天的脚下了，人的自主意识被更明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士的观念的进展，逐渐会影响更多的人，关于天的神性观念被弄得有些经不起他们的推敲了，荀子对过去的“天命”理论进行了一些否定的思索。

天这一观念在吕思勉先生在说汉朝黄巾起义时是这样讲的，“张角是要煽动人造反，夺取天下，他分遣弟子八人，传道于四方。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说，相信他的人，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都有。后汉时这八州，要包括现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八省。他的信徒有几十万人。他把他们部署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一朝事泄，他一个命令传出去，这些信徒就同时并起了。他又谣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句话，《三国演义》上有，《后汉书》上也是有的。诸位读了，一定要觉得奇怪，怎么天会得死呢?也不过以为草寇的说话，是不通的，不求甚解，一笑便置之罢了。其实不然。摇惑人为的话，也是要人家懂得的。倘使没有人懂，还造作他做什么?就使造的人不通，这话又何能风行呢?”“古人认为天上的五帝，是应该依着次序来管理人间之事的。为天下之主的，必须是天帝的儿子。所以朝代的更换，便是这一个天帝的子孙，让位给那一个天帝的子孙。这就是所谓‘五德终始’”

这一天授和相关的天的观念形成的一些制度和习惯一方面在延续，比如到袁大总统时都还在祭天。同时这种关系也在变化，到了汉儒就成了“天人合一”，光把天人合一解释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够的，这里其实也包括君权神授的内涵，还有更复杂的别的东西。后来天人关系继续演变，就成了“人定胜天”，其实天的意义对于人来说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据说张献中在成都就曾经因为天不服己，而跑轰苍天。这时候天人关系肯定跟荀子的思想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

14

6月9日终于等到了台湾的徐先生讲《易经》，“我读经典”的节目在这里也暂时要挽一个结了。徐先生的讲法我基本不同意，《易经》是一部比较朴素的哲学书籍，好象什么都装得进去，但是，我认为它不可能把计算机的二进制等什么都包括了，我记得我们的质量单位曾经是“半斤八两”的16进制。

先生在很多地方回到了一些传统的讲述方式，比如说变与不变的关系，他说你今天回去看看你父亲变没变，要你父亲也变了，那就麻烦了。他说的是运动与静止，这有些庸俗化，在语言上也是一个陷阱，谁好说自己的父亲变成别人了。我不仅不喜欢这样的表述方式，关键是它是错误的，我的“父亲”肯定变了，时时刻刻都在变，当年他在上班，现在他退休在家，当年他很健康，现在他有比较严重的糖尿病。因为徐先生把《易经》看成拯救了自己生命的东西，他那中特殊的感情我能理解。

跟我和许多人的观察和判断一样，徐先生说到了有一个人被忽略了，那就是墨子。我这里重复一下，墨子被挤出文化主流对我们阅读经典是有意义的，我们阅读经典得想想挤进来的是怎么回事，没挤进来或被挤出去的是怎么回事，想想有什么，还想想没有什么，不管我们得出什么结论，这个过程是有意义的。

由于有很多核心的分歧，包括基本立意、解读立场、论辩依据、阅读方式，要说的话肯定很多，所以，这里我不展开我的意见。

结语

我觉得阅读经典得注意这样几个关系，至于得到怎样的具体地结论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阅读经典必须与我们的历史观察相结合。经（典）（历）史关系。

阅读经典必须与我们的社会现场相结合。经（典）（现）实关系。

阅读经典必须与我们的人生经验相结合。经（典）（经）验关系。

阅读经典必须与不同文化的经典相结合。经（典）经（典）关系。

阅读经典必须与我们的独立思考相结合。经（典）人（格）关系。

包括对对我影响至深的新文化运动，我不反对对整个历史都应该反思和重估，但是，在“炒古”声中我们也得反思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我还是坚定地相信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在近现代，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进步和倒退似乎都与之相关。

有时候我觉得经典里的东西很适合我，结果又会发现它在历史、现实、人生中就是讲不通，我就得寻求否定的力量了。结论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我随着经典去遭遇了问题和困境，我思考着，因此我存在。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7-6-19 12:51:25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