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不是针对《天下无贼》的。我不想和冯小刚抬杠。也没跟他抬杠的必要。我的脑海里,是先有“村里有贼”,后才有“天下无贼”的。冯小刚拍《天下无贼》贺岁的那年,来我们村里做案的盗贼,正在疯狂。先是我大哥的十五只羊,一夜间被贼偷了。贼知道那晚大哥喝醉了酒。贼知道大哥厌烦那十五只羊。贼知道大哥的日子不需要养羊。贼知道大哥儿女都有了功名,不叫爹娘养羊。但大嫂非要养羊不行。贼知道那十五只羊是大嫂修理大哥的法宝。养了羊,就可以逼大哥天天上山放羊,大哥就没有机会喝酒,打麻将,玩牌,赌博了。贼知道这些后,就帮了大哥的忙,半夜里从院墙外掏一个洞,把羊赶走了。大哥的羊被偷,只是一个贼流感来临的预兆。紧接着,贼流感就进了村,堂弟花六千元买的新摩托车丢了;张三家的三头奶牛丢了;李四家的手扶拖拉机丢了;还有丢三轮子的,丢怀抱大树的,丢公用设备的。那时节,贼已看不上小偷小摸,对于小东西,小农具,小家什,自行车什么的,根本不屑一顾。贼知道偷那些东西发不了财,致不了富。贼走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捷径。类似于官场的受贿,贪污,洗钱,抄股。
我说的村里有贼,不指这些疯狂作案的大盗贼们。这些大盗贼,公安都拿他们没治的。百姓报上十起案子,来上几十趟子,都破不了一起的。我写他们就更没意思了。除了想象贼眉贼样外,纯属隔靴子搔痒,胡猜乱揣磨。况且真正的贼,脸上并不刻“贼”字的,他们平常的表现,甚至比正人君子还正人君子哩。这样不明黑道规矩,不明贼们偷之有道的学问,写出来,只能让百姓们更生气,更无奈。况且这些盗案,大多都是外贼干的。他们即便被公安抓了,判上十年八年,或者嘎崩,枪毙了。村里人也只是图个一时之快。很快就会淡忘了他们的。我说的村里有贼,也不是那些吃里扒外,里应外合,与外地人合伙作案的家贼。对这些人,村里的人也只是猜测,或者想象,如果没有他们帮外贼侦察地形,路线,实物,村人的活动情况。外贼是断然不会那么盗之坦然,顺手牵羊的。理是这么个理,但要细究,就没了真凭实据。捉奸捉双,捉贼捉脏。抓不住他们,就不能承认村里有贼。
但村子里确实有贼。我说的就是村子里这个有名有姓,实实在在的贼。一个老人娃娃,婆娘媳妇,都知道的贼。这个贼爱偷,就象一个上了瘾的酒鬼爱喝一样。村子无贼的历史就是被他改写了的。他几乎偷过家家户户的东西。对这样一个贼,村里的人应该群起而攻之,应该把他扭送到局子里,让他受受皮肉之苦,尝尝偷东西的滋味。但村子里的人都没骂过他,都不叫他贼,也从来没有把他当贼看,反而一直和他和睦相处着,无怨,无恨,无仇。
过去,我们村子里是没有贼的。几十户人家,大多没有院墙,没有庄门。屋子都对外开放着。架子车,铁锨,扫把,犁铧,围脖子,套绳,木料,等等紧缺的东西,都随意地在屋檐下撂着,或挂在墙上。没有人偷的。有人来借东西,无人,就自个儿拿去用了。用完,完璧归赵。即使有院墙,有庄门的,也是形式。门上虽吊着锁子,但钥匙就在门头顶里。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主人在与不在,都可以伸手摸出钥匙,开门而入。那时候,家家都有狗,但狗基本闲着,没事可干。因为村子里,狗与狗认识,狗与人也都很熟。狗护院落,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职责,卧在门前,象和平年代站岗的士兵。养狗,针对的都是外村人。真的,那时,人们的生活虽然很穷,日子过的也很苦焦。但人都很朴实,很憨厚。人与人的关系,亲密无间,和睦相处,就象黄昏时,从家家烟囱里冒出的炊烟,轻风一吹,很快就弥慢融合到一起了。如果说,那时候村里有贼,就是我们这些娃门,每到夏天,爱偷生产队的豆角子,胡萝卜,青粮食。八月十五的晚上,爱集结一起,偷各家院子里献给月亮的月饼。大人们一边说,小时偷油,大了偷牛哩。而我们一旦被看胡萝卜的,看豆子的抓住,看胡萝卜豆子的大人又会说,娃娃们肚子饿,吃了吃上些,算不得偷的,只是偷时规矩些个,别把豆秧子踩坏了。就觉得大人们很矛盾。就象大人们说娃娃们没腰一样,一旦把怀里更小娃娃闪一闪,大人们又忙说,小心,别把娃娃的腰闪了。
村里的平静,是随着包产到户打破的。
我知道村里有贼,是1984年,包产到户刚两年。我中专毕业,从城里回到老家,父亲说,羊路坡坡上的一棵白杨树被贼娃子偷了。那棵白杨树才刚能当椽子,再长四五年才能当行条的,太可惜了。那棵树是被贼用锯子擦根儿锯掉的。贼锯倒树,把枝条砍了,就把椽子抗走了。那棵树离村子有一里多路,狗们不知道,那晚,庄子里的狗就都没叫。村里开始有贼,父亲很气愤,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说此风不可涨,若抓住贼,就把他的皮扒了,手卸了。看他还敢再偷。
父亲决定搞个水落石出。父亲是从树根上留的锯齿印着手的。锯子只有木匠家里才有。村子里只有一个木匠,就是父亲的亲兄弟,我的三爹。父亲想到三爹,心里咯噔了一下。父亲当然不相信是亲兄弟干的。但三爹有四五个儿子,一个一个排着队,说媳妇,却只有几间破房房。老子不干,侄儿子们不一定不干。父亲为难了,犹豫不决。到三爹家问,还是不问,也成了一个问题。弄不好,就会为一棵树,搞僵弟兄们的关系。娘看出了爹的为难,说,算了吧,不就一棵尕树树嘛。
三爹却主动上了门。三爹说,他也到羊路坡坡上看了。那锯齿印就是他的锯子干的。三爹说,前几天他的锯子给人借过。爹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爹问,借锯子的人是谁?三爹说,就那可怜的鼻涕虫啊。爹不相信,鼻涕虫那个孽障劲儿,敢偷树。三爹说,鼻涕虫把锯子都还来了,锯齿里还有新新的白杨树锯末渣子呢。那狗日的懒的很呢,锯了树,你就把锯齿里的锯末渣子清清,清都不清,就把锯子还来了。爹说,真要是鼻涕虫干的,那就算了吧。也别给村子里的人放风了。爹和三爹就把鼻涕虫偷树的事,烂到了肚子里。村里人也发现我们家那棵白杨树,不明不白地没了,有人问起来,爹就说,盖驴圈子差根椽子呢,我放了。村人说,可惜了,那棵白杨树是羊路坡坡上长得最直溜的一棵啊,再过十年,就是一道好梁了,还能截两根好行条呢。
鼻涕虫是个单身。鼻涕虫的妈刚生下鼻涕虫就死了。东山里有一个年轻寡妇子,想嫁给鼻涕虫爹,但年轻寡妇子有一个老娘,不愿下山,鼻涕虫的爹就把两间房房扒了,招了女婿,领着鼻涕虫到东山里,侍候媳妇和老人去了。不料,祸不单行,几年后,鼻涕虫的爹,后娘、还有后娘的老娘都死了。鼻涕虫在东山上就成了独寡寡的外姓人,不好过,又从东山里回到了村里。鼻涕虫刚来时,才十岁,就在当家族户里轮流吃住,由叔老子们养着。到十六岁,当家族户在生产队的会上说,鼻涕虫能自力了,给安顿一下吧,生产队就在饲养场的南墙里盖了一间小屋屋,盘了一个尕炕,一个锅头,买了一只尕铁锅,两个碗。鼻涕虫就开始了他的单身生活。十八岁上,包产到户,生产队又给鼻涕虫划了一个人的地,鼻涕虫才算有屋有地的主儿了。
鼻涕虫人很孽麻。小时鼻涕老是吸溜不上去,在唇沟里淌着。眼睛也很小,象瞎老鼠的眼,经常迷瞪着一条缝缝,睁不大,睁大了,又怕太阳,一羞,就淌眼泪。生产队时,还好照顾,只给他安排一些体力轻的活干,放牲口啊,放羊啊,打打土块,翻翻粪,铡铡草什么的。一包产到户,鼻涕虫别无选择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家里家外,犁地,浇水,种田,打场,喂牛,挑水,做饭,什么活都得干了。眼见着村子里小伙子们一个个都娶了媳妇,鼻涕虫犯愁了,自己没爹没娘,望着这个比人家的牲口圈还矮小的房房,心想,谁家的丫头愿跟呢。就发誓要盖两间象样的房子。可鼻涕虫在叔老子家串着门长大,没栽下半棵树。那来的木头盖房子呢。鼻涕虫思谋来思谋去,试探着干起了偷的营生。第一次偷树时,鼻涕虫是害怕的。这是一步险棋,走不好,让村子的人抓了,挨打不说,名声从此就坏了。人都知道了自己是贼,谁家的姑娘还会给他。鼻涕虫偷树时,也想过,偷谁家的好呢?俞老二家的树是万万不敢偷的,那驴性野,手狠,惹不起的。陈六十家的也不敢偷,那婆娘嘴丑,不出手,就能用唾沫把人淹死。夜里,鼻涕虫到村头、渠沟旁、地头上转过,侦察过,才发现,那么多树,为实弄不清那棵树是张三家的,那棵树又是李四家的。就选了离村庄远点的干。好多日子过去了,鼻涕虫发现村庄里静悄悄的,没有人议论,没有人说树被人偷了的事,好象那棵是无主树一样,相安无事。七上八下的心才安稳了。
过了一个月,鼻涕虫又到三爹家借锯子。三爹问,干啥呢?鼻涕虫说,拾了些板板,想锯着做个尕板橙子。三爹说,把板板拿来,我给你做。鼻涕虫推辞,不了不了,王家爸是大忙人,我那简单的,三两下,锯开,钉上腿,就成了。三爹就把锯子借了鼻涕虫。过了几天,三爹栽在河滩里的三棵能当椽子的白杨树也让人偷了,一看,一样是锯子擦根儿锯的。三爹一想,知道是谁干的了,又气又笑,借我的锯子,锯我的树,真能干的出来呢。真是帮着贼娃子打官司呢。三爹和爹一样,没在村子声张,喧染。但三爹还是想证实一下。晚上,就转摸到了鼻涕虫的屋屋里。鼻涕虫点着煤油灯,坐在炕上往裤子上缝补丁呢。门背后,靠墙斜斜地立着八根半截子白杨椽子。屋屋小,盛不下,鼻涕虫就把椽子一截二,放着。三爹一看,便认得那正是自家的树了,说,木头都湿湿的,不拿出去晒干,会阴弯的。鼻涕虫说,一个人,上了地,没人看,怕人偷呢。三爹噗嗤一声,险些笑出声来,嘴上却说,几十年了,咱村子里那来的贼啊,放心搬出来晒上。
自那后,鼻涕虫偷东西的胆子就大了。但鼻涕虫偷树,不敢偷大树,大树他一人放不倒,放倒了,截成梁,截成行条,那小屋屋里,也没处藏。鼻涕虫的目标,就是攒盖两间房房的椽子。一间房房担稀一点,也得十二根椽子,两间就得二十四根,一截二,就是四十八根,鼻涕虫的屋屋藏了十几根,就盛不下了,干脆听了三爹的话,把椽子搬到了屋外头,依墙根晒了,怕变弯,又在两头捆了铁丝,那捆椽子就越积越多了。后来,鼻涕虫也置办农具,铁锨啊,扬场的木锨啊,套牛的套绳啊,犁铧啊,镰刀啊,什么的,走到谁家,见无人,就顺手牵羊了。鼻涕虫也偷人家的鸡儿吃。自己就一间尕屋屋,没院子,养不成鸡儿。嘴馋了就偷。村里的人当然都知道鼻涕虫是贼,但谁都不说他是贼,觉得挤兑一个可怜的没娘娃,有失村人的本分。见了面,照常打招呼,说笑。碰上谁家的饭熟了,鼻涕虫照样坐下来吃。村子里,每到过完年,年轻汉子们就都出门打工了,剩下的全是老汉娃娃。地里有了活,浇水,收田,打场,打庄子盖房什么的,就都喊鼻涕虫来干,罢了,给他工钱。鼻涕虫一年四季,就在队里帮人家干活,有吃有喝的,不用到外面打工了。
只是娃娃们嘴上没毛,嘴巴不牢,有时当着鼻涕虫的面,就会喊出来,贼,贼。鼻涕虫就骂,我偷过你妈啊。一次,一个娃放了学,正巧碰到了鼻涕虫在偷人家的玉米棒子。就喊,鼻涕虫偷玉米了,鼻涕虫又当贼了。可惜周围没人。娃跑到家里,爹正在大门外柳树下凉着,娃就对他爹说,鼻涕虫偷玉米了,鼻涕虫又当贼了。娃他爹一听,顺手从柳树上折了一柳条,抓住娃娃就打,左一柳条,右一柳条,专打娃的屁股,边打边骂,我叫你喊,我叫你喊。直打的娃告了饶,说以后再也不喊鼻涕虫是贼了,才罢手。自那以后,真的听不到的娃娃们喊鼻涕虫是贼了。鼻涕虫呢,偷了十几年东西,连贼都没人叫,反觉得没意思了,当贼当的不称职,就洗手不干了。
鼻涕虫三十三上,村委会给他划了宅基地,南北六丈,东西五丈。村里人就帮鼻涕虫用土夯了院墙,在西墙里掏了一个倒“u”型样的庄门,北墙里盖了两间土坯房子。鼻涕虫才算脱离寒屋,正式有了家。现在,鼻涕虫四十多岁了,仍然孤身一人。日出而做,日落而入,做着一个没有本事,却也本本分分的农民。
(2007年6月16日于悟易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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