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叶世斌的诗歌写作

叶世斌是在80年代现代主义“东进”的热潮中开始思考与写诗的。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新时期各行各业的行动指针。新时期诗歌的现代化诉求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强烈。诗人们围绕新诗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大胆的设想与尝试。这类似于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的“社会重点”。“我们都选择我们认为在程序中最重要的那些对象和方法，而我们对它们重要性的估价，则受到深深扎根于我们实际社会生活方式的利害关系的支配。在这一方面激进的批评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们有一批当前大部分人不会同意的社会重点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般被视为"思想意识"的批评家而受到排斥的原因，因为"思想意识"经常是描写他人兴趣而不是自己兴趣的一种方式”。「1」而在历史中人们所意识到的“社会重点”不尽相同，就是有时候大家认可相同的“社会重点”，人们对它的理解又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同样是追寻新诗的现代化，但80年代的诗人们的想法与做法却大异其趣，正是它们之间的多元共生构成了8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繁荣的局面。那么，如何从全局发展的高度来通观新时期新诗现代化建设，就成为诗论家和诗人们首当其冲要思考的命题。其实，新时期以来新诗现代化命题的提出以及引起的激烈讨论，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在整个思想界、文学界开放、开禁的情况下展开的。众所周知，建国以来，西方现代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反动颓废的“修正主义”而被故意的贬抑、遮蔽、封锁。进入新时期，因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西方现代主义作为有益的资源受到重视和推荐。有人把1978年2月《世界文学》发表的朱虹的《荒诞派戏剧述评》作为第一篇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的文章。随后国内一批重要的杂志、出版社和一批外国文学专家大力向国人强劲地介绍外国“现代派”，比如，袁可嘉、汤永宽、柳鸣九等在《外国文艺》、《译林》、《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动态》、《外国文学报道》、外国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等发表文章、出版专著和译文集，形成了“现代派”的热潮，如“弗洛伊德热”、“尼采热”、“表现派热”、“存在主义热”等等。这里尤其要提到《外国文学研究》从1980年第4期起开辟“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专栏，较为系统地把这股热潮纳入到学理性的考辨中来，这就是如何来评价“现代派”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去参阅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发行的上下两册《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虽然该书编选者何望贤是把它们当作“精神污染”来清除的，但是它提供的材料却是比较翔实的，尤其是书末附有“关于西方现代派问题讨论文章目录索引（1978－1982）”。如果说，这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圈、翻译界里的热点，那么真正使之在创作领域发生触动的应该是戴厚英的《人啊，人。后记》和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戴文说：“单从艺术上说，现代派艺术的兴起，也有它的必然性，它既是现代派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否定，也是现实主义艺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2」徐文说：“我们可以相信，西方现代派文艺也将创作出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信心百倍的理想主义的作品，描绘出未来的新世界的新姿”；“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3」戴厚英是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比较里面，仿佛看出了现代主义的“先进性”，显然具有很强的历史针对性，其中表现出来的片面性和情绪化被人指责、驳难：“迄今为止除了照例能够自我欣赏之外，并无实际成就”「4」而徐迟则努力把现代主义看成是中外联姻后的新产儿，即有些不伦不类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尽管他试图调和现代主义与此前“两结合”之间的矛盾，但还是把现代主义视为未来文学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而且，还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毕竟“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曾经是“晦涩的、奇特的和色情的”；「5」所以，徐迟心目中的现代主义是政治性的、民族性的，也是时代性的。尽管如此，1982年11月7日《文艺报》第11期转载徐迟的文章《现代化与现代派》，并发表理迪的文章《〈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以引起大家的进一步关注。这股“现代派”思潮强劲地吹拂着叶世斌。从他的第一本诗集《门神》到第二本诗集《倾听与言说》再到第三本诗集《在途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痕迹，留下了“风的形状”。其中，《在途中》最为圆熟，可以视为新世纪中国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的代表诗集。

叶世斌是以生存为切口来关注存在这一重大命题。而这种生存又非鸡零狗杂的“新现实”，而是痛彻心肺、生死攸关的人生体验。比如《焦虑症》：“早餐之前，我把药丸放进嘴里/那是焦虑症的粮食，比我的/食物重要。它解除了/全部危机，/使我和你们/和这个大好的世界保持一致”。这种创伤性的体验主要是通过反思自我以及亲人的命运来展开的。又如《药》：“我的全家被药物笼罩/我的父母无药可救。/我的妻子/她面带挑花的虚假/被药放大”。叶世斌的存在主义诗篇没有去空谈抽象的意识、本质和概念，而是注重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存在，注重人生的自由、意义和价值。总体而言，叶世斌对人和世界的理解大多是悲观的，但也有提倡乐观、进取的，如《谁在窗下自私地照亮了夕阳》：“一朵花能够挽救一种心情/金菊展开。打亮我的额头/思想和诗句。让我领略/清风飘拂，吹乱了林鸟的啁啾/红日高照。一只蝴蝶风筝/使天空的羽翼高举”。这与西方存在主义流于盲目或冒险的乐观不同。当然，叶世斌的诗篇集中地折射出了命运多舛下的惊恐不安的阴影，典型地反映了在国家正统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夹缝之间的知识分子的焦虑、苦闷、敏感等情绪。

叶世斌诗歌创作的动机就是要使自己感觉到自己就是世界的本质。所以，在他的诗篇里不断地凸现人的在场，因为只有人的在场，尤其是诗人自己在场，被他领会的风景才充满生机。而叶世斌诗中里的风景又主要是城市里的风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乡村城镇化、城镇工业化、工业市场化的重要转型时期，尤其是近年来，这种变化比以往任何时期来得更强劲、更迅猛、更震撼、更让人刻骨铭心！各种各样的城市现象令人目不暇接。比如，时装、广告、酒吧、咖啡屋、洗头城、钟点房、橱窗、霓虹灯、股票、期货、数字电视、网络、地铁、中介、六he*c*、吸毒、酗酒、绑票、暴力等。孙绍振早在《后新诗潮的反思》里说：“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空前大潮中，人们为城市马路的拓宽，为高速公路的出现正挥汗如雨，为电视机电冰箱，为装修房子奔波不息，不管是乐滋滋还是苦叽叽的，都处于一幅空前壮阔的精神大变动的历史图景，而许多诗人好像和这一变革脱节，热衷于做神秘的抽象的或神经怪异的、装腔作势的精神贵族”。「6」显然，它不包括写城市诗篇的叶世斌。现今城市飞跃发展的事实，尤其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宝岛台湾，使得那些认为城市写作是小题大做、无病呻吟的疑窦与驳难不复存在。恰恰相反，城市言说或借城市来言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写好了，而是远远没有写足、写好。布雷德伯里说：“城市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为文学提供了深刻的主题和观点：在文学中，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一种隐喻。的确，对许多作家来说，如对蒲伯和约翰逊，波德莱尔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和乔伊斯，艾略特和庞德来说，城市似乎逐渐变成了类似于形式的东西”。「7」台湾诗人简政珍也在《现代诗和诗的都市化倾向》里说：“都市诗中的创作园区，是凸现现代诗形体的最佳展示场”。「8」我相信，在当今中国，城市写作这种新的文体将茁壮成长，几乎要覆盖原本占统治地位的乡土写作；因此，写城市的诗歌或借城市来言说的诗歌，已经成为当前新诗写作的主潮，并将在以后一个较长的时期仍占鳌头。那么，与之同时出现的、为时人所诟病的“下半身写作”、“肉身写作”等与性有关的写作均可视为当前新诗在转型期显露出来的焦灼与张惶，是乡土写作向城市写作过渡时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文学现象。“下半身写作”的审美诉求依赖的是享乐、轻松，势必会导致崇高感含量的降低，而崇高感的缺失意味着人们对美将不会再怀有敬意；而没有了敬意的美将何以为继？没有了美的人生又将是何其灰暗与平庸！也就是说，审美诉求一定要以伦理认知为约束，不然的话，就会走向审美的反面。“下半身写作”的确通过展现日常生活的“性细节”已经写出了“生命感觉”，但是它们是无价值的低俗的欲望宣泄，是“欲望失禁”之低劣表现。新近出现的“梨花诗”等诗坛“恶搞”事件，似乎与之呼应，使得新世纪文学有可能进一步滑向低俗化。对于诗歌写作来说，凝视并挖掘细节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曝露细节本身上，像一个“曝露癖”那样，曝露一己之丑陋隐私，那么这些细节对他人来说就只能是“一地鸡毛”！“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与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消费的社会编码的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9」。

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急剧发展，引起了城乡关系的微妙变化，如城里人与乡下人身份的暧昧与困惑等。因此，有的写作关注现代人自身与身份的分离，凄惶于“梦里不知身是客”，所以，找寻两者的内在同一，就成了它们的追求。比如叶世斌的《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我们谁更像一棵竹子/我和这个城市？”。诗人从两者的相同与不同的比照里，暗示出人类遭遇理想与现实、时间与空间、文明与自然的双重夹击，成为一个疲于应对生活的行尸走肉。这类诗歌是经验的、在世的。正如一位诗人说的：“是城市加速了我们生活的流亡性质”，即心灵的自我放逐，如叶世斌的《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所寓。而有的写作迷恋于新一轮的启蒙与被启蒙即“后启蒙”——对五四启蒙里的关于“理性、自由和进步”、关于善恶二元对立模式的宏大叙事的“再启蒙”。它们常常用理性来启蒙政治，从而为传统的理想、个性、民主、自由解压，不让它们变成新的禁锢人类的东西，使人们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如叶世斌的《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这就是一个从启蒙到再启蒙的心灵历程。

眼下，不少“小资”作家在写中产阶级的堕落和生活目标的虚无，因而整个汉语写作弥漫着冷漠、麻木和冰凉的气息。如果说，现代性是关于人类理性、自由和进步的宏大叙事的话，那么，这些写作就是“去中心化”和“向总体性开战”之类的后现代性了。当今学界有一种倾向，把这种后现代性称为“一种新的现代性”或如鲍曼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我认为，这种将现代性泛化就是一种“现代迷误”（海德格尔语）。质言之，眼下的汉诗写作绝大部分是后现代性的。而叶世斌没有被这股强劲的时代浪潮裹挟而下，仍然标举他的“普世主义”精神，坚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逻各斯中心主义），写作“善恶对立寓言”（法侬语）的现代启蒙性质的诗篇。实质上，在外在批判城市负面影响的内里有着叶世斌的一颗大爱心。也就是说，叶世斌其实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幸福感觉的诗人。而且，他觉得写现代性的东西要比写后现代性的东西困难得多。他与后现代写作是反向的。他的写作执著地指向现代性，在反对与赞美的变奏中，力求写写日常生活中幸福，写写生活里温暖的感觉和这种感觉中光亮的东西。在当下语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是需要勇气和睿智的。我们讲它是艰难的选择是恰如其分的。

真正对艺术怀有宗教般情结的人，应该是时时刻刻都在怀疑一切，力求更新自我。只不过这种更新因人而异，各有高招。叶世斌的办法是，选取城市作为观照对象，透过城市表情来寻找城市源头，直逼城市内部的事物。他的选择与举措是明智的。因为，城市，尤其是中国当代城市的崛起，是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而可靠的窗口。所以，在叶世斌笔下，城市与现代性几乎是二位一体的。在我看来，理想中的城市诗，应该展示诗人完全独特而厚重的生命体验，应该是对城市本质的逼近与表达。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存在的奥秘，更应把这种理解提高到真理与启示的高度。据此，我们绝对不要把叶世斌的“城市诗”当作简单地写城市的诗。它不仅是一种题材上的归属。也就是说，城市只是叶世斌“城市诗”的外在身份；它自身的本质是现代性关注的诸种命题。

叶世斌“城市诗”的第一个特性是，它不像上世纪上半叶郭沫若、徐迟等人那样一味地赞美城市的崛起。如郭沫若的《笔立山头展望》就欢呼：“大都会的脉搏呀！/生底鼓动呀！”。他在高歌“真艺术与真科学携手进行”。如徐迟的《都会之满月》是“明月与灯与钟兼有了”。叶世斌“城市诗”的第二个特性是，它也不像波特莱尔、艾略特等西方现代派诗人那样一味诅咒城市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叶世斌的城市诉求，是要通过自身强大的冲击力与深刻的洞察力，把我们引向熟悉的现实背后。它将对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人类意识与处境进行真正革命性的探索与提示。因此，他把大量的符号化的城市物象、事象和心象引入诗中，使其能指和所指俱足。

所有这些恰好体现了叶世斌“城市诗”的审美现代性。因为，一方面它们批判现代科技、工业、商业文明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一方面它们始终又离不开现代立场，始终围绕现代这两个字来展开思考，所以，它们批判现代，也是从现代性内部来反现代性，而不是要回归前现代性与传统。马泰。卡林内库在《现代性五副面孔》里说：“美学现代性应该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辨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及其理性、功利、进步思想）的现代性；对立于它自身”。「10」

总之，叶世斌“城市诗”的现代性告诉我们，在城市机械文明所崇尚的复制、单面、冷漠的内面具有潜在的温暖。我们为什么一提到城市就只有令人压抑、令人心灰意冷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就感受不到城市里尽管稀少但仍然无处不在的温暖和幸福呢？这就是叶世斌的“城市诗”写作给现代汉诗提供的新经验、新理性。

由于诗歌环境、诗歌体制、诗歌传媒、诗人身份和诗歌书写都发生了改变，新世纪诗歌已经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症候。比如，诗歌网站的大量开通、诗人博客的争相亮相、诗歌民刊的再度蜂起、诗歌写作群体的回归、诗歌事件的间或发生、诗歌活动的频频举办、诗歌写作水平的良莠不齐，等等。不少人把新诗的弊端都归咎于诗歌和社会的市场化。殊不知，这种认识的肤浅体现在，它只看到市场可能使诗歌成为市场的奴隶。但是它没有看到市场同时也可能激活和丰富诗歌。也就是说，对诗歌而言，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诗歌同样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诗人也是靠稿酬生存，而且，诗歌还有面临“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但是，诗歌依然在逆境中茁壮成长，诗歌大放光彩，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也就是说，市场并非诗歌的天敌。据此，我们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把目前新诗病弱归咎于与之唇齿相依的市场化、全球化、乃至后现代了。新世纪诗歌的问题，也不在于所谓的道德的整体滑坡。因为，此前，我们的新诗也在“世风日下”的困境和责难声中坚挺地站了起来，比如，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国统区，道德沦丧反而还催生了像“马凡陀的山歌”那样优秀的现代讽刺诗的产生。也就是说，新世纪诗歌的问题，恐怕还在于在“世纪转型”的阵痛中所带来对道德的重新认识以及由此而来的诗歌审美的不确定性。质言之，新世纪诗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市场的问题，而是新诗的伦理，尤其是“叙事伦理”有无和强弱以及我们如何处置的问题。

叶世斌的诗歌是对自由的召唤，是对存在总汇的一种挽留；同时，像萨特那样，主张“文学意味着介入”。所以叶世斌绝不满足于把诗歌经营得纯真无邪，绝不满足于西方象征主义那种唯美的寻找“契合”、“感应”的“元技巧”，更不屑于与时俱进地为时代唱唱赞歌。他充分肯定诗歌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强调人的自由本性，高扬诗歌的主体性，同时，策略地回击社会上的种种异化的不端的现象。他尤其看重细节在诗歌中的意义，重提诗歌的“典型性”，乃至还专门写了《细节》一诗。这大概就是叶世斌梦寐以求的他的独特的象征主义。

注解：「1」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戴厚英：《人啊，人。后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载《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4」耿庸：《现代派怎样和现实主义“对抗”》，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5」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载《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6」孙绍振：《后新诗潮的反思》，载《诗刊》1998年1月号。

「7」布雷德伯里：《现代主义的城市》，见《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

「8」简政珍：《现代诗和诗的都市化倾向》，见《诗的瞬间狂喜》，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

「9」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

「10」马泰。卡林内库：《现代性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作者简介：杨四平：男，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中国新诗学》等10部；主编《中国诗学研究》等3部。2007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