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守旧的母亲到了晚上八点便不允许我出门，而且买回来许多的书籍让我读；且总是对我说一个女孩子性情要恬静，要知书达理，要洁身自爱，不能和男孩子一样野，于是每次哥哥出去玩时，我便总是被留在家里读书。

自幼读书一向不肯随人俯仰，只要自己喜欢，拿来就读，且反复地读。

小一些的时候读的多是唐诗宋词；少女时代喜欢读严沁的小说和泰戈尔、席幕容的诗，喜欢那些优美的文字和诗意般的情节里藏着的那份温柔和恬静，一如纯洁的百合；也喜欢读三毛的散文，甚至有一段日子在读了三毛的旅行散文之后，还曾经幻想过某一天自己能够如闲云般地四处飘荡，化成浪迹天涯的游子，让它乡的明月永远照亮自己梦中的心房。

直至有一天偶尔在母亲的枕下发现了那套老版本的《红楼梦》，才惊异地发现世上竟然还有如此“深奥”的书籍！那时只是觉得很深奥：一来是由于整本书都是许多自己看不懂的繁体字，还有书里的那些情节，尤其是其中的诗词，远远不如自己已读过的唐诗宋词浅显易懂；二来是对其有些神秘之感，因为很好奇从来都鼓励自己读书的母亲，却为什么要将这本书藏起来，只是她自己一个人读，而不让我读。

于是经常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似懂非懂地拿出来读！

古今中外的书，很多，但我读的次数最多的一部，便是《红楼梦》。

∮　“中国历史上有过四次个性解放期：第一次是先秦，第二次是魏晋，第三次是晚明，第四次则是五四。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它的个性解放是最独特的，也是最可悲的。它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满口色空理论却满足于平庸的幸福，它抱怨理学的不合理却窒息了真人的生机。因为晚明的个性解放既不是依靠强大的学理支持，亦不是依靠英雄群体的生命力的光辉，而是依靠正在上升的市民阶层的自发要求。因此，这种解放没有悲剧，没有崇高，只有虚弱的自恋和沉沦的放纵。《红楼梦》便是把这样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革命视为一场绮梦，而去缅怀、追悔，并在三百年来赢得那么多的同情与关注。”天性崇尚个性的我，自然亦不例外地对其给予关注。

由于异常喜爱《红楼梦》中的人物黛玉形象栩栩如生的刻画，喜爱她菊花赋诗夺魁首的才情，和她那“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的超凡脱俗的玉洁性情！所以常常一个人在静夜里，把《红楼梦》捧出来反复地读。

后来十六岁离开母亲去异乡求学时便向母亲要了那套《红楼梦》，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是在何处漂泊，每一次迁徙，冰箱、彩电、洗衣机等等身外之物全都可以不要，唯有《红楼梦》、一台手提电脑和几套简单的换洗衣服，是自己全部的行李，直至今天那套《红楼梦》还一直陪伴着自己。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越来越能读懂她了，甚至其中的一些章节都能够背诵得出。

这些日子，又到了申请今年科研立项的时候了，可是日夜绞尽脑汁，却总想不出去年那样的既可以为海南省的农民带来实惠利益、又可以获省级一等奖的《海南农业保险发展研究》的好项目。

而眼见截止申报的时间又快到了，嘴唇急得都起满了火泡。好友心怡见之，便对我开玩笑说：“中国那位并非江郎才尽的当代作家，近几个月来，文章也不写了，却在央视里大谈红楼，收视率很高，整理成书后销量也很高。而你从小就喜欢看《红楼梦》，对此研究比他还早。建议你也别去研究什么经济了，干脆也去研究《红楼梦》，力争做个冯其庸、周汝昌之类的‘红学家’算了！”

尽管一位名人曾经说过“中国的书最好一本不要读”，虽然《红楼梦》在中国，是妇孺皆知的名著，亦在“中国的书”之列，但我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建议众人不去读。我倒是更希望生前贫困潦倒的曹学芹没有写出《红楼梦》，好节省出养活诸多研究红学的当代某些学者的大量无聊课题的研究经费，去资助那些为果腹而不得不在贫困线上时时挣扎的劳苦大众；或者多建几所希望小学和敬老院，让我们的孩子幼有所教，让我们的老人老有所终。

因为，一些红学研究者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得出的研究成果竟然是秦可卿的生世、妙玉所爱的人是哪位公子哥、贾琏王熙凤的夫妻生活怎样、大观园里的爱情路线、贾府夜宴群钗如何排座次等等。

尤其是那位当代作家，放下从前关注现实的情怀，却一头扎进《红楼梦》中，大谈什么《秦可卿抱养之谜》、《女不女，男不男——红楼梦怪癖人物妙玉之谜》和《红楼梦中含蓄的性生活：贾琏王熙凤的夫妻和谐》等等。其研究的重点不是艺术人物形象，而是艺术人物的历史身世！这种尽做些与现实无关，且无任何社会价值的吟风弄月之事的研究方式，无疑是泛化研究领域，对艺术学研究来说是南辕北辙。误他自己不说，反而还要通过出版物和电视讲座让他的读者和观众跟着“往无聊、虚无的情色文化中沦陷。”

只是，我不明白，他如此十多年的研究究竟有何实际意义？

当今中国和世界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旧的社会价值体系的解构和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的生成。著名生物学家、系统论创立者贝塔朗菲在《人的系统观》中曾经指出：“如果我们还想在这个令人担忧的时代里活下去，就必须准备好对价值体系作一次必要的翻修。”

也许中国人在土里刨食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后，在字里刨食，成了一些文人的著书建说以安身立命的一条生路。因此，许多文人纷纷舞字著书、或钻进故纸堆中考古究今以谋名利。

而一部《红楼梦》不知道养活了多少人，更不知道多少的学者靠研究这部书而成名成家、而名利双收。除世界各地的红学会等研究机构外，仅我所知，被称为“红学家”的就有周汝昌、冯其庸、陈毓黑、张庆善、胡文彬、王利器、徐恭时、邓云乡、梁归智、蔡义江、宋淇、俞平伯、白先勇、余英时、宋淇、李田意、周策纵、夏志清、高阳、赵冈、潘重规、蒲安迪、吴恩裕、余英时、洋重现、范宁、王昆仑、张书才等等。当然他们都是些治学严谨的学者，我很敬佩他们的研究。

只是，我想，下一步，也许过不了多少时日，一些少数一味埋在故纸堆中的“学者”，没有什么其他内容可供其研究、又不能拾人牙慧的时候，可能宝、黛、钗等《红楼梦》中的人物每天吃几碗饭、甚至每天如厕几次，亦会成为其一些所谓的研究项目了。

我虽然是个无党派人士，从小也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我所学的财经专业也是被家人当年强逼报考的，而我一直喜欢的是舞蹈、音乐与文学，因此对财经专业从来只“敬业”却不“爱业”。可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一直都认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两个领域的大道理不论如何玄妙，但都离不开常理常情，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且一直都认为，一名学者，做为智者与仁者思想体系兼有的人，其系列研究成果或结论，不仅仅只是供人鉴赏与欣赏，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表性，以及为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谋得福利的现实意义。

听闻郭沫若考究古迹，研究甲骨文，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具有参考价值的观点；看到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为人类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得知海南的一些科研工作者，经过一番周密的调研之后，为海口的全体市民（包括三不靠人员）争取到全民医疗保障；还听说许多的具有良知的研究人员，正在全国各地四处奔波，以力求为艰辛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们谋得来一些便于其生存的利益。

因此，我也很想凭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生活在最低层的、最艰辛的平民百姓尽些微薄之力（如去年夏天和两位同事深入海南的各乡村进行农业保险的课题调研，得出的研究结果，至少给海南的农民带来一些保障），而不是像一些学者一样，无聊地研究些毫无意义的旧隐私或毫无实际应用价值的故纸堆。且固执地认为，即使今年拿不到一个科研项目，也胜过一些学者的无聊研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