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我曾在企业的多个口子担任过领导工作。近四十年里，随着职务的升迁，我用来联系工作和联络亲友的电话本已积下了厚厚的一摞，里面少说也有上千人的简单个人资料，诸如工作单位、担任职务、家庭住址等等。自从本世纪初退休后，家里便渐渐的门庭冷落车马稀了，我也很少翻电话本了，只是逢年过节老朋友间还通通电话。每当看着镜子里青春不在的尊容，我都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儿时记忆尚在，转眼间已是华发满头喽。本来我想把这些电话本和废报纸一起处理了，省得白占地方。一次同学聚会，让我这个召集人看到了这些电话本的余热作用，便留了下来。其后。我闲来无事也拿起来翻翻，权当读回忆录了。是的，这些电话本真实记载了我的工作经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被选调到厂团委做共青团工作。当时单位电话很少，号码只有三位数。电话本上也就寥寥地记着上级团委的几个号码。那时我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经常带领青年突击队打攻坚战。各级团组织发的先进个人笔记本都有一抽屉。七十年代中后期，我担任了厂劳资科长，电话本上的号码多了起来。号码位数先四后五，标志着电讯事业的发展。这段时间里我很吃香，也特别忙。企业内掀起的退休顶职和招工热潮直忙的我身心交瘁。但劳动管理所引进的先进理念也让我感到了知识的缺乏。八十年代以后，文凭热席卷中国大地。为了充实自己，我连脱产带函授，文化程度在七年内由初中上升到了大学本科。此时，任厂办主任的我同学多、应酬多、外联多。电话本上的在册人数一下翻了好几番，而且本上新增了不少拷机号码。电话号码的位数升至六位了。到了九十年代，我已是县处级干部了，众多的会议代替了原先的忙碌。电话本上也增加了很多同级干部的大名，还有市委、市政府一些领导家里的电话号码。这时，电话号码的位数已升至七位。电话本上的手机号码也多了起来，有的一人就有几个号码。在册人数中有不少和我一起做过共青团工作，关系很铁。往往别人跑断腿都办不成的事，我一个电话就能搞定。那时，托我办事的人都得排队，应酬多的应接不暇。电话本也更新的很快。年岁不饶人啊，上个世纪末，我整六十岁退休了，电话本上只增加了企业双退办的号码。现在我的继任者都赶上了好时候喽。每年至少十几万的年薪拿着，每月两千多元的车贴给着，大房子经常换着……。我给企业的老年杂志写了篇文章，说了四个“别”：“想开点，别气着；找点事，别闲着；多动点，别躺着；多炼点，别病着。”现在，那些电话本躺在书架上真的是百无聊赖喽。

去年，一个外地来的亲戚无意中看到了这些电话本，眼中顿时放出光来，要出价一千元买了去。我惊问其故，亲戚言辞闪烁中泄露了天机：号码本无价，关系价更高，若想干成事，先把近乎套。真是小小电话本，大大关系网啊！我一生谨慎，思想良久，便将一摞电话本付之一炬，在袅袅青烟中，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个背着被子，提着网兜进厂的青年学生。

本文已被编辑[长发为你飘]于2007-6-14 13:03:06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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