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连年世晦冥，群魔肆虐厦将倾。　

一株毒草冤波起，二月逆流徒抗争。　

白卷英雄任常委，黑帮分子进牛棚。　

丙辰靖乱安华夏，捉鬼擒妖赖剑英。

锟鋙剑自注：

一株毒草——即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2年，江青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未被接受。1964年康生向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毛初不认同，后被“说服”。于是，江青开始在北京组织人写批判文章，但无人愿写。1965年初，她得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经过多次易稿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并使“一株大毒草”成为《海瑞罢官》代名词。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二月逆流——即1967年１月19日和2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1月19日和20日京西宾馆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大搞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也愤然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其他老帅也发了言。在2月11日和16日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斗争达到了高[chao]。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叶剑英当面质问康生、陈伯达：“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谭震林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关于对待老干部的问题，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李先念还指出，在群众中进行大规模两条路线斗争，把老干部统统打掉，“是从《红旗》第３期社论开始的。”谭震林怒斥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关于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2月16日晚上，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连夜整理好碰头会记录，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于17日上午向毛泽东作了歪曲的汇报。18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28日，毛泽东又在陈伯达送去的一个材料上批示：“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从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接连召开了７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无限上纲，并将这次抗争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而代之。

此后，江青一伙违反毛泽东这件事只限制在中央内部小范围进行批判的指示，公然煽动群众在全国掀起一股所谓“反击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的恶风，凡参与了“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均受到批斗和迫害。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并在中央全会的公报上宣称它是“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xi]为首、林副主[xi]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在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林彪把二月抗争说成是“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xi]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

白卷英雄——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任何利益直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在我印象中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在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的应负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作，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签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附注：此信是1973年辽宁知青张铁生在参加高校入学文化考试时写在理化试卷背后的一封信。信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当年发表时被删节的内容。文中错别字是写信者原误，录入者未加修改。另外：张铁生在写此信之前，已经参加了语文、数学考试。考试均为开卷，允许翻书。张铁生此次考试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分，理化：6分。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此信被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1973年，他上了大学，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并被突击入党，受到江青的亲切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张铁生入学后，任该学院的党委副书记，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见他，以示笼络。1975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

1983年3月23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3月25日，该法院判处张铁生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此后张铁生在辽宁省凌源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刑期。

1991年10月16日，张铁生获释。12月22日，他和沈阳农业大学讲师董礼平女士在兴城县结婚。1992年后，开始经商，据说已是千万富翁。

黑帮分子——泛指当时被打倒的各种人。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称“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从此，在全国掀起“打倒黑帮”的浪潮。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于是又多了一顶表示反动的政治帽子——黑帮分子。同时，黑帮分子也成了“牛鬼蛇神”的同义词。

牛棚——特指当时关押受害者的地方。这些人由于情况不同而受到区别对待。最严重的如定为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之类，关进监狱。次一等，虽有严重罪名，但一时难以定性的，则送卫戍区由解放军战士看押，名为监护；再其次，虽受迫害，但无以定其罪名者，则统称为“牛鬼蛇神”。这种古已有之的名称，由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而被赋予新的政治内容，并成为时尚名词而流行起来。后来，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就被统称为“牛棚”。

造反派把“牛鬼蛇神”关押进阴暗潮湿、窄小简陋、冬季不耐严寒、夏日蚊蝇骚扰的破房子里，随意象展览动物一样地拉到大街上游斗示众，被关进“牛棚”的人象牛马一样受到管制，不准回家，不准与亲友会面、通信，不准相互交谈，不准两人以上同时去厕所，不准……更有甚者，在“早请示、晚汇报”后，还要任人蹂躏，如剃“阴阳头”、“抹黑脸”等；而挂牌、罚站（跪）、辱骂、殴打等则是家常便饭，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要干脏、苦、累活。不仅如此，每日还要进行所谓“思想改造”（洗脑），要写出“有份量”的检查、思想汇报等。总之，这些“牛鬼蛇神”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丙辰靖乱——1976年10月6日（农历丙辰年），华国峰、叶剑英、汪东兴等中央领导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四人实行隔离审查，同时使其在上海的爪牙图谋武装叛乱流产。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chan*]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　

本文已被编辑[杨依然]于2007-6-8 12:45:41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