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二零零七年高考拉开了帷幕，各考点门口或站、或坐着许多的家长，看到他们疲惫的神情和满眼的企盼，总能激起内心深深的酸楚，因为作为家长，我有过跟他们一样的心理感受；同时，看到今年的高考，还有一番心绪在胸中涌动，那便是对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年的感慨，真快啊！以前未曾忆及的参加高考的经历，恍如昨日般重现于眼前。

一九七七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为关键的转折之年，国家高层发生重大变故后，中国何去何从，在这一年是还是混沌不清的，那时的中国百姓，绝对还没有从以前的思维定势中扭转过来，变化的曙光初露，人们总是将信将疑。

大约在四月份，就有非正式消息称：可能要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当时人们就在议论：或者根本不可能，如果是真的，那中国就要变天。七月份，小平职务得到恢复，而且是分管科技与教育工作，这顿时让我想入非非，一九七三年邓小平于文革中第一次复出，就搞了一次“修正主义教育回潮”，在我整个中学时代唯一一次严格的闭卷考试中，学生成绩被张榜公布，我位列全班第一。这次邓大人再次复出，会不会再有一九七三年？会不会再被整下去?

小平一上台抓教育就有传言，要恢复高考。七、八月份，没有开始每年例行的“工农兵”上大学推荐工作，让人感觉“有戏”！九月份，邓小平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中对当年招生工作谈了两点原则：本人表现好；择优录取。这个消息让已经十年没有大学招生考试的中国出现了曙光，年轻人奔走相告，没准儿今后咱也能够进入大学校门了。可还有一种声音说，表现好当然是政审合格第一，考试成绩第二喽，如果考试题目就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那傻子都能过关；择优录取麻，根儿红苗正有背景者靠前了。人们依然怀疑、惶惑甚至麻木，冰川开化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一九七七年十月，春雷终于在秋天的中国炸响，恢复高考！

不知道这惊人的消息，带给了多少人震撼？但对我们十三位已经在那个十分贫瘠的村庄里，每年每人靠一百斤小麦、一百五十斤玉米、三四百斤红薯作为口粮度日，苦干了几年的知青伙伴而言，真如汪洋大海里跌宕的人，看到了岸边的航标灯一样有了生的希望。

随即，大部分人拿起了中学的课本，在白天看场的窝棚里、在田里劳作的休息时、在厨房煮好了饭等伙伴们回来的间隙中、在夜里能把两个鼻孔熏得漆黑的煤油灯下，我们相互帮助、相互激励，争分夺秒的展开了冲刺。那时候，大家竟不知道回城，更愿意共同呆在我们那一排小屋里，到天冷的时候，生产队给我们放了假，白天黑夜，什么也不做，就是读书复习了。冷了，把玉米芯、花生杆儿拢起来生一堆火取暖；饿了，就往那火灰里丢几只红薯烤了吃；没精神了，到院子里用自己的压井打上冰冷的水洗把脸；实在困了，无论男女都会相互靠着眯一会儿……

我们那一代人都是中学时代“快乐”玩儿过来的一代，在读书无用论的宣导和要求下，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学到。真准备高考，傻了，语文，不知道如何复习——干脆不管了；政治，谁知道考什么，那就背别人整的时政纲要；数、理、化，更是一塌糊涂，几乎依小学课本的内容从头学起。那时，对知识的渴望非常强烈，恨不能把多少年没有学好、曾经学了一点又全还给老师的东西，几天就捡回来，直怪老妈没多给个脑袋。就这样，在憧憬、懵懂、傻干了两个月后，迎来了一九七七年的高考。

十二月，我们如往年的冬天一样，每日以红薯轱辘煮的粥充饥，要搁往年，吃了肚圆之后，由于红薯不顶饥，最多俩小时就饿得不行了，饿的同时也会觉得很冷、很冷。可高考的那两天，我们依然是早晨喝两碗粥，走五里路去考场，中午就啃自己带的黄面饼子，直至下午考完，大家再一起回知青点，紧张、激动、亢奋，不知是哪种因素起了作用，我们竟忘记了冬天的寒冷。

那真是刻骨铭心的两天！

第一天上午，考语文，语文基础里居然有一道二十分的大型选做题，解释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啊哈，太熟悉了——是中学一位临时代课的老师所讲的课本以外的东西。那时，敢讲课外读物的老师极少，所以我记得很牢。心头一热，居然把棉衣都脱了！接下来的作文，我选了《热烈庆祝毛主[xi]纪念堂胜利建成》这个今天看来不容易理解的题目，先在草稿上列提纲，然后在考卷上直接撰写，惹得监考老师就在我身后站着看。下午考物理、化学，是同一张卷子，我先做物理，很难（其实是不会），上午的得意劲儿在难题面前荡然无存，一直耗了很久，看看老爸用了几十年的表，只有二十分钟了！难题不管了，赶紧做后面的吧，翻过试题卡，才发现后面是密密麻麻的化学题，这下更急了，三下五除二，随便划拉了几道化学题，就听铃响了。监考老师非常认真，一声“全体起立”，没人敢继续坐着。出了考场，伙伴们告诉我，化学题不难，应该先做它；我真笨，恨不能抽自己几个嘴巴子。

第二天上、下午分别考数学和政治。数学，我做得不好，大部分题没做出来；政治，事实上没法准备，只能靠连续几天背的东西即兴发挥了。当两天的考试结束的时候，我们全都瘫了。也许是都累了，也许是都考得不好，当晚，不记得有人说话，早早的都睡了，睡的特别香。

高考完后，曾经回省城家里找人询问答案，知道自己分数不会高，心里不高兴，随即返回农村，一如往年，就在知青点过春节了。那年春节跟往年不同，取消了“学大寨”式的蛮干，不再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平整土地”，而是什么也不干的在家休做。即使没事，我也呆在了农村，不愿回城。

第二年元月份还有一次进工厂当工人的机会，是远离省城的另一个地方，大山里的一个生产炮弹壳儿的军工企业，在我插队的县里招三名“优秀知青”，由于我几年的表现，县里知青办推荐了我。于是返家跟我老爸商量：去不去？老爸说：你如果没有信心高考了，那就去吧；在农村太苦，也太难出来了。其实，这话对于我是一种负向激励，于是，下定决心，婉拒招工，回农村去，准备下次高考！

那天，我背着十几公斤装满了复习书的伞兵双肩包，先赶车到县城推掉了招工机会，然后返回我插队的小村庄。到了知青点儿，大家伙都在，真亲啊！不去当工人了，还在一个锅里吃饭，没有领队、没有大人，我们十几个二十岁的孩子，拢成一个家，能不亲吗？！

天擦黑了，忽然有人叫我，说有我的挂号信，我出去接了看，信封上狗爬一般歪歪扭扭的写着我的名字，我猜想一定是当兵的小哥们儿写的，便不以为然的提笔签收，那位送信的大哥愣愣的看着我，半张着嘴，似乎有话要说，没等他说我就转身回屋了。大家伙都在隔壁厨房，喊我吃饭，我说看看信，马上就来。在煤油灯下，匆匆撕开信封，看到一些印刷品，行车路线、注意事项，这都什么玩意儿？再抖开一张纸条，“录取通知书”几个大字跳入眼帘，我的天！我被大学录取了！！再看看信封，上面明明就有武汉那所大学的名称——难怪那位信使眼神怪怪的，估计是说：嘿，这小子怎么接到通知不激动啊？！哦，怎么能不激动？当时没看清楚嘛，看清楚了我会亲他一口——不会，那年头不兴；啊哈，肯定会给他一个背摔，把他掀翻在地！当我强压着自己的心跳，走到隔壁，对伙伴们说：我的大学通知书到了——大家突然沉默，相互之间，是一双双湿润的眼睛。

第二天一早，我就回家了。进得家门，对于我把离家时背走的一大包书原封不动的背回来，给家人解释说：回家复习——故意拿他们一把。还是我老爸够聪明，立刻跟进了我的房间，也不说话，就站在那里，看着我磨磨蹭蹭的放下背包、出去洗手，返回来一本一本的把包里的书往外挪，最后，拿出了录取通知书，一声不响的递给了他。老爸说道：我就知道你这么快回来一定是有戏。说话时脸上抑制不住的激动，拿通知书的手是颤抖的。

后来我知道，我的政治考了九十一分，语文考了七十五分，仅此两门成绩就超过了我所在的省体检和政审的分数线。为政审，三位县教育部门的人调查了三天，写了十几页的“政审报告”，为我说了不少好话。录取时，我的分数段位列全省前一千五百名之内，按当时的规定，外省的学校优先“抓”，只要考生第一志愿没被抓走，其他学校谁抓着算谁的，我也因此被抓到了一个我从不知道的学校和专业里去了。

大约是在一九七八年的二月底报到，我们班三十四个学生，最大的三十二岁，最小的不到十七岁。这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并非和今天的一些年轻人一样，是在一种外部压力下被迫学习的；而是积压了太久的内心驱动力总爆发，如恶狼般扑向了知识的羚羊。回忆起班上男孩为一次小测验只得了七十分而痛哭流涕，大家都跟着不舒服的情景，现在或许很多人感觉很可笑吧？

当年，五百七十余万人走进了考场，成为天之骄子的只有二十七万，大专以上录取率不足百分之五；今年，走进考场的年轻人多达九百五十万，有五百六十七万个大学名额等着他们瓜分，一半以上的考生将会走进校园，真为他们感到幸福啊。当然，更为我们上世纪七七级这个群体而自豪和骄傲！

一九七七年冬天，被诸多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就因了那场在冬天进行的高考。真的，非常怀念那所公社中学，在三十年前那个时刻，简陋的教室和破旧的课桌是那样的庄严，从外地调集来的衣着朴素的监考老师是那样的神圣；也非常怀念那位专送录取通知书的邮递员，现在还能依稀记得他用双手递过了“录取通知书”，在我不明就里转身离去时，站在已经黑了的夜里，久久没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