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在后现代与全球化语境并存的当今社会恐怕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词汇，特别是internet在中国的飞速普及、网络博克、论坛的大众化使用，使得中国女权主义者的叫嚣似乎更加疯狂和肆无忌惮，其中各色人等的各种言论，在我们看来更是如雾里看花，不知孰是孰非。女权主义在中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想意识的波澜，它快要触动了中国文化甚至政治等原有的价值体系。其在文学领域表现得更是蔚为大观。其写作群体，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群体大量涌现，在浩如烟海的女性文学作品中不乏优秀之作。

蔡世连先生在《祛蔽与返魅》一书的第三编《转型时代文学的批判性解读》中，将当代女作家徐坤的《游行》称之为“女性神话”，或许这正说明徐坤在这场女权主义大潮中，也或多或少地表现了一些她对“女权”的理解。因此，我们藉蔡世连先生的观点引申开来，结合徐坤的《狗日的足球》和《厨房》这两篇作品，来谈一下我们对“女权主义”的一点不足为道的体悟，来大胆地设想一下女权主义思潮下女性的最终“归宿”。

一

对中国女权主义影响下的女性文学的解读，就应该而且有必要对“女权主义（feminism）”的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脉络作一下简单的梳理。据相关资料记载，英文“feminism”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80年代，它的产生和发展的目的是消除对妇女这一受压迫群体在经济、社会及政治上的歧视，使广大女性从“第二性”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而“feminism”作为一股社会思想文化思潮，诞生于20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诞生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笼统地说，其滥觞可以视为现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人性解放。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人心，“人的解放”“公民权利”等一些问题开始纷纷为人们所思考和重视。因此，革命胜利后的英、法、美等国陆续颁布了一些保障公民权利和实现人的解放的宣言及法律。如英国1679年颁布的《人身保护法》，1688年颁布的《英国民权法》；1789年法国颁布的《人权与民权宣言》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法律几乎无一涉及到妇女解放和保障妇女权益的内容。之所以此时的法律法规中没有涉及妇女解放的内容，我们认为可以大致归结为这一命题——“妇女解放是以人性解放为前提的”。人性解放刚刚被提上日程还没有付诸实践的时候，人们或许还无暇顾及妇女解放这一问题，只有在人性解放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妇女的解放。一旦人性解放的脚步迈出，妇女解放必然会紧随其后。因此，在上述法律颁布之后不久，西方社会便出现了由社会先进女性倡导的女权运动。但此次运动只有少数较高学历和较高身份的女性参加，且这场女权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妇女向本阶级男性统治者要求平等参政、平等就业、平等教育、平等财产继承权等具体平等权利的运动，对于真正更高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却涉及不多，并未触及父权制文化本身。可想而知，随后的声势没有像她们预期的那样造成势不可挡的星火燎原之势。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缺乏群众基础。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我们知道，任何形式的运动，一旦脱离了群众的基础，就很难一蹴而就。所以，直到后来的工人运动的兴起，由女工争取劳动妇女权益和全部妇女彻底解放，才为女权主义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女权运动的声势才逐渐壮大起来。即使这样，直到1928年，英国才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女子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而法国的妇女则到了1945年才取得与男子同样的选举权，可见妇女解放运动举步维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形成第二次高[chao]。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批男性从战场上回来，重新占据了战争中曾由妇女占据的一些工作岗位，女性又重新回到家庭，成为“幸福的家庭主妇”。然而，这些主妇们在她们的幸福生活中却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安和不满足。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妇女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弗里丹在书中猛烈抨击了那些来自社会和妇女自身的、要使妇女成为贤妻良母的虚假论证。此书一经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新的女权运动便在这一时期，在公民权运动的伴随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二

同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相比较，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要微弱得多，甚至是处于缺席状态。或许这也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所决定的。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妇女长期苟活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桎梏之下，备受身心摧残，中国妇女比西方妇女所受压制更甚何止一倍？因此，其“自我”、“个性”的觉醒可能要比西方妇女更为迟缓。大概直到陈独秀等人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来倡导“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的知识女性才史无前例地稍稍抬起了数千年来一直低着的头颅。“五四”时期，中国文坛首次出现了大批女性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蔚为大观。因文章论述的需要，我们就对“五四”以来的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的一些涉及“女性解放”和“女权意识”的作品作一下简单的梳理和分析。

“五四”初的文坛，首先是“问题小说”的登场，其中的问题小说家冰心、庐隐的一些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展现了她们对妇女解放等女性问题的一些看法。如冰心的《最后的安息》，写了一个叫翠儿的童养媳受婆婆的虐待而死，小说直接议论，把这不幸的原因归结为“乡下人没有受过教育，自然会生出像翠儿的婆婆那种顽固残忍的妇人，也就会有翠儿那样可怜无告的女子。”（冰心《最后的安息》）这篇小说主旨是把妇女的解放问题归结为女子接受教育的必要性，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而在庐隐的小说《海滨故人》中，云青最终因父亲的意见而决定拒绝她深爱的青年蔚然，可见出封建婚姻中的“父母之命”对云青的毒害之深。她给露莎的信中说：“云自幼即深受礼教之熏染，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汩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庐隐《海滨故人》）由这篇小说中云青的命运遭际，就可轻易驳倒了冰心在《最后的安息》中的结论，即使受过教育的云青，其结局不也是“可怜无告”的吗？庐隐看到了更深的一个层次，即封建礼教对人性尤其是对女性的思想毒害已深入骨髓乃至灵魂。如若云青观念中的封建玷污被涤净，是否就会有一个幸福而完美的结局呢？我们想想鲁迅先生笔下《伤逝》中的子君，或许就可以窥其一斑了。冰心、庐隐两位问题小说家首次将妇女解放等问题以小说的形式展现了出来，并试图找到阻碍妇女解放的根源所在，但通过对其作品的解读，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庐隐笔下的云青看到了压制她的封建糟粕这一病根但并没有作出反抗的话，那么，丁玲笔下的莎菲则开始了她个人对“男人们”的孤军奋战。莎菲对苇弟的“捉弄”以及丁玲对凌吉士的外貌的描写——“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嘴唇，柔软的头发”“两个鲜红的、细嫩的、深深凹进的小嘴唇”（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等，都是一种对男性的鄙夷甚至攻击。丁玲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而是作为女性这一群体的代言人来“展览”“男人们”的懦弱与柔弱。在莎菲的眼中，苇弟可供她发泄心中的不快；而作者对凌吉士有如女性的娇弱的外貌，用通常描写女性的语言来描写，这不啻为一种绝妙的讽刺。这是对“男人们”的挑衅，是对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男权的颠覆。在这里，丁玲或许看到了男权对妇女解放所带来的巨大阻力。如若我们解读无误的话，那么丁玲笔下的莎菲可谓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女权主义者。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作者又找到一个使女性受毒害的原因，即“直接毒害女人的就是女人”。胡家的小团圆媳妇活活地被婆婆折磨死，而冯歪嘴子的媳妇王大姑娘，则被她周围的嚼舌头根子的长舌妇们“咒死”。萧红为审视妇女受压迫、受毒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女性的愚昧。这一因素正说明了妇女解放的一个重大阻力来自妇女自身。到后来苏青的《结婚十年》中，通过苏怀青的叙述，揭示与批判了父权社会迫使女人只作孕育子嗣的工具。然而明白这一真相的她却为了“钱是顶实际的东西”（苏青《结婚十年》）而不顾羞耻地对已有新欢的丈夫讲“许多奉承的话”。这不仅揭示了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经济独立，而且还揭示了女性的共同意识——“用丈夫的钱……那是女人传统的权利，即使女人有了职业，还是舍不得放弃。”显然，如果将妇女解放的重任交付于有如这样的女性，那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苏青的这篇小说的贡献在于，她毫无顾忌的展现了大多女性的传统的懦弱本性。

从以上几位女作家一直到后来的铁凝、王安忆等等女性作家的表现女性问题的文学作品中，涉及到为女性解放及为“女权”呐喊、鸣不平的作品中，大部分没有超出以上几个人的既有范式，真正以强硬的女权主义者的姿态来颠覆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及男权的作品并不多见。况且，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的文学话语，按照蔡世连先生的说法，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治话语、官方话语。因此，作为边缘话语的女权主义文学话语还不可能作为一种强势话语凸显出来，这其中不仅有政治的原因，更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社会，女权主义正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高[chao]的到来而大肆泛滥，使西方历史上曾被历史湮没的英国女作家兼文学评论家弗尼吉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法国女作家西蒙•波伏瓦的《第二性》的理论意义被重新挖掘。有些女权主义者甚至用偏激的方式来高扬女权大旗颠覆男权。表现在实践上，如妇女解放运动的许多领袖，把婚姻叫作对女性的“奴役”、“合法的强j*”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单身一族”，以不结婚的方式来回击男权，跳出家庭这一束缚女性的“樊篱”。对于诸如此类的太过激进的方式，我们应看作是社会的进步抑或倒退？不知是女权主义者为女性带来的幸运抑或悲哀！

三

中国社会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西方文明的“入主中原”，中国社会步入了所谓的“转型期”。这一时期表现在文学上，是原有的“中心话语解体，各类边缘话语兴盛起来”，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带来了女性文学话语的兴盛。特别是在1995年9月15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以来，中国文坛上表现“女权”这一主题的女性文学如雨后春笋，出现了“私人化”、“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甚至下半身写作。这一文学现象是对传统文学的叛逆，也是女性作家对“女权”的另类展示。其中的代表性作家有陈染、林白、徐坤等等，对于她们的有关女权主义作品的解读，当今文学界尚存分歧，乃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我们认为，在“女权”这一表象下，这些作家肩负的，仍是由冰心、庐隐、丁玲、萧红、苏青等前辈作家们未及的更深一层的妇女解放的重任。那么，女权主义是否真正找到了千百年来妇女低“人”（男人）一等的真正根源？女权主义倡导下的女性的最终归宿又在何处？或许徐坤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狗日的足球》是徐坤发表于1996年的短篇小说。主人公是一名知识女性——“留校任教”的青年女教师柳莺。她从一个标准的“女球盲”，成为足球巨星马拉多纳的铁杆儿球迷。后来，马拉多纳效力的阿根廷博卡青年队应邀与北京国安队进行一场对抗赛，因马拉多纳的到场，柳莺兴致勃勃地拉着男友杨刚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比赛。在阿根廷队开场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皮球直捣国安队的网窝后，“大概有那么三五秒钟的沉寂后，看台上开始骚动、混乱，有一些声音响动传出来，不太明晰。然后，气流渐渐碰撞、攒聚，一浪接一浪，唾液的泡沫舔舐到一起，渐渐无比清晰、无比流畅、无比浑浊、无比恶俗、汇成一句话，汇成那一句话：傻比尔！”柳莺听到以后便“蒙了！傻了！呆了！”，“待到那句话又无比热烈、无比欢快、无比生动、无比愉悦、众口一词再次响起：傻比尔！傻比尔！”柳莺的“心跳骤然间停止了”,她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在喊，喊……什么？！难道真是在骂，骂……那个吗？！”（《狗日的足球》）她在日常里不是没听到过粗口，因为在日常的生活中，“缺知识少修养的人随处可见”，她已被迫司空见惯，且不得不麻木不仁。但是，让柳莺想不到和不能接受的是“几万人的粗口……用同一种贬损女性性别的语言叫嚣着”，而且这些肮脏的叫嚣是这几万人（包括男性和女性）无须商量和“无须事先预谋排练”的。最后在一浪接一浪的叫嚣中，柳莺感到“自己的嗓音断碎了，皮肤断碎了，裙子断碎了，性别断碎了，一颗优柔善感的心也最后断碎了。”

徐坤通过《狗日的足球》这篇小说，为女性这一群体呐喊、鸣不平之时，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点，即语言。在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对男权语言这一层面的批评早已有之。“法国女权主义者认为，语言不仅仅是命名、标志和交流的系统，而且是所有意义和价值得以产生的场所，是权力的场所。”徐坤正是基于语言这种特殊的权力场所，来揭示在男权话语的强大威压之下，女性欲言无语的无奈与愤恨。是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已经把这种语言认同了”，“自从有了男与女的角色区别那一天起就已经如此了。”（《狗日的足球》）然而今天，当觉醒了的女性们“鼓足勇气，想表示自己的愤怒，想对他们的侮辱进行回击时”，却发现“这世界根本就没有供她们使用的语言！”柳莺找遍了中国有关骂人的语言的角角落落，却只找到了“狗日的”一词与女性无关，但即使是这样一个词，“也仍充满对阳具的自恋和褒扬。”就中国乃至世界来看，可以说几千年以来的人类历史就是男人的历史。在英语单词中，“history”（历史）这一词的构词就是“he”（他）和“story”（故事）的组合，这历史也就是“男人的故事”。几千年以来的语言，也同样是男人们创造和供他们使用的语言。男人们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女人还需要语言。在中国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女性整个群体可谓是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群体，可能连她们自身都从来没有去思考过这么一个对女性具有极大蔑视性甚至攻击性的问题。正如《狗日的足球》中所描写的在几万人的粗口共同叫嚣并击碎了柳莺的心灵时，她看见“坐在她前排有两个年轻的姑娘，一脸潮红地跟着激动着，也不看球，忙着低头叠纸飞机，还撕了好多碎纸，场上一开始大规模哄骂‘傻比尔’，她们就兴奋地站起身来欢蹦乱跳把碎纸飞扬、纸飞机乱抛。”（《狗日的足球》）这一情形，使柳莺的心里更加悲哀，这也令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感到悲哀，这更是女性这一群体的共同的悲哀。

徐坤在《狗日的足球》中，向我们展示了在那间男人或者说封建桎梏所造就的“铁屋子”里的一个觉醒者形象——柳莺。在中国目前社会状况和文明程度下，觉醒了的柳莺们不可能占中国女性的大多数，她们觉醒了，看到了这万古长存的男权社会带给她们的屈辱和心灵创伤。这是她们的幸运还是不幸，我们暂且不论。即使她们觉醒了，看到了一切不合理的罪恶的根源，但她们又能如何呢？鲁迅先生说过：“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醒来后无路可走。”按照我们理解的鲁迅先生关于那“铁屋子”的论述，如果说那些醒来的人是值得称道的话，那些仍在梦中呓语的人则让我们感到可悲。那么，当我们为柳莺们的觉醒啧啧称赞时，又有谁能为柳莺们指出一条可以继续前行的道路呢？正如我们为娜拉的摔门而走大加赞颂，但恐怕没有谁能够保证娜拉出走以后就会一片坦途！

柳莺有没有出走，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在徐坤的另一篇发表于1997年的短篇小说《厨房》中，看到了又一个当代知识女性——枝子当年确实出走了。如果说中国社会有诸多柳莺式的觉醒者的话，那么像枝子这样“抛雏弃夫”去商海驰骋的有知识的女强人当然也不乏其人。枝子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她“受够了简单乏味的婚姻生活，受够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认为“正是厨房里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让她“身手不得施展”。（《厨房》）她不甘心做一辈子“灶下婢”，她要“走”。于是，她义无反顾地逃离“围城”，逃离了原本属于她的“厨房”。而时隔不久，“她这棵奇葩，将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向上茂盛的茁茁固定之后，却偏偏不愿在那块烂泥塘里长了，一心一意想要躲回温室里，想要回被她当初毅然抛弃割舍在身后的家”，“想回到厨房，回到家”。于是她又回来了，“回来得又是这么主动，这样心甘情愿，这样急躁冒进，毫无顾虑，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里”（《厨房》）。为什么这样一个富有才情的女性，当初“义无反顾”地离开“围城”逃离“厨房”，而如今又“主动”地、“心甘情愿”地回到“厨房”里？按照我们对娜拉出走后的分析，娜拉会有两条路：一是再回到“家庭”中，一是将生命结束。我们通常的分析是把原因归结于罪恶的社会。那么，如果我们按照分析娜拉的模式来分析枝子出走后又回到厨房的原因的话，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社会已不是娜拉所生活的时代，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消除了阶级压迫与阶级奴役的、人人平等的社会。我们认为枝子这种再次回到“厨房”的意识的根源是长期的男权历史，在这一历史中，男权思想被“植入”女性群体的大脑，形成了她们的“潜意识”。她们在心理上必须有男人、家庭和“厨房”作为依靠。或许早在男性与女性的角色划分之初，女性的这种“厨房意识”就如咒语般埋藏到了每个女性的潜意识中。这一“咒语”几千年来，将女性牢牢地束缚在那看似完全属于她们的“厨房”之中。她们中的觉醒者（如枝子）厌倦了这一切，她们要走，要冲出这个历史或上帝强加于她们的牢笼。但她们不知道，她们的潜意识被下了“咒语”、施了“魔法”，她们无法抗拒心理上强烈的对“厨房”的“回归”意识。一旦她们在外面的天地里驰骋一段时间（有如枝子一样在商海中摸爬滚打），那深深地埋藏于她们潜意识中的“咒语”就起了作用，唤起她们对“厨房”的依恋，唤起她们对于男性的“依附感”。因此，她们开始“急躁冒进”“挺身”回到“厨房”，一如枝子一样，尽管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女强人，但“在一个个孤夜难眠的时刻，真是不由自主地常常要想家，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的厨房”，当她在生活的天地里转了一个圈之后，又不知不觉地回到起点，正如徐坤在《厨房》的一开始便写道“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女人并不知道厨房为何生来就属于阴性，她并没有去想。时候到了，她便像从前她的母亲那样，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厨房里。”这些似乎成了女性这一群体的习惯，我们认为，或许这就是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中的一种。只是这里的女性回归厨房的“集体无意识”并不是人类所共有的，而是女性这一群体的无意识，我们把它叫作女性的“群体无意识”，我们称女性这种回归厨房的意识为女性的“厨房意识”。

通过对徐坤这两篇小说的解读，我们看到作者通过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两个当代知识女性形象。如果把柳莺的觉醒看成是女权主义者的最初觉醒的话，那么枝子的出走则可以看成是女权主义者对男权的一种决绝的反抗，这也正如我们今天在女权主义文学作品、网络乃至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大量女权主义者的反抗一样。当我们对当前女权主义者领导下女性最终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而愕然时，通过对《厨房》中枝子的悲剧的冷静审视，我们对这一问题得到了一个结论——回归“厨房”。

四

在《厨房》中，枝子想要回到“厨房”，但她却回不去了。这样的结局与其说是枝子的悲剧，不如说是作者徐坤对那些激进的女权主义实践者的警示。枝子的结局是值得那些女权主义的叫嚣者和实践者深思的！

综观徐坤的这两部作品，我们似乎看到徐坤与陈染、林白等当下少数表现女权的女性作家有了其根本的区别。徐坤已经从那部稚嫩的“女性神话”的《游行》中走了出来，她已经摆脱了前期强硬女权的姿态，不再对男性进行人格的贬低和无能的展览，不再以此来实现对男权的过当的反抗。她已经开始触及更深的层面，开始为过分强硬的女权主义者担忧，在其作品《厨房》中，（抛却对枝子同情的成分）我们分明读出了徐坤对决绝反抗的女权的不支持甚至是反对。她在对枝子命运设计的同时，也为女性回归厨房的渴望作了隐讳的描摹。

厨房——女性难以割舍的情结。

厨房——“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徐坤《厨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