媳妇和男友在河边约会，男友突然被人刺杀，媳妇指控公公是杀人疑凶。在没有充足的证据之下，冯灿经两次被宣威市检察院逮捕起诉，又被法院两次无罪释放。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冯灿经饱受心灵上的摧残，肉体上的折磨，背着杀人疑凶的罪名，冤屈得不到公正的洗刷；58岁的冯灿经终于忍受不了思想上的重荷，留下遗书：“我不想再受屈辱的折磨而苟且活着”，在自家祖坟前自杀。（《中国青年报》2007年5月15日）

去年12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至今尚未宣判。

以死能证明清白么？只要真正的杀人凶手不归案，他就很有可能永远是“杀人疑凶”，司法部门也就无法为他洗脱罪名。如果张在玉不是“鬼使神差”的突然“死而复生”，佘祥林的杀人罪就会冤沉海底，永世无反身之日。

证据！只有证据，才能使好人免受冤屈，恶人受到惩罚。冯灿经拿不出没有杀人的证据，面对强势的公检法，他只能选择以死证清白。一个处于弱势的公民有冤无处伸只能以死来证明无罪，这是法治社会的悲哀。

警方说，自证清白证据不足。可是，警方就有充足的证据吗？证据充足为什么法院两次都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再说，警方的证据是怎样得到的？据冯灿经说，公安干警有诱供、逼供嫌疑，只要交待，妻子可以放出去服侍婆婆，女儿可以不判两三年徒刑；为了家人不受牵累，为了保住命才有伸冤机会，冯灿经按警方授意做了笔录。做审讯笔录还要事先演练一遍，警方认可后的第二天，在摄像机前又重复了作天演练的审讯笔录。警方取证就象在演一场戏，看来“佘祥林冤案”有些司法人员并没有汲取教训，这是法治社会的悲哀。

在审案过程中，冯灿经的妻子证明，案发那晚，她和婆婆、丈夫在家看电视，这一有效证据看作无效；媳妇符丽琼指控公公是杀人疑凶后被释放，立即去医院做了人流手术，此后再无音讯，两次开庭都没来；涉案人推翻原供喊冤，警方骂他是小人，出尔反尔。冯灿经第一次被法院无罪释方，仅20多天，又被检察院逮捕。为什么会这样？司法人员办案的思路不是“疑罪从无”，而是“有罪推定”，在这种主导思想下办案，涉案人只能按司法人员办案思路画供。司法机关本应是维护正义、执掌公正的部门，而今，这些司法人员却在制造非正义、不公正的冤案，公民还有什么自由和权益可言？这是法治社会的悲哀。

司法办案人员最怕翻案，翻案会毁掉一大批办案人员，剥夺掉他们所有的政绩、荣誉，还要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甚至国法制裁。这就为什么有些办案人员一条道走到黑，涉案人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们就不会纠错；而涉案人要取得确凿的证据又是如此之难。

一个公民的清白要靠极端手段来证明，这不仅是个人的无奈，也是社会的悲哀，正义的败坏，法治的倒退。

或许一个人的生命会推动法治的脚步朝前迈进一步，但代价如此之大，谁来为这条生命买单？这又是法治社会的悲哀。

2007年6月4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