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诗人只是一个“在世”者，而不是一个“救世”者，诗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以诗歌的方式裁决历史的走向和人类的命运，所以荷尔德林、海子的诗尽管被赋予了许多哲学的意义，但他们与哲学家是毫不相干的。究其诗歌本体而言，抒情是诗歌唯一的性质，诗歌首先面对的是诗人的内心体验与独特感受，是诗人情感的一次自我独白，“发乎情，止乎礼义”。在今天看来，诗歌回归抒情的本身不仅是价值立场选择的问题，更是为诗“正名”的诗歌观念问题，政治诗、叙事诗、哲理诗在本质上同样是抒情的，政治、叙事、哲理不过是诗歌的抒情载体或抒情方向，而不是诗歌的终极目标，荷尔德林的存在主义哲学价值是被海德格尔命名的，是阐释学意义上的解读。叶世斌认为，当政治弥漫到街头、剧场乃至厕所和我们卧室的时候，政治态度就是一种生命态度和情感态度，独立于情感之外的政治诗哲理诗是不存在的，唯一的可能就是，那些长短不一的句子本来就没有诗的基因，所以也不是诗。

对上述立场的坚持是为了寻找和确立解读叶世斌诗歌的一个切入口，避免诗歌的阐释在漫无边际中陷入惯性的抽象和空泛，并以此努力尽可能还原出叶世斌的诗歌真相和诗歌品质。

叶世斌是一位极具情感爆发力和情绪穿透力的诗人，他的诗歌往往是用最尖锐的情绪体验着“在世”的重压、焦虑、迷惘、灾难、痛苦，追问着生命本体赋予他“一生”的终极所在，“一生”、“死亡”、“悬挂”是他诗歌中使用最密集的意象，这些意象在他的诗中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以一种箭簇的力度从诗行中射击出来，在他的最早的两部诗集《门神》、《倾听与言说》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诗句，“我一生信奉死亡/死亡的哀伤使你的妻子多么美丽”，“死亡是一次义务。她/令人流泪地坐在那里……而我无理地徘徊于那些夜晚/一种情感如宫墙的石头”，“我只能在落叶上建造驿站/以一生完成一次飘零”、“我永远都无法相信死亡/相信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我只相信：如果你今晚死去/我一生都会泣不成声”。叶世斌的诗歌语言是内心情感对抗冲突中的突然引爆，其情感强度、力度、浓度都处于高位运行之中，激烈而痉挛。叶世斌并不打算用理性的力量克制和销蚀本该只属于诗人的情感迸发，而是让自己对生命和“在世”的尖锐体验真实地流淌出来，真实使诗获得了尊严与品质。

在抒情品质之外，叶世斌的诗歌在无力“救世”的无奈中，顽强地表现出“自我拯救”的意志，当敏感、脆弱、无奈、绝望的体验贯穿了全部诗行以及诗人想象中的“一生”时，叶世斌并不愿放弃“在世”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而在漫长的灵魂救亡过程中，诗人“在路上”无计可施，到处都是“围剿”和“荒原与遗书的气息”，“死亡”像影子一样尾随在诗人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中，诗人反复提起的“死亡”并不是肉体的毁灭，而是精神与灵魂的“失踪”，他无法找到真正的“对手”和“敌人”，又无法聆听到神的声音，“唯一的方向已被来路肯定/我一生都在逃离尽头”，“所有的死亡都相互模仿/如在世的日子”，一种无法与“在世”进行实质性谈判的愤怒和痛苦弥漫了叶世斌早期的诗歌，于是只剩下孤独中的沉思和虚幻中的妄想。“上苍呵，为什么像腌菜似地/悬挂我？既然该来的必将到来/消灭我吧，像消灭一片敏感的叶子/在我坠落和破碎的那一刻/我的心将因踏实而安息”。

如同一种失衡的对峙，倾听和言说愈来愈徒劳，叶世斌的早期的诗歌充满了寻找后的空白，追问下的迷惘，逼近中的荒谬，愤怒后的无奈，虚幻里的绝望。这当然不是自我拯救的目标，却又是自我拯救已经发生的事实，诗歌的自我拯救使得自己的处境更加危险，诗人怀揣着诗稿站在一触即溃的“悬崖上”。

用庸俗社会学观点来盘算诗人的目标，首先是数学上的失败，诗人想要得到和实际上得到的正好是相反的，诗人企图拯救自己，却以诗的方式将自己扔进了深渊。然而，诗人的价值恰恰正在这里，诗人用自救的徒劳表达了灵魂求生的愿望，复制了生命体验的苦痛，抒发了死不瞑目的真情实感。诗人只是表达和言说，体验和呈现，无须裁决和判断，这是对诗歌抒情的尊重，也是诗歌最高意义之所在。叶世斌的诗坚持和实证着这一目标，并因此而获得了应有的诗歌地位，在一篇《关于九十年代汉语诗歌》的诗论中，他的诗集《倾听与言说》与西川、海子、欧阳江河等人的十部诗集被评为“九十年代重要的个人诗集”。

经过十多年风云际会生活的历炼、沉淀、发酵，近两年叶世斌重返诗坛，如同是一次凤凰涅槃后的再生，叶世斌的诗歌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诗歌境界上有了新的超越和突破。

叶世斌早期诗歌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明显，诗歌气质中流淌着尼采、叔本华的血脉，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更多的是对世界本相的质疑与否定，用软弱而焦虑的内心体验荒诞和荒谬的世界如何将个体的灵魂挤压异化成一种物质，是由内向外的幅射和撕裂；而近两年的诗歌，却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种宗教情结，用笃定、沉稳的视角由外向内审视和反省内心的分裂、焦虑、扭曲、幻灭，并表现出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倾向，抒发出一种求真向善返朴归真的意志。因为上帝死了，所以我们就没有罪了？这是存在主义哲学留给诗人们的难题。叶世斌近期的诗歌大体上表现出两种语义，一是我们被分裂，二是我们接受和认同了分裂，前一种是他力，后一种是自力，分裂是两种力的合成，所以我们必须对这种分裂负责，我们必须要有勇气忏悔，要有勇气反省和批判自己，唯其如此，我们的灵魂才能获救。

叶世斌的这种转型是令人鼓舞的，读了他的近期诗作，首先感到他的诗沿袭他一以贯之的隐喻和象征技术，并且在逼近形而下的生命体验中，叙事的元素逐步强化，抒情内敛而成熟。与其他诗人相比，叶世斌近期的诗歌情感强度仍是高位运行，但与早期他的诗歌相比，少了许多激烈和愤怒，诗的意绪、情绪更趋于沉稳和大气，诗的境界被强力提升。《白色的玫瑰》这一组诗中，白玫瑰被太阳和风改变了姿势和形态，甚至性质，阳台上的花盆里，阳光“照耀着花盆里的木棉一点点/枯萎……我凝望着这棵木棉/在宿命里奄奄一息/如美人垂死（事实上/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我们失去更多）”在《一个木匠的构思》里，上好的材料必须接受木匠的意志，直到上好的木料不再是木料，成为一张结实的桌子任你搬来搬去，会场像一棵《巨大夸张的桃树》，所有脑袋都是泛着青光的桃子，它们只能在烟雾中秘密地解散思想，脑袋只是一枚桃子，所有这些接近于具体生活的隐喻和象征，几乎明确地直指他力对人的挤压、塑造、变形、分裂，“我”只是虚拟的道具，被切割、瓦解、捏造几乎就成了不可抗拒的宿命，诗人感到置身其中的世界就像一个客栈，《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写道，“我们来到这个客栈/胸有成竹的死亡，笑容可掬的/房东，为我们准备居所/食物。然后开始计算和等待”，我们与这个世界是一种租赁关系，“房东”提供给我们的，必须让我们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交换关系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在做一笔锱铢必较的生意，所以“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哪有尊严和体面的人生呢？在与这个世界构成的关系之中，我们精神的高贵依然无法抗拒此在的世界像《药》一样规定着我们，“我们仇视和依赖它们/邪恶的救星，食物般不可或缺”，“我们一次次躲在流毒的掩体里/接受它的庇护和出卖”，这是一种诚实的情感，这是一种不再抽象和豪迈的独白，他力的分裂和自力的接受分裂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生存的基本事实，诗人痛苦就在这里，很具体，也很清晰。当一个诗人灵魂失踪之后，诗人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便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如同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我们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也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免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覆盖我的安全”，诗人几乎是竭尽全身最后的力气喊出了“那飘渺的檐雨淅淅沥沥/把我的失聪和苦难的一生清洗”。忏悔、自省、批判、揭露，卸下自己的头颅像解剖土豆一样坚决，有了这样的勇气和决绝，把刀尖对准自己的胸口，自我拯救才会成为一种可能。其实并不是所有道路都已封死，“为灵魂活着，按上帝说的去做”（《马太福音》），叶世斌在木鱼声的感召和启发下，似乎看到一条自我救赎的路，对于诗歌来说，不是路，而是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王国维《人间词话》）

叶世斌的诗歌无疑属于现代主义诗歌，深受中国古典象征主义诗歌熏陶的叶世斌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技术的时候，表现出了极高的感悟力和融合能力，反经验的符号拼贴，非秩序的空间切换，陌生的想象和虚拟，诡异的隐喻和意象，使其诗歌语言“不是在某一空间中一下子被感觉，而是从时间的延续性上被感觉，是那种有意摆脱了感觉自动化状态而创作的”（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真正让叶世斌重新确立诗歌荣誉的是，叶世斌在捍卫诗歌抒情的旗帜下，用心体验生命的光荣与苦难，用忏悔与救赎寻找拯救灵魂的出路，尽管拯救是从稿纸上出发的，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是他早已被注定了的起点。

——发表于《诗歌月刊》2006年6期

（作者简介：许春樵：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评论家。著有长篇小说《放下武器》、《男人立正》等各类文字200余万字，文学评论30余万字。小说曾获过“安徽文学奖”、“上海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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