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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打开手机电话簿，这个号码和他主人的名字，总会出现在最前面。

每次按下发射键，我都会听到相同的声音：您所拨打的手机已停机或不在服务区内，请稍候再拨。

尽管手机里面10个多月的回答始终不变，但，这个声音却来自天堂，它的主人在那里采访。

一：拜师学艺

1996年的最后一天，我离开了6年的团委书记岗位，来到文人、才子聚集的宣传部任职。因为从来没有从事过宣传工作，我分管了新闻，因此也就结识了性格特异、绯闻不断、文笔锋利的他——我的新闻老师：人民铁道报驻哈尔滨局记者站记者刘英贵。

我是在进入宣传部三个月，工作没有任何起色的情况下，被领导送到他那里去的。走进他的办公室，刺鼻的烟臭味包围了我，烟灰缸内的烟蒂已经淌到了桌上，1米6几的个头和他那没有表情的面孔，给我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农民。

他微微欠了欠身，就算表示了对我的欢迎。没有说一句话，走到靠窗的卷柜前，从里面拿出一个编织袋，放在了沙发上，说：“先看看这些，如果不够老师的资格，别耽误了你。”

话很冷，表情也很冷。

编织袋里面是他70多本新闻获奖证书和他写的新闻手稿。

收好了编织袋，将新闻稿码齐，我说：“我学”。他又冷冷地说出了一句：“前三天，看稿，第四天，写稿，一周内如果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我也不能耽误你。”我感觉到后脖梗发冷。

学习的第四天，一篇只有100多字的稿子在《人民铁道》二版很不显要的位置刊发了。但它却是我学习下去的条件。

1997年4月11日，我花38元钱，请他喝了拜师酒。

余下的时间就是和他采访、写稿、喝酒、聊天。同年7月18日，我回到了分局宣传部，在学习期间，我在《人民铁道》发稿24篇

二：新闻事件

在此后的时间里，我仍然是他的学生，并成为他的挚友。我从一个对新闻没有丝毫感觉的门外汉，成为了全路“百佳通讯员”，获得了全国产业报好新闻评比全路唯一的一等奖，10余篇稿子被评为全路好新闻，2002年12月，我被《人民铁道》报聘为特约记者，并担任了分局新闻中心主任的职务，那一年我33岁。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被卷入了一个漩涡，我能游出来，朋友的说法是，我所拥有的人格魅力。

2002年6月，分局要推出一个营销典型，香坊站的一个营销员进入了我的采访视线。在我与刘英贵和《哈尔滨铁道报》另外一名记者的采访中，我们听到的大多是营销员的苦衷，见到的是他的泪水和他的无奈。凭着新闻记者的良知，采访的初衷被渐渐的改变了，脱离了领导确定的报道方向。

当我们将成稿送给领导的时候，领导大怒，强烈要求将此稿扣下不发。领导让我们讲政治，但我们认为新闻的真实性是最大的政治。不久，这篇题为《一个营销员的苦旅》的稿子，发到了北京。此稿引起了刘志军部长的高度重视，不仅作了批示，还要在南昌即将召开的全路客运服务质量年工作会议上，印发到每名会议人员手中。领导们急了，反复与铁道部汇报沟通。

领导让我写出采访经过，并向铁道部进行汇报。我一次又一次地写，始终没有过关，不是写不好，是没有按照领导的意图写。其主要内容是刘英贵改变了采访意图，文章上署上了我的名字，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他写上去的，我并不知情。

出于良心，出于我的做人原则，我仍然坚持着。采访意图的改变，我没有能力控制，文章作者有我的名字我是知道的，我参与了全过程的采访。

爱护我的领导苦口婆心的劝说我，“你的身份担不起这么大的事。”但我已经做好了降职降级当工人的准备。

尽管在这个新闻事件不久后的南昌会议上，这篇计划印发的稿子被取消了，但在会议资料的目录上仍然出现了《一个营销员的苦旅》的字样。

我的老师、挚友由此也成为了哈尔滨分局不受欢迎的人，直至他病逝再也没有来过分局，在他住院、出殡，分局只有我一人到场。

所谓的新闻事件发生后，我一直很低沉，甚至有了离开新闻行业的想法，干新闻太危险了。因为在这起事件中，我始终没有低头，没有懦弱，部分领导对我有了新的看法，我不仅成为他们的好部下，也成为了他们信任的朋友。

这场人格的赌博，我赢了，换来的是特约记者的身份和新闻中心主任的职位。

三：天堂采访

就在新闻事件渐渐被人淡忘的时候，他的腰骨酸痛渐渐地重了。铁路医院的诊断结果是类风湿。

2002年12月11日，我参加了《人民铁道》工作会议，我以全路通讯员发稿第一的名次，在分局的推荐下成为了特约记者。当我走上主[xi]台，从报社副社长、总编辑郑全庭的手中接过记者证的时候，我的老师为我鼓掌，他在笑，但却是病痛带来的苦笑，很难看，但却是最开心的笑。我向台下深深的鞠了一躬，给我的老师。

我落泪了，当时知道他病情的只有4个人，他的妻子、弟弟、路局新闻科的石磊和我。肿瘤医院的诊断为：骨癌晚期。

在领导会议讲话的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力气坐直，他拿出一张方形印花的餐巾纸，在上面为我写下了他最喜欢的《满江红》，在我的要求下，写下了他的名字：刘英贵于2002年12月11日北京。他哪里能体会到我的心情和不敢示人的用意啊。

从北京回来后的第三天，我把他送进了医院。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的病情不断恶化，我每周将《人民铁道报》送进他的病房，听他对一些新闻稿的评析，继续象往日那样给我讲同一篇新闻的不同的写法和视角。

2003年除夕夜，我们将他接回了家，我留了下来，和他共度属于他的最后一个除夕夜。正月初二，他又回到了医院。正月十五，在病房里他对我说：“去年十五还是我们两家在一起过的那，今年他妈的却留在了这个鬼地方。你喝酒，我抽烟就算陪你喝酒了。”我喝了三瓶啤酒，他抽了三支烟。有我在，他感到很知足。

除夕之后，我赴江西和厦门采访13天。回来后，将在报纸上刊发的《检点锤敲出奉献歌——哈尔滨分局41名检车员支援南方春运纪实》带给了他，他看了几行，将报纸递给我了说：你念，我看不清楚。我知道，他的病情加重了，昏迷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家庭的变故为他脖上的绞索又紧紧地勒了一扣。这个期间，来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将他撰写成书的《刘英贵新闻作品选》送给大家作为纪念。

2003年5月18日，他很痛心、赌气地走进了天堂。将家庭各种纷争留给了曾经是他最亲的妻女。

我与他的哥哥、弟弟作主，将他剩余的资金全部为他买了墓地。墓地的位置只有我们不足10人知道，他的妻子也不知。

2004年除夕夜，我与妻为他烧了纸，其中还有数份《人民铁道》报，并拨通了他的手机。

天堂的那边答道：您所拨打的手机已停机或不在服务区内，请稍候再拨。

如果你向听到来自天堂的声音，那就请拨打这个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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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