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遗孤高玉清,在我以往的文章中多次提及。
我本无意要追溯历史,也没奢望能为她追要什么,理智与情感、良心与怜悯的常常折磨,因为我,年轻。
很多时候,我羡慕后辈们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当我再次见到高玉清的时候,我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高玉清现年60多岁,她也年轻过,年轻又怎么样?自从解放四川,她父亲高维福被土匪枪杀那一刻起,她就疯癫了,时间在她的那个世界停止,到今天,她的智商仍停在枪杀的那一刻,年纪于她只是符号,甚至连符号是什么都与她无关。
高玉清一生与贫困为伴。老公是一个嗜酒的老实的文盲农民,家里总是缺粮少钱,大集体时,年年都有救急粮,倒也能过活,包产到户后,粮食多了,被她折腾下来,年年缺粮年年借;茅草屋,几十年如一日,百米开外的公路边,到处是小康农民楼,到处都是被涂成川西民居的样板房,到处可见“农科村印象”的广告牌,沿路的盛世印象与她的茅草屋无关,更与她无关,她只旁观热闹,而这热闹火爆时,她也站得远远的,像是怕让人看到她的存在。
她很勤劳。清早四五点钟就起床忙家务,在家人起床时,已烧好了一大铁锅的稀饭,在我看来,怀疑她偷懒不煮猪食。家人出门去,她也出门,她出门时,是端着饭碗出去的,到她看完热闹回家来,也许就是黄昏时分,常常连手里的碗也不见了踪影,猪已翻出了圈栏。
高玉清是快乐的。她不会忧虑衣食住行,更不会考虑将来,永远是生活的过客,永远是生活的旁观者,某一刻高兴了,会手舞足蹈来一段“忠字舞”,她的不开心,多半是人家手里有零食。
有一年,邻居的志愿军收到乡干部送来春节慰问品(一刀猪肉,一把面条,一袋白糖),她看到了,极度的不开心,花两天时间写了封三百字的申述信,复印了好几份,投到四川省民政厅,成都市民政局,郫县民政部,不为其他,只为自认为与她有关的那份慰问品,结果,省折到市,市折到县,县折到乡,村干部喊她去签了个名,再无下文。
这两年,大搞城乡一体化,大量土地被圈,高玉清作为失地农民,有条件社保,于是,她老公拿出赔偿的钱,再借凑,足一万八交上,月月倒还能领到210元,总算过上了好日子,当她数着沉甸甸的钞票,那份得意的劲儿,俨然忘记了年年雨季茅草屋里鞋袜飘浮的场景,虽然茅草屋年年在维修,会维修的人也越来越少。
岁月一样染白了她的头,高玉清显然不再年轻,也不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作为过客的她沉静了很多,时常守着那份国家给他父亲的发黄破残的烈士证书发呆。
好些年了,她没有踏足过郫县烈士陵园,父亲高维福的墓仍在那儿,虽然相距只有几华里。年年清明前后,一拨又一拨的师生干部来祭奠,都,与她无关,也没有人会在意她这个小人物的疯子,她只守着那份证书,沉默着,怕出了声惊破了别人的梦。
或许,我常常关注她的原因,我们也能东扯南山西扯海地家常几句。上次,聊到她那烈士父亲高维福时,她一反常态,很激动,竟脱口大骂。
人生就这么现实与俗气,就这么的无奈。年年清明的祭奠,越来越形式,越来越符号得抽象,祭奠的本意是这么的无足轻重,生活也失重,而高玉清仍然朝着生命的尽头一如既往地走去,越去越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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