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诗的价值确认，我们仿佛经过了两极的摆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受海子式的“神圣文本”感染，诗人们多认为诗是“永恒”的，它超越此在的时空，会朝向未来坚卓地持续发光。此后至今，大部分诗人被另一种态度所支配，认为诗就是日常生活的片段投射，是即兴的口语快感，它不是也不需要追寻永恒，而是“暂时”的。这种两极摆荡，说明我们的艺术心智是不够健全的，像是两个偏执的孩子在吵嘴，“永恒！”“暂时！”“永恒！”“暂时！！”这或许使诗坛多了些热闹，但对诗本身助益很少。

我更认同勒内•夏尔对想象力或诗的看法——它“既非永恒也非暂时”，是“云雀”也是“乌鸦”。不要自以为聪明地指责夏尔是“折衷”，它比你们任何人都更尖新、饱满而迸涌。的确，不要妄想“为永恒写作”，那是僭越甚或是自欺欺世；但也不必夸耀为“暂时”，那是另外一种可耻的隐蔽性自恋，是对艺术的贬抑，是以口水泡沫冒充“奶昔”。

读过此期《清明》的诗，使我产生了如上的感想。我是说他们的诗歌写作很少有对某类偏执诗风的摹仿；而且他们对诗的性质和功能，也保持着镇定而大方的态度，他们的诗（不限于本期发表的）既不为“永恒”所写，但也不为“暂时”所役。他们为心灵的状态而写作，试图使诗具有当下的活力，同时又有伸延到文本之外的（暗示性，歧义性）能力。

叶世斌的这组诗，给我突出的感受是将生存和生命中的纠葛经验，赋予了较为精审的暗示性形式。《芭蕉回到芭蕉》、《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均是这样的纠葛经验或曰“互否性”的表达。“芭蕉”是古典诗词的原型语象，既“承受着千年雨汇的重量”，又“被无数文字采摘/被雨水伤害。变得柔弱/萎缩”。诗人感动于传统文化审美的魅力，但又焦虑于当下创造力的危机，矛盾的张力使此诗耐人寻味。最后诗人决意甘冒“不美”的风险，回到没有被已经僵化的文化所指系统所凝固的“最初的芭蕉”，进行新的命名，“我的芭蕉/自然生长起来，粗大/奔放/像一棵放大的青菜/扇出旺盛的大风”。是的，无论是“月亮”，还是“芭蕉”，这些圆形语象如果我们再去写，就一定要有个人化的新视角和某种程度上的文化穿透力，使之既不是蹈袭，又不是亵渎。源于心灵，介入当下，同时又伸延到文本之外。这也是一种“既非永恒也非暂时”的生存之诗之思也。同样，在其它诗中，我们也很难说诗人在赞美“遗忘”还是批判遗忘？遗忘是精神的“一种自杀”？还是“领地空白，开阔/让我们有权试探来年”？这里，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诗人陷入了“互否修辞”，但真切的生命经验常常就是互否着的，诗歌要有能力捍卫一种生命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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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就是诗，不比人性好，但也不比人性坏。人们无论将之视为“永恒”之物，还是将之视为“暂时”之物，都有道理但又各有所失。我现在对诗持一种平和的看法，它“在”着，有生命的真切体验和较为精审的形式就足够了。因为，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不会领悟真正的“永恒”，而精审的形式也不会使诗太过“暂时”。

——发表于《清明》2005年6期

（作者简介：陈超，男，1958年生。河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研究生导师。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xi]。著有《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卷),《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下卷),《陈超诗选1980—2002》等。2005年获鲁迅文学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