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有很宽的音乐视野，他的歌我喜欢的比较多，对华语流行歌曲，我真的很敬佩这位乐人和歌者。记得一次看电视，高晓松在说罗大佑有些风格的东西他写不出来，我想应该说的就是《超级市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那一路的叛逆和愤怒吧。

最初听《鹿港小镇》还不知道它的名字，那是很早了，很长时间就把“台北不是我的家”这句歌词当它的名字，直到现在，有时候说起，如果不假思索，就会这样脱口而出。这歌那样早地被我们听见是由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误解，以为那是对台湾的一种政治性的挑战或批判。那个年代，好象是成方圆翻唱《童年》都删除“隔壁班的女孩”那段歌词，能较早的听到《鹿港小镇》实在不容易。对了，听罗大佑最早应该是《童年》，那时候是在台湾的电台里播，我们听的电台叫“敌台”，偷听敌台是一种很严重的罪名，印象当中好象是80年代的初期，环境和气氛稍微宽松一些。再早是偷着读金庸，更早是偷听邓丽君，他们的书籍和盒式磁带都是走私的，那时候在很小的圈子里传金庸，用很小的声音听邓丽君，很地下，很压抑，在阅读金庸的圈子越来越大的过程里，在放邓丽君的音量越来越大的过程里，这个社会就缓慢地变得更宽松了，我说缓慢是因为一个人的一生的确太短暂了，被钳制那么些时间，已经太多了。

前几天读《南方周末》（06·9·14），有一篇文章叫《我们的苦难比梵高多得多》，写两个画家，赵文量和杨雨澍，有人这样评论他们“在红旗招展的年代中，他们偷偷摸摸地在地下搞现代艺术，成为边缘”。我看到一副68年的绘画，标题是《偷听音乐》，画面让我震动，在阴暗中，一个女子和一个男子对面坐着，看不清他们的脸和身体，几乎和阴暗融合在一起，音乐的表现是一个并不完整的钢琴键盘，是整个画面最亮的部分。作者赵文量这样说：“这是杨先生和我小女儿，在一个同学家，听钢琴曲《致爱丽斯》。当时我们把被子和褥子都挂在窗户上，以免被街道上的小脚侦缉队发现”。

最初听罗大佑的歌基本都不是他自己在唱，后来听的好象是田震翻唱的《光阴的故事》，最初听《鹿港小镇》也是如此，谁翻唱的记不太清楚了。

对文学、音乐、美术，先是隔离，然后是有意和无意的疏离，这些影响着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人的素质，并将通过他们影响他们的下一代人，缺乏自由阅读、聆听、观看的心灵，使我们精神很匮乏。这苦果的苦涩味道，还会在很多年后的人的嘴里出现。尽管现在似乎已经无所不读无所不听无所不看了，包括成人电影。但是，有句老话，先撂这儿，三代学会吃喝，十代才出书香门第。看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貌似自由，实则茫然无绪，也就一个镀金时代。我知道修养这个社会，使其少点爆发户的气息，使其多点优雅和高雅，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首歌里有两个对比，台北都市和鹿港小镇，抒情诉说和近似摇滚的呐喊的对比，它不是政治，它是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里，人的失落和传统生活的失落的思考和困惑，怀念和不适应，这些在今天中国的发展中也几乎无处不在。一个年轻人为了追求工业文明带给他的生活梦想，离开传统意味浓郁的小镇，来到了大都市，感受到了这里在排斥和挤压，那不是黄金天堂，都市的冷漠与残酷使他难以忍受地喊叫起来。在怀念中的小镇里，呈现的爹娘、姑娘、清晨和黄昏、妈祖庙和烧香的人们……，岁月掩不住爹娘淳朴的笑容，长发迎空，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这些写得都很生动，使那失去和正在失去的美好生活在歌声中扑面而来，更彻底的悲哀是鹿港本身也在象台北那样，最后一段所说的就是在工业化中鹿港自身的失落。那个记忆中的曾经的鹿港，逼视着台北的浮华，那个现实的鹿港也无法挽留地走远了。

选择《鹿港小镇》来说罗大佑，因为它包含他的音乐的丰富可能性。《光阴的故事》的怀旧情绪，《童年》的叙事效果,《爱的箴言》的爱情咏叹，《母亲》的亲情倾诉，《超级市民》的叛逆，《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的愤怒，等等，同时流行歌曲有这样深刻的历史记忆的非常少。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写流行歌曲的，面对罗大佑几乎就有一种无路可走的沮丧感。

昨天跟一朋友说起《鹿港小镇》，就搜来和我一起听，那感觉真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