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诗坛（8）

石泉

八、诗坛能叛离“诗的语言”吗

《说文解字》曰：诗，志也；《毛诗·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都沿用了《尚书·舜典》“诗言志”的说法。春秋时，“赋诗言志”大行其道，成为那时的社会风尚，那是为了把思想表达得宛转含蓄而高雅。总之，“诗言志”是几千年的共识了。志，当然含志操、志向、意志并引申为愿望、思想、情感等意义。但“言志”还是不能把“诗”与一般的“文”区别开来。因为，“文”言理、言趣、也言志，言情，而“诗”言志，言情，也言理、言趣。因此，说诗即志，似乎总有点生硬。后人把“分行、押韵”作为“诗”与“文”在形式上的区别。到现代，诗连押韵也不讲究了，就只剩下“分行”了。

清人吴乔以意为“米”、文为“饭”、诗为“酒”的说法，把“诗语”与“文语”的区别比喻得比较贴切。诗语凝炼精致、含义隽永、淳美醉人。在各种文学形式中，诗的语言是最精致也是表达难度最大的语言，把散文写出诗境是美文，把诗写成散文却是臭诗。

从语言角度看，我倒更愿意把“诗”看成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诗，“寺”“言”也。寺，神祗的处所，引申为神。神顺天意、济苍生。但世上本无神，神在人心，民意是天，众望是神，合乎天意民望而又精粹有意蕴的话，才可以称得上是神言——诗。诗语，是一般人想说而又说不透、说不好或者说不出的话。

诗的语言，讲精粹、讲包孕；讲新奇、也讲平淡；有时，还讲几分“神秘”，但决不是永远也解不开的“神喻”。它留下的“神秘之感”，正是“不经意”地给人留下思索和反刍，以期对吟咏对象以更深层次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一览无余”式的语言达不到的。

诗的语言，总是那么奇妙，它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朝圣般用心灵去感悟、去膜拜。因为，它能在风沙弥漫的浑沌中，让事物本来的风景显影；它能在不断死亡的时间废墟上，用神性的光芒照亮生的感觉；它能让人在横际于永恒黑暗中间的、一道光的缝隙中认读人生的意义；它能在饥渴的精神戈壁中，凿开一口记忆恒久的深井；它能在绝望的荒原野地摇醒昏睡的灵魂；它能让苍白的内心看到希望和力量、正义和血性。诗的语言，是时代的洪钟，是生命的箫鼓，是灵魂的叫喊！它是睿智的，灵动的，它征服人心的力量是强大而不可抗拒的！

百年以来的新诗运动，在语言上做了艰难的探索，应该说取得了成就，但新诗仍然是一个孤独的夜行者，走到今天，甚至又有点“鹿回头”的意思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极端：

一、“诗语”的神秘化。这条路在新诗萌芽阶段就已经走过了，其结果，只是作为一个探索过程被记录下来。致力于学习西方、倡导诗体解放的新诗先驱夏曾佑，探索用西学名词、新造名词及孔教、佛教和基督教经典语入诗，把诗弄得生硬艰涩，无从索解，最后连自己都失去兴趣了，鲁迅曾讥讽他的诗是“可恶之至”。五四之后的“诗坛怪杰”李金发，受西方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以浓烈的神秘感，咏唱个人休戚，去创造虚无飘渺的“美的世界”，尽管他在诗美探索上开辟了一条道路，终因难懂而淡出诗坛。当代“朦胧诗”，　后来的过份神秘也不能不说是退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日诗坛，风行从“语码”(传统的语言符号)书写，转为“意码”（意象符号）书写，当然也是一种探索。但是，它极容易重蹈“神秘化”的覆辙。“意象”总是带有个人主观认知的色彩，“意象造景”，总是从包含的多种意义中选择某种意义（邻近的或遥远的）作为“构件”，一连串繁复的“意象”，把本无联系的意义刻意连接起来，发生一个新的意义，读者必须在琢磨、猜测中予以组接和复原，才能理解诗意。这实在是一种累极的事，把欣赏弄得这么苦不堪言，想法再好，读者并不领情，更别说流传开来。即使是再好的表现方式，应用不当且无节制，以至成为一种新的“八股”，照样使人生厌。我以为，只有简约而得体地运用“意象”表达方式，才是真正的高手。今日许多诗歌，语言怪妄离奇，甚至作者和编者自身都说不明白，让读者怎么去理解？意思说不明白，等于没说，人们只好弃之不理。这不能不说是滥用“意码”的后果。而把“过失”推给读者，一味地抱怨读者不懂，更是毫无道理。

当今“意码”书写之风甚烈，但成就不敢恭惟。业绩尚未成就，却急于把“语码”书写贬得一钱不值，显得过于浮躁。要知道，所谓的“语码”书写，曾经创造过诗歌的最高成就，至今也无人超越。有人认为，“语码”书写僵化、守旧、低俗。这完全是一种偏见。汉语的组合能力、表现能力和再生能力是十分强大的。一万多汉字（常用汉字五千多），十几万条复词，仅成语就有一万七千多条，就算是全部用传统的本义（所谓的语码）书写，词语的巧妙组合会翻出神妙莫测的变化和新意，认为“语码”书写会不断地重复甚至抄袭，没有根据。音乐只有七个基本音符，却可以无限制地组合创造出美妙动听的乐曲来，并没有哪个作曲家，抱怨或者否定传统的七个基本音符的功能。说传统的“语码”组合、再也创造不出富有新意的“诗的语言”来，能让人信服吗？

“意码”书写是个好东西，它能充实“诗的语言”，使“诗的语言”不断获取新的活力，但要完全彻底地否定和取代传统的表达方式，只能是一厢情愿，至少在当今还不现实。只有拿出大批量公众认同的、成功的顶级作品来，才有资格来谈“否定和取代”的问题。

二、“诗语”的粗俗化。与“神秘化”相反，诗歌语言的“粗俗化”是另一个极端。当今一些“诗歌”，简直“粗俗”得让人忍无可忍!为清洁文字起见，我们这里不屑于对“脏话”、“粗话”入诗作什么评论。我们只对一般的“口语入诗”稍作探讨。

口语入诗，古已有之。特别是仿“乐府”风格的诗，口语入诗大量存在，如刘禹锡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李绅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等等。能入诗的口语，有的是长期流传于民众口头，本身就具有很浓的诗意；有的是民间熟语，被诗人放入特定的语境，立即就生出诗意；有的口语只是一种毛坯，经过诗人的冶炼才生色出彩。口语入诗，能让人觉得特别的自然天成，有如天籁之声。但是，口语入诗是有条件受限制的，并不是什么样的口语都能入诗，强求入诗，必定是语言泡沫，谈不上是“诗的语言”，所谓“鹦鹉能言争比凤，蜘蛛虽巧不如蚕”。如果馅饼好不好吃、冲不冲厕所能直接入诗，那么，天下断然无诗。如果说这是“尝试”，那这种尝试也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当年胡适尝试白话诗，就有“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的“诗句”，结果让人大大地讽刺嘲弄了一番，胡适自己也承认这只是一首“打油诗”、“游戏”而已。如果胡适一直这样“游戏”下去，现代诗歌史上就绝对不会有他的名字。

“粗俗化”与追求自然、平淡风格也是毫不搭界的两码事。前人有“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之句。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今之人多作拙易语而自以为平淡，识者未尝不绝倒（指大笑）也。”“自然”要求质朴、不雕饰、不做作，有生气、有天趣；平淡要求语言朴素，富有情味，内容精辟，正如王安石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我们从当今的诗海里，随意捞出一批“诗”来，就可以发现，仍如欧阳修所说“其语多得于容易”。

“神秘化”和“粗俗化”，都是诗歌创作中的偏执和极端，都是对“诗的语言”的叛离，根本不会有什么出路。哲人说，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人，是不可救药的。而当今诗坛，不仅在正确导向上根本无作为，反而兴风作浪，甚至藏垢纳污，把诗歌作践得惨不忍睹！这究竟是学力问题呢，还是我们十分不情愿相信的文品问题？

（下一篇：《诗坛能坐看“诗人三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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