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有的理论，学术界基本上认为，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人类陆续进入文明时期。首先是苏美尔人开始摆脱野蛮蒙昧状态，建立了标志文明的最初的“国”，紧接着古埃及人、古印度人、古中国人，以及古希腊人也相继建立他们最早的政权。那个时候，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自然崇拜，他们几乎都一致的把那些未知的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看作神，是神给了人一切，包括灾难和幸福。也就是说，最初的文明无疑是伴随着人们对自然的原始崇拜和对神的思考而诞生的。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随着人类对神的低级的本能的思考而形成的最初的“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竟然走向两种不同的政权形式：以希腊人为代表的爱琴文明的众多城邦，像闪烁的群星一般星罗棋布的镶切在地中海蔚蓝的海面上；而以埃及人、印度人、亚述人、以及中国人为代表的古代东方人却相继进人他们的帝国时代。

一　大海文明和大河文明

作为人类本身，其种族起初本是同源的。从猿到人，我们的智力发展也几乎是同步的，但为何东西方人在文明的初期就走向不同的道路，建立了不同的国呢？笔者认为，在最初影响文明的因素中，地理气候等自然原因是最主要的，也就是由于大海文明和大河文明的不同所致。

生活在大陆西端面朝大海的希腊人，当他们眺望一望无垠的大海时往往会陷入一种“彼岸的悲哀”。面对大海，人是何等的渺小与脆弱，任何一次风暴都可以给这些惯于海岸经营的人们以致命的打击，站在此岸的人们永远不知道彼岸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那些出海打鱼的亲人是否能够平安回来，这个吞噬了无数生命的神秘海洋到底隐藏着什么？无疑，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此归结于某种神秘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神。这就有了原始的宗教。在他们看来，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中掌管雷电的宙斯是最高的神，因为对于一个生活在海岸甚至海岛上的民族来说，手握雷电之权杖的宙斯随时都可以兴风作浪夺走任何生命。灾难培养了希腊人坚韧的性格，他们的思想往往是自强的思想，渴求解除束缚的的思想，而他们的艺术却是悲剧的艺术，宿命的艺术。无论是渴求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还是注定要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都显示了希腊人一方面企图摆脱精神束缚而另一方面又注定要与众神纠缠不清的二难出境。

与西方人不同的是，东方人的文明是以大河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更适宜于农业的繁荣。虽然大河之水也常泛滥，但远没有大海那样使人生畏。相反，大河两岸更多的是肥沃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无论是尼罗河还是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以及黄河，都像恩慈而博爱的母亲一样哺育着大河俩岸的子民。因而东方人对神的敬畏从一开始就低于西方人，东方人所畏惧的更多是上天没有给他们一个风调雨顺的气候，或者霜寒露冻，颗粒无收。他们与神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的而非盲从的，是企图通过给神好处来换取神的保佑以使他们衣食无忧。*

二　“神与我同在”和“绝地天通”

西方人认为神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神与我同在”。每个人无论贵贱，都是神的民，都可以在神那里得到慰藉。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神沟通，奥林匹斯山的众神总是选择保护他们在人间所喜欢的英雄，这在荷马史诗里并不少见，譬如伟大的宙斯支持着英勇的阿基琉斯击败了赫拉所支持的特洛伊人。与西方人不同的事，东方人很早就提出了“绝地天通”（《易经》）的思想。意思是说天与地之间是道路相绝的，只有是天（神）的子——王，才能与天沟通，上传民意，下降天旨。换句话说，在东方，人与神之间，多出一个中介，这就是王。民必须效忠于王才能与上天（神）沟通，因而，在东方遍地都是臣服于王的民。譬如在古埃及，人们都愿意臣服于王——阿蒙神之子，抑或太阳神之子；而在中国，人民效忠于“天子”。天子作为上天派来统治万民的王，它可以代表“天”来了解民意，满足人民对神的乞求。可是在古希腊，我们就根本指不出一个可以代表神统治诸城邦的人，即使是在雅典帝国时代，他们的那些政权依然是分散的，相对独立的。因而，希腊人总是追求独立，乐于战斗，同时又赋于自由主义和冒险精神，他们更多的是期望表现自我而不是时强调集体。因此，他们往往很难向东方人那样围绕在天子抑或王的周围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

三　民主城邦与专制帝国

我们知道，无论东西方都是由原始的氏族部落演变而来，所不同的是，西方人由于各部落善于交易而不断地向外分散，而东方人却常常因为争夺耕地而相互兼并，越来越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上古西方的世界里，很长一段时间总是处在邦国林立的状态。

如前所述，西方人在宗教问题上总能随时而直接的得到神的启示，这往往使他们更愿意依靠自己而不是别人，同时也使得他们总是独立思考，乐于表达自我，看重自主精神而不能忍受专职压迫，于是他们积极地参与政治，认为在神面前他们都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他们组成民主大会，城邦的公民都可以成为大会的一员。这一切对于东方人来说则根本做不到，东方的人民要想与神沟通总要通过国王这个中介，久而久之，他们便只在乎王而淡化神，最后只把希望寄托于王而忠于王。事实上，东方的人民更多的在考虑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要求，至于王对民的这种统治是否合理，他们显然缺乏兴趣。一切权力都在王的手，王取代了神主宰一切，专制便这样便不可阻挡的产生并发展着。王可以有效地团结他的人民为他而战，往往形成了历史上庞大的帝国。于是，分散式的希腊城邦在波斯人的进攻下伤亡惨重，虽然他们最终挫败了波斯人的铁骑和舰队，但那也是以雅典为首的诸城邦联合组成雅典帝国的形成为前提的，从那以后，希腊人深受震撼，他们似乎认识到建立一个类似东方的专制帝国似乎是必要的，亚历山大帝国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然而，自由民主的希腊人似乎注定不能长久的拥有他们的专制帝国，当天才的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也随之崩溃。此后，神圣的罗马帝国最终丧生在来自东方的匈奴人的铁骑之下，几百年后，真主的宠儿穆斯林又把拜占庭的圆顶大教堂变成了大清真寺。尽管强调个人的西方不能低档东方帝国的入侵，但东方人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以自由与民主标榜的西方政治模式却一直是东方人难以实现的美梦，十八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革命像一阵飓风一样席卷了全球，摧毁了一切旧帝国，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式的人权、民主，和法制。直至今天，经过几千年发展的东方正在衰落或者早已消亡的文明无不在为实现西方的那种政治模式或思想潮流而时刻努力着。有趣的是，西方人竟然也在为谋求改变分散的诸侯国模式从而达到统一的欧洲而不懈努力。历史总是使你不惜以旷日持久的努力来弥补你过去没有得到的那一切。

四　理性实用主义与宗教神学

在诸多文明组成的东方文明之中，中国文明算是最纯粹的东方文明，与西方的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当其他几大文明因种种原因相继覆灭之后，中国文明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延续至今。更有趣的是，当今天科技大发展，人类对自然有着前所未有的认识之下，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仍然自始至终的信仰着各种宗教。而在中国，宗教从古至今不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虽然佛教曾在中国一度盛行，但却一再受到主流士大夫的排斥，甚至统治者都一再的排佛。佛教最终能够在这片大陆上扎下根来，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士大夫更偏爱于佛教中深奥的哲学而非像西方人那样对神顶礼膜拜。事实上佛家讲究的大寂静，很类似道家的清静无为；佛家所说的普度众生，其实正符合儒家的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标准。而且整个佛教宗派林立，中国人却独喜欢于禅宗一支，禅宗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完全中国化的理性哲学。这一切无疑与从一开始就有的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以范缜、王夫之为代表的一大批唯物思想家所带给我们的理性主义脱不了干系，他们提出“鬼神，君子敬而远之”，“神与形俱灭”等观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主流思想。有意思的是，中国民间的敬神思想却无比盛行，这似乎有悖于上述的理性主义，其实不然，仔细想想，我们民间的一切敬神思想其实源于上古三代或者更早的祭祀文化，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人虔诚的宗教崇拜的功利文化，即我们给神一只羊或者一头牛等等，以企求换得神赐予我们风调雨顺，吉祥平安，甚至是财源滚滚。从本质上讲，如果说我们也有虔诚的时候，那么我看我们对祖先的崇拜则远比对神的崇拜更甚，我们只相信“天理自在人心”，我们更重视的是人，是对现实世界本身的物质和精神的追求，我们往往满足于生活过程的种种经历而不愿意寻求虚无的慰藉，我们的知识分子以“为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因而我们的理性主义还可看作是实用的理性主义。

西方人却不同，他们大多对虚无的上帝的更感兴趣，，他们的知识分子热衷于对自然的“物”的思考，对人的社会组织形态的思考，因而，他们的实验科学与民主思维则远比我们发达。但他们却一直不能彻底的放弃宗教，反而随着经济技术的空前发展，人们的内心世界更加的空虚与孤独，宗教神学便更加必不可少。神学家们认为，所有科学不能认识和解决的领域都属于神学的范畴。要知道在西方，神学总是排在所有学科之前，梵蒂冈的大主教绝不受任何人管辖。

结论　东西方文明的消长和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未来世界

从人类进入文明以来至1840年间，东方文明中一直独立发展绵延不绝的中国文明在西方列强的蹂躏下开始瓦解，这标志着东方文明的最后的衰落。中国人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经历了此前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化，这个辉煌了几千年，强大了几千年的国家，终于衰弱不堪的被后来崛起的西方人狠狠地甩在泥淖里，死死挣扎了一百年之久，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才彻底的赶走了西方人，可是西方的文化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一百年的耻辱史，让我们不得不相信，我们太落后了，我们的文明也衰落了，生产力的发展将一切旧秩序彻底的翻新，饱经灾难的中国人不得不拖着伤痕累累的躯体追赶着把我们远远抛在后边的西方人，我们似乎已无暇顾及选择，我们所能做得似乎也只是接受。于是，今日的我们，穿着西装，吃着肯德基，喝着可口可乐，住着单元楼，听着英文歌，看着好莱坞，读着哈利伯特，考着四六级，使用者微软的奔腾系列```````，繁华的纽约，时尚的巴黎，美丽的瑞士，风情万种的悉尼，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追求与梦想，再不必一袭长袍，挥毫泼墨；再不崇尧舜汤武，三皇五帝；无论是洋洋数万言的浩瀚唐诗，还是凤冠霞帔，长裙曳地的宫闱女子，抑或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离我们越来越远，成为牵动我们心弦的华美的遥不可触的梦。尽管我们试图复兴我们的文明，但是正如历史不会使身怀罗马情节的西方人重回到罗马时代的光荣一样，强唐盛汉的光荣也只能是中国人永远的缅怀，如果有人说在过去生产力未发生质变的几千年里，能够大规模组织人民生产的专制帝国主导着这个世界的进步的话，那么未来的人类的必将在先进西方（欧美）文明的主导下的发展，东方的那种文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我们从感情上不愿意，但至少现在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