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叶世斌《美丽的惊吓》等小说



叶世斌先生首先是个诗人。一个极具情感爆发力和情绪穿透力的诗人，一个志于生命个体和生存处境垂询的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里密集着兔子、鸽子等惶惑不安的意象，像这样的句子，“敏感的兔子，焦虑的兔子/穿过我的虚弱和恐惧”，“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　”，在他的诗中比比皆是，一种被追撵而撕裂疼痛的感觉弥散其间，从而使他的诗歌呈现出某种凌厉的异质的攻势和张力。叶世斌在谈到自己的诗歌时说：“对生命本体的反复追问，生与死、爱与痛、灾难感、丧失感、悬空感、荒诞感、矜持与忏悔、罪恶与救赎，等等，构成了我诗歌的一些基本问题。这可能与太多的生活事件给我造成的坎坷和难以言说的苦难以及我对生存的整体认知是分不开的。”而他的小说，也给人以同样的震撼，应该说，其小说和诗歌是互为文本，相互映照和诠释的。

小说《美丽的惊吓》，情节异常简单：市纪委办公室主任袁泽（谐音“原则”，看来这个名字取得决非偶然），一向谨小慎微、勤勉自律，长期压抑竟形成其自卑和逆反心理，“他逐渐痛恨自己的胆怯和懦弱，在内心一次次孕育着干点什么的计划，还没付诸实施就一次次失败了。”这种类似于陈奂生的“想干点什么”的念头折磨着他，他需要寻求突破和超越。终于，在省城开会期间，偶然的一个机会，他嫖了娼。最初是庆幸和解脱，是人本能欲望的稍占上风，是对长期循规蹈矩治吏生活的一次倾斜和作弄，带着自我解嘲的意味。但快意是片刻的，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无止的自责、恐惧、惊吓和猜疑，小说刻意设置了一些巧合让人物对号入座，因而愈发地“智子疑邻”、“杯弓蛇影”起来，令人不由得想起契诃夫的名作《一个小公务员之死》。老实巴交的袁泽由此进入精神的炼狱当中，受着道德的诘责和良知的拷问，小说集中笔力摹写了主人公的忏悔和救赎心理，以及那种“盲人骑瞎马，夜深临渊池”的惊恐心态。相比较诗歌的高蹈，叶世斌的小说更逼近了人的生存现实和形而下的生命体验。确实，在今日物欲之社会，人的精神操守很容易处在一种危情或临界状态，外部刺激能引发人内心的欲望与邪恶力量，打破心灵的平静，出现善恶冲突、矛盾与较量，暴露人性的弱点与缺陷，这时，就需要寻找新的平衡支点，而人性的回归升华，则依赖于人道主义的忏悔与救赎力量。从这点上来说，作者在小说中倾注的关于忏悔与救赎的思考有其深刻而积极的意义。实质上，人类的这种忏悔意识由来已久。人们始终难忘前德国总理勃兰特拜谒犹太死难者墓地时真诚的一跪；西德剧作家马丁•巴鲁扎说，他自己所以没有成为屠杀犹太人的凶手只是偶然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也是有罪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怀曼说：纳粹是杀人犯，但我们也都是被动的帮凶。阅读卡夫卡的作品，你能感受到作家那种浓烈的负罪与忏悔情绪，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在罪与罚之间反复徘徊，鲁迅先生也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巴金老人回想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曾真诚地忏悔说，在这吞噬人性的罪恶大表演中，就有我的一份罪。这一切，都源于作家的自剖或知识者敢于担当的精神，无论在纸媒马车的前社会时代，还是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后社会时代，无论处在何种知识话语的语境中，独立知识分子永远都像那个巨人堂吉诃德，和心中各式各样的“大风车”做着不懈的斗争。

在文本阅读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可能会困扰读者：一是他为何要去嫖娼，二是他如何实现救赎。首先我们会思考，到底什么原因让“袁泽”失去原则的呢?常在河边走，就非得要湿鞋吗？当然，环境对人的同化迁移作用不可小视。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曾提出著名的“破窗理论”：如果有人打坏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碎的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在这种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可能滋生、蔓延。破窗理论说明了一点，环境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而在中国当下的官场，集体的腐败堕落，尤其当权者的蜕化往往容易引发个体的道德失衡，不良的环境赋予主人公袁泽以“出轨”的推动力。从袁泽本身来说，他的这次“犯错”也是他性格逻辑发展的一个必须和必然。人生都有拐点，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我们这一生是需要对手的。在袁泽看来，他需要征服自我，以此来向自己萎顿的人生发出挑衅。对于救赎的实现，不单是靠个人自省、忏悔，良知的谴责来自我达成，从而实现人性的升华。作者在小说中特意安置了一个角色，让袁泽贤惠美丽的妻子，以母性特有的爱、善良和宽容来促成他的救赎。马尔库塞曾设想，在一种无抑制的文明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分爱欲化，人的自由和幸福就能获得充分的实现。人道主义作家总是情不自禁地将人类获救的理想寄托在人性的美好之上，尤其是女性的美好之上。

作家许春樵先生曾这样评价叶世斌诗歌：他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种宗教情结，用笃定、沉稳的视角由外向内审视和反省内心的分裂、焦虑、扭曲、幻灭，并表现出强烈的忏悔和救赎的倾向，抒发出一种求真向善返璞归真的意志。这个说法也同样适用于他的小说。在叶世斌看来，上帝并没有死，它永存于人的心中。他在另一个短篇《麦克佩斯的敲门声》中借主人公之口说：所谓上帝在现实中就能找到对应，譬如法律规范，纪律制度，甚至整个社会公认的游戏规则和良知道德，等等。人是要有惧怕，要有敬畏的。是的，唯有对世间万物存敬畏之心，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精神之清洁，就譬如长风驱万里，皓月悬秋空。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也曾说过：凡是不幸者被爱之处，上帝总在。她认为上帝从来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精神，依实物而付着的一种精神。小说《麦克佩斯的敲门声》描写了一位开发区的党委书记梁之（谐音“良知”，足见作者用心之苦），住在一套“赠送”的新房里，被门外老鼠啃门的剥啄声惊吓一夜的种种紧张心理。小说以男主角冗长的内心独白，呈现了现实生活中可怕又可笑的荒诞感和剧场感。第二天，他坚决将不劳而获的房子退回，才赢得了心灵上轻松和平静。在此，小说做了这样的描述：“梁之关上办公室的门静静地坐在那里，他不知道如何表述此刻的心境，他想：也许，这就是复原，这就是所谓的赎救和回归。”可以说，叶世斌小说，始终贯穿着一种希伯莱式灵魂的思索，忏悔、拯救、上帝和终极意义在场等等，而他又能聪明地将之兼容于日常生活的小事当中，显示了东方人文知识分子检身自省、知非自赎，既出世又入世的可贵品质。

值得一提的是，《美丽的惊吓》有一个颇有意味的结尾。这场灵魂的磨难，这个弯，拐的角度甚至有点偏大，真正促成了袁泽灵魂的趋真向善，工作较往常更加出色，连原本平淡的夫妻生活也变得完满了。一次偶然事件成全了他，他仿佛由此获得了某种免疫力，他得到了释放，不再压抑和自卑了，这场惊吓无疑是美丽的。这，也许正是救赎和自我救赎的意义所在吧。文末着意描写了这对患难夫妻的性事高[chao]：最后两人都叫唤一声，一齐丢了。寥寥数语，却分明是水浒或三言两拍中的语言，省俭而有力，诗家写小说，向来苛求，语言之炼金术自不待言。

叶世斌有诗云：“也许，在无声的照耀中/只有死亡宽容，深刻而高贵。”是的，在人类精神的高空上，永远都有一轮皎洁的明月，让我们仰望，并记住它颤抖时的模样，那是源自心灵的秘密忏悔，你看，它的阴影是如此的美丽。我们知道，当它垂下头颅，它已经获得了宽容和拯救。

（作者：何冰凌，女，安徽大学中文系05届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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