咽泪含笑别亲朋,为求生计杀广东。
明日不知栖何处,故园山水入梦中。
这是我的诗集《情在旅途》中写于广州的《寄人》一诗,有人读后说我“聊斋”,生性懦弱、思想保守、家境也不差的我,绝不会因生计杀广!
其实,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1992年初,妻与两位同事,从局里承包修建一座桥梁和一段公路,不管从什么角度算,每人除工资出差费外,都可赚上大几千,甚至上万。我说:“没有领导参与的承包,最好还是不去。”妻信心百倍地说:“有合同!”生怕失去这次发财的机会。
施工不久,物价如雨后春笋般上涨,钢材水泥价格接近翻番,加上基础超深等等原因,工程尚未完工,承包款已所剩无几。至1993年初,局里停止拨款。他们要求发工资,局里说在承包费中;要求拨款,说余下那几万元,无论如何都不能使工程竣工;要求折价归还修桥的拱架款,说领导是以私人名义借到外地修桥的──至今也不知道归还日期;要求结帐,说工程还未竣工验收,而且不属承包之列的引道会坍塌──后来也果然坍塌──这是质量问题,至于线路上其他地方多处坍塌,属于地质问题。
妻先时不以为然,说工资不在岩上在岩下。后经多方奔走无济于事,才发觉卷进了一个没有始终的怪圈。此时正赶上房改,我多方说服妻子除购买旧宿舍外,又在职工宿舍一楼集资要了1间门市部,这样不但挤干了积蓄,还在亲友处借了6000多的利息钱。每月的183元工资,加上不时收到几元稿费,由于没有烟酒打牌歌舞嗜好,也能勉强支撑一家3口的生活。但负债的心里压力,却使人惶惶不可终日。妻开始卖饺子、米粉,后又增加米线、梭梭。使人难受的,不仅仅是每天深夜还在剥葱打粑粑海椒,第二天天不见亮就起来扫地生火,之后利用上班间隙购买次日的必须品;尴尬的是因地势偏僻,生意清淡,从早守到晚营业额不过40元。
我感到心力交瘁,很想杀广。
早已在广州花都市立住脚的同学安华刚,给我联系了一家公司,试用期包吃包住月薪600元。我很动心,决定前往。
1994年8月3日一早从德江出发,在酷暑和孤独中,经历三天两夜四次转乘班车,第三天晚上9点过到达华刚家。几年前,华刚放弃地区审计局科长职位,来到花都一家公司,小孩在此上学,原无工作的妻在一家公司做会计,加上他的业余兼职,购了房,存了款,一家日子也还过得像模像样。
第二天,华刚带我前往花山镇裕鸿电子有限公司。也不知干什么具体工作,如果是华刚所说的主管会计的话,我只能纸上谈兵,没有实践经验,很是担心。接待我们的老板叫邓穗文,戴一副金边眼镜,显得文静,只有27岁,主要负责生产;他弟弟在广州那边负责销售和进货。他看过我的统计大专自考文凭和简历──我没敢带上在贵州教育学院政教系函授的本科文凭——粗略翻了一下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说这些东西留在他那里,抽空再看看。并说先做他的助手,试用3个月,试用期包吃包住月薪800元。我心里暗暗高兴。他带我们一道去酒楼吃饭,华刚给我100元零用钱后返回,我到公司集体宿舍住了下来。
下午给妻发了一封电报,炫耀着落款“总经理助理”。后来才知道,他是公司的董事长;他弟邓穗斌才是总经理。
第一天上班,董事长说先用三四个星期熟悉一下公司情况,我说有一个星期够了吧。他带我到各个车间熟悉情况,介绍各位主管。他们生产各类低档计算器,品牌是porpo,旺季最高单价也不过20元,但在内地门市部,当时每台标价60元左右。之后,他带我到财务部和办公室作了介绍。下午,我看了一些如《公司法》等与公司有关的法规和文件,仔细研读了公司的《章程》和人事劳动等制度。
第二天上班,上午,认真翻阅了公司的财务报表,又查看了公司的详细帐目,并与财务人员交谈。负责财务的徐小姐,见我能坦诚地说出一些公司的问题,也快人快语道出了公司财务管理中的不规范之处。下午,我对董事长谈了公司管理制度不健全、操作不规范、常常以个人信誉办事的弊端,也谈了我的家境和为人处事的个性,希望早点安排具体工作。他听后称是。并说,利用晚上看了我带去的文章等材料,说了一些赞许的话。准备安排我到广州档口(销售部)上班;月工资暂按1000元。我连声道谢。
第三天,随董事长去广州销售部,离公司不足40公里。他与其弟用粤语说了一会,又用普通话对我说,我在这里主要负责销售帐务,公司先拿1000元派人和我一道上街买衣服,另预支500元工资寄回家给孩子报名上学。此时的我只能用“受宠若惊”来形容了。
档口包括总经理一共有5人,主要负责成品销售与原材料进货的联系和帐务工作,具体销售则是由代理商独立进行。我负责掌握每天代理商各型计算器的进货、销售、库存及返修数量和金额,同时负责各种原材料供应商的数量及帐目往来,并将做好的表册与代理商核对后,于晚上11时前传到分管生产的厂长手中,以便安排第二天的生产和原材料进货。
每天不是很忙,但周而复始的工作不能有任何松懈,就象转动轮子的链条,虽然不是很急,但必须时时转动,任何一环中断,意味着下一环难以继续。业务也不难,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份简单的统计工作。但统计工作的重要性,也只有在生产规模较大的厂矿,或是宏观经济管理中才能凸显,在那些作坊式的企业里,厂长对其产销已了然于胸了。
我利用空闲时间,开始核对一些产销存不平衡的产品数量,不相符的帐目,发现此前将代理商借给公司的100万元作了“销售收入”,与公司财务核对,帐上也如此摆着;对于每天营业额不足30万元的公司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一天我去公司核对帐目时,对两位老板说这样做会产生虚盈利100万元,不但影响公司的决策,还会影响生产的进行。两位老板听了我的话,先是一惊,继而赞成我的建议,并带我一道去酒楼用餐。
公司的管理漏洞较多。拿票据来说,先是老板拿钱不喜欢写条子,总经理尤为突出,只是由经办人在帐册上记一笔,是领工资还是付货款不清,进公司时我就从财务上得知这一情况。尽管有人对我说公司的钱就是老板的钱,老板的钱就是公司的钱,我还是当着兄弟俩的面谈了我的观点:一是亲兄弟明算帐;二是只有分清各笔款项用途,才能核算出真正的盈亏;三是防止员工或客户无意或有意出现错误,时间久了谁也说不清。他们从此不管领取或退回多少钱,都有了“依据”。再就是原材料客户的往来帐,也多是记上一笔,特别是领走了多少货款没有任何依据。我要求任何款项都必须有依据。一天一位深圳的客户说他还有3万元货款未收到。我打电话到公司财务部,将对方写在信封背面的收条传真过来,他认出是他公司另一负责人的签名,无话可说。先前认为我“多此一举”带来麻烦的员工,也少了许多不耐烦的情绪。此后,我又根据工作需要,主动给他们拟出了外地“代理商合同”、员工宿舍“建房合同”,取代他们的“君子协定”。兄弟俩甚为满意,不时带我去酒楼用餐。
尽管工作顺利,心理压力却在无形中增加。我是请假出来看看,没想到如此顺利,如果长期在外,结果难料。与这里的同事思想交流甚少,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谈的也多是工作上的事;他们多数时候说着粤语,看电视也多是说着粤语的地方台;德江无程控电话,心中愁绪,无处诉说。老板多次提到待工作上路后,将妻儿接来,但怕“过六月”的妻肯定不能适应炎热的气候。作为独儿的我,也时时想到一生受苦的父母,如今远离故土,前程茫茫,真会应那句“独木不燃,独鸡不叫,独子不孝”的俗话吗?当然,对“铁饭碗”深深的依恋,也是重要的原因。归结起来,也就是小农意识和封建意识太浓。于是我给亲友和较为熟悉的领导写信。我在写给时任县委组织部长周友林的信中附了本文开头那首诗,谈了非常想回家的感受。8月26日夜,妻到邮电局值班室打电话告诉我,由于周部长出面协调,她于8月16日上班;周部长要求我必须在9月15日前赶回单位。已深刻体会“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的我,决定回家──钱对我已不是很重要,何况妻上班后,我们每月又可存上一人的工资。
第二天晚上,我将回家的想法告诉了先于我在那里打工的阿聪。此人先前在此贷款购买一间门市部,倒手就赚了12万元。次日上午,两位老板找我谈话,除让爱人到厂里去上班和孩子接去上学外,还承诺月工资提到1500元,解决住房,将全家户口买到花都市。我将2000多字的辞职报告,以及有关我工作的流程图及其操作说明交给了老板。一再阐明我要回家的真正原因,并请他们找一个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我稍带一下就能胜任这份工作。
看到我去意已决,总经理说,除工资外,另给5000元作为工作流程图的报酬。我惊讶之余,想到可能是在试探我是否贪财。这种事,在内地有人给你一包烟就不错了。于是极力推辞。总经理说,他请人画了一张丝网印刷流程图,开价就是5000元,我这张流程图也值;5000元就当是到酒店吃餐饭……董事长又通知阿聪,吃饭后去机场订一张9月13日飞贵阳的机票。华刚得知我要返回,多次在电话中劝阻,说,如果对公司不满意,可以另换一家──回来后,我给他去过几封信,他没有回过;10多年书信往来的情谊,就此中断了。他说是我使他失信于人。
9月13日,老板派车送我到机场。我带着他们给的5000元购买的计算器,乘飞机经贵阳回家,──这也是至今我唯一乘座的一次飞机——我用几乎翻倍的价格出售了这批计算器,又通过阿聪等人从邮政上周转了几批,归还了全部借款。内心总觉得我不应该得到那么多的钱,就汇了3000元给总经理……
8年过去,写下这篇文章,不仅仅为了记录那段在内地不可想象的经历,也不仅仅是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更是为了对华刚、阿文、阿斌老板说一声: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2002·9·15香树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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