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世斌的诗集《倾听与言说》
诗性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诗歌中的语言》一文中曾这样表述诗的写作:
“作诗(dichten)意谓:跟随着道说(nach-sagen),也即跟随着道说那孤寂之精神向诗人说出的悦耳之声。在成为表达(aussprechen)意义上的道说(sagen)之前,在最漫长的时间内,作诗只不过是一种倾听(hǒren)。”
虽然在此我无意去探知诗人叶世斌是否曾受此话语的启示,然后将诗集命名为《倾听与言说》的。但我可以确知的是,这些言辞背后所表达的意蕴显然切中了诗集指涉的深在思想及其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出于一首独一的诗来作诗”,虽然“这首独一的诗始终未被说出”,但每一首又都是这“独一”的部分,并且由内心的“孤寂”确立了它的位置。特拉克尔在《灵魂之春》中这样写到:“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一个异乡者,所以孤独、寂寞、自行漫游而彷徨,但他又不是毫无目的、漫无边际的徘徊,因为灵魂的本质在于“寻找”:“在漫游中寻找大地”并渴望拯救大地。尽管充满劳绩,但依然诗意地筑居并栖居于大地之上,从而“倾听”,然后“言说”。这是灵魂的踪迹,更是诗人的天职和本份。
诗人叶世斌首先是一位忠实的倾听者,他沉入生命及人类存在的渊底或者根部,回归、体验和栖居于现实生存的无限疆域之上,犹如一个自我放逐、自我拯救的现代人重返家园一样,他打开全身心的官感和心灵,虔诚地匍伏在大地和每一个事物面前,倾听泥土、天空、河流和树木……倾听生命由始而来的最初的律动,儿童新鲜肌肤的芳香,四野八荒悠然而起的天籁之音,宇宙万有向我而来的场景及事物发出的每一声气息……,还有时间,历史的久远的回声、未来的呼唤,甚至生命存在的惨烈、疼痛或者死亡之声……。比如:“雨花纯净。月光在树林细碎/暗蓝。一颗紧张的果实/一片叶子坠落,整个树林/听到疼痛的声音”(《我必须昆虫般歌唱》);“雨打芭蕉,那古老的声音让我/体验到发生在另一个肉体上的疼痛”(《我们将在海市蜃楼重返家园》);“早上打开窗子。晚上关上窗子/在风中随房舍一次次远去/聆听生活真实的声音/……这是每当冬季来临/我的心情在结冰。思想在开裂/这始终是一只水鸟从冰河上//走过的情景。我听到/它痛苦的哀鸣。……”(《一只水鸟从冰河上走过》);“当我以石相击,空虚/被丧钟的声音巨大地饱满地鼓起/我的空虚震耳欲聋”(《溶洞》)。这笔下无限广延、弥散而又普遍的声音,既是对生命存在的“倾听”,也是“言说”,是倾听后真正意义上的“言说”。它是伴随倾听而来的存在的另一面或另一种本在的方式,它触及并召唤着事物,就如触及并召唤着那些雨花、月光、树林、果实、叶子、芭蕉、窗子、水鸟、冰河、石头、丧钟一样,事物纷纷向诗而来,向存在而来,聚拢成生命栖居的本质世界。
在哲学家们看来,自科技时代以来不断沉沦向下的西方世界,其精神空间已经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和谷底,尤其在尼采惊世骇俗地喊出了“上帝死了”之后,这个世界犹如失去了精神家园一样而变得迷乱、彷徨,无路可走,莫名的苦痛、悲哀,无望的焦虑和徘徊,纷纷向人们袭来,人的内心出现了极度不安的精神匮乏和情感恐慌。而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的经典史诗《荒原》,正是西方世界这一精神现象的标志性象征。可经受过上个世纪中期十年浩劫摧残的中国社会及其一代人的心灵,是否也同样出现了一个精神空虚、无路彷徨的新时期呢?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作为一代人精神象征的《一切》,正是那个荒原年代的真实写照和隐喻图景:
“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北岛《一切》)
如果说北岛们的写作仅仅体现一种“代际符号”或者说已将个人的沉沦转化成了时代的苦难,并且作为单纯的批判和反动,仍然不可避免地拘执于他所反对的时代的本性之中。那么更年轻一代的诗人叶世斌,已经从单纯的“代际符号”和时代的属性之中走出,从而回归到个人存在境域中的本体体验和生命情感。而正是这种私人在世的体验、叩问和具体书写,才更为深切地进入了人类与其生存境域的本质关联之中,并且揭示了人的生命的本真世相和现代主义的存在主题。
“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他身处大地,却犹如流落异乡的“他者”。这种无家可归的异乡者和局外人身份及存在处境,使存在者体验到的只能是存在意义上的孤独、冷漠、虚无、荒诞甚至死亡。因而诗人直感到一个“冷字”:“在寂寞的古道上/我凝视冷字/跟踪冷字,积累/丰富的尘灰/如固执的传统/在时间里扎下根,不可动摇”(《冷字》)。诗中那些铺天盖地的树已被具体的风卷向异域,而他就像被集体和秩序放逐的冷僻的星或某块礁石,内心里暗藏着伤疤的秘密和终年哭泣的声音……。无处不在的孤冷、暗夜及其疼痛感,是他生命存在里最隐秘又最直接的真实:“而所谓黑暗,是我们的视觉/对某些事物的熄灭”;“深黯的伤口对应你的心灵/苍老的手臂揉碎你/你穿越令人揪心的灾难”(《医院纪实》);“这是在午夜,在雷雨到来/之前,……/在阴暗的花瓣上/被伤痕从深处打亮/被一片片落叶伤害,划破”(《这是在午夜》);“这种时候,我弄清自己是一个/独坐长夜的诗人,苍凉的诗人/泪水使我懂事/语言使我痛苦”(《偶然的时刻》)。他诗语中描画出那么多“黑暗”、“深黯”、“阴暗”的意象,他认定“光”是那些被我们的生命所照亮的东西,可当我们的视角不再或无法触及事物、照临大地时,人类便陷于无边的黑暗中而难以遁逃。如此置身在生命存在黑暗的渊底和疼痛、敌意的场域里,“放逐”、“孤独”和苦难感显然已成了一种无可逃避的宿命,个人与环境的距离,与他人的隔膜、敌视,甚至与自我或者命运的搏斗,都极有可能会随时将自我抛置在一处无望幽僻的荒漠里而不能自持与拯救,就如陷入丛林无路可走的蜘蛛,不仅网面“为灰尘所模糊”,而且面色苍白,散发着“荒原和遗书的气息”。而在此生存境遇里所产生的那种被“悬挂”(或“垂挂”)的情状和体验,无疑已将生命最大限度地逼进到死亡之域:“上苍啊,为什么像腌菜似地/悬挂我?……”(《既然悬崖来到每块崖石上》);“轻是一种悬挂和折磨。轻是/比沉重更沉重的状况”(《轻》);“石头被悬挂和孤立起来/……尖锐的世界内化/我在石头上建立牙齿,咬啮自己//古老的黑暗给空虚以颜色/……弥漫于岩层内部,把空虚/变成液态,变成一场空洞无形的雨”(《溶洞》);“窗帘有力地垂挂下来/我转身面向窗帘,窗外/一个真实的世界面临危险”(《窗帘就是这么有力》);“因此我说,肯定有谁在将来/秋风灰白的傍晚,在损破的夕阳下/仍愿以蜻蜒投网的不幸/悬挂在某个春天”(《我的眼里长满南方的树木和火焰》)。看吧!这面对上苍、无罪地跪倒在地的深长叩问,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或重,自己咬啮自己的啮心的疼痛,空洞无形的内心,外部世界的凶险以及自投罗网后的死亡……这些经典现代主义式的家园破碎经验、被抛感和死亡意识,在此或变成了一种如临“悬棺”似的“悬挂”状,或成为如坠地狱般“垂落”的形式。“悬挂”显然不是进入天堂的姿势,它也如垂落向地狱一样让生命远离大地,那是不可跨越的死域,也是无可逃离的“永劫”。诗人瓦雷里在《我的浮士德》中曾这样写到:“……我存在着,/难道不令人惊异吗?我怎么竟然能像一块石头/虚悬空中那样虚悬在死亡之上呢?”在这里,诗人出于对生命存在的肯定和执着,义无反顾或毅然决然地表达了对死亡的疑问和拒绝。诗人叶世斌虽然也如瓦雷里一样,企图拒绝甚至不愿相信“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以至于无法和不敢正视“死亡的直率和残忍”,可死亡最终还是挥之不去而残忍地到来了:“我看到:一只紧张的手带走自己/而一片林子将经历千年枯朽”(《黑暗中你抚摸着我》)。就如《这是在午夜》中所言说的,他再也无力与这个世界和死亡战斗,死亡的地狱以火焰呈现它的本质,在我们熄灭之前,它“穿过我们的弱点/击中我们,在我们周身/穿插伤痕和花朵”。
就其生命本质或者一个时代及其个人的具体生存境遇而言,诗人似乎已然感觉到,他实在无力拒绝悬挂在虚空中的死亡之路,甚至几乎命定地承负了这一生命中挥之不去的残忍的阴影。因而他的笔下才散落下那么多死亡的语辞和意象,如同秋天垂落的枯叶一样携来阴影,深入大地,沉埋下无数疼痛的种子。当然,叶世斌并非对此产生绝望,或者说他已经超越了死亡的绝望、悲情和苦难,而成为一种姿势、意志和精神向度:“……既然该来的必将到来/消灭我吧,像消灭一片敏感的叶子/在我坠落和破碎的那一刻/我的心将因踏实而安息”(《既然悬崖来到每块岩石上》);有时他以想象的方式介入,就如《偶然的时刻》:我们制造着并置身其中一个并不存在却又真实的海滩遗址,以死亡者的身份,灰烬般地“占据一部分废墟”,从而触及生命历史的全部本相和根底:“这是一个偶然的时刻。仿佛/一堵颓废的墙被流星击穿,到达/自己的全部历史和根底/到达事物潜在深刻的意境……”,这里诗人是在以死亡想象和体验的方式,进入到生命及历史本相的深刻处,完成了一次形而上的存在或生命哲学之旅。由此也可见出,他诗中的死亡书写,最具有沉潜和撼动效应的并非仅仅在于对具体的生命消失及其处境的呈现,它更多还是在揭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超度和哲学沉思。“我一生相信死亡/死亡的哀伤使你的妻子多么美丽/那些带露的花朵和翅膀/在月光下收拢/楚楚动人”(《所有实在的东西使你满含泪水》),这不得不让我们记起存在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人的命运》中的一段话:“死亡是可憎的,可憎至极。它是冰消雪解,是一切影像和形式的失落,是物质世界最低级原素的凯旋。但是死又是美丽的,它使低贱的死者尊贵起来,把他们提升到最高层次,……有一个时刻死者的面孔比他生时一向所表现的更美丽、更柔和。在死面前,一切丑陋、邪恶的感情都悄然引退,无影无踪。”这显然是一种生命哲学,更是一种死亡的辩证法。这份达观和超然,其实得益于诗人对艰困的人生之旅的领悟以及之后在坦然面对死亡时的生命态度:
“唯一的方向已被来路肯定/一片苍老的灰尘/以晃动表示不安,似乎/我的任何痛苦都与路途有关/我的一生都在逃离尽头/这使我走向/最坏的情景//一棵老橡树倒在地上/七片叶子生动如初”(《我的一生都在逃离尽头》)
这里的“来路”,既可看作已“走来的路”,更可视作“未走的路”、“终极的归途”,就如另一首诗中所写到的:“屈指问路的时候/我想起死亡是我的前途”。如果是这样,“逃离”式地抗争就显得过于悲壮、崇高而又无力了!既然生命终会走向归途,倒不如坦然面临生命的真理和本质,真正把握、体验和珍视当下的生命存在,只有这样,当生命终于有一天如那棵老橡树似的倒在地上时,它才能依旧青春、鲜活、永恒,如那“七片叶子生动如初”。
事实上,一首诗的修辞方式不仅仅只是一种修辞和言语想象的形式,它更是一种思想方式,一种灵魂的触角或生命的感官。在这种意义上说,诗人叶世斌的诗与思,具有一种“玄幻性”。这里的“玄”,是一种玄思、智性;而“幻”则是充满奇异、幻形特质的想象性。现代派诗人、新批评大师艾略特尤为推重玄学派诗人的心智、经验和感受力,认为他们“具有一种感受机制,可以吞噬任何经验。”尤其邓恩,思想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经验:
“它调整了他的感受力,当诗人的心智为创作做好完全准备后,它不断地聚合各种不同的经验;一般人的经验既混乱、不规则,而又零碎。……而在诗人的心智里,这些经验总是在形成新的整体。”(《玄学派诗人》)
诗人叶世斌就是凭着这种独异的心智和感受力,将如此混杂、零碎、异质、尖利的生命经验聚合成新的整体,从而使他的诗在飞翔的语辞和事物背后,充满着深刻的玄思和哲性,并且直抵存在的根部和本质。《衣架》在凝神的幻视中与过去时间里的一棵树交叠起来,从红漆想象到它流淌的血液和疼痛的疤痕,从它的两腿看到了衣架欲返回本源处的决心和较量的意志。虽然存在已不可改变,但与我一样根须相连、返回本质的灵魂,却是永恒不死的、悲壮的!《巨大的月光临照老屋》则呈现了一幅时间、空间错杂交映的场域和经验图景:月光里下沉的夜晚老屋,残垣断壁,破漏的屋顶,病魔似的在老屋的腐朽处建立形体的历史或时间;宁静、柔和和澄明的高空下的月光,它从蛛网似的屋顶串串挂落,犹如点亮历史原点处的那盏灯一样;它在门环上诗意地旋转,打亮百年厚积的尘灰,并且柔和地修补众多的伤口,使老屋变得美丽、澄明起来……可以想象:百年老屋究竟烙印下了几多时间的痕迹,历史的沧桑、风云,破败,悲哀,泪痕,也许还有些许的欢欣,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今晚临照的月色里倏然间变得柔和、美丽而又空阔起来:“月光澄清老屋所有动作,声响/临照一种古老澄明的心境”,可在这看似宁静、澄明的场景中,一声疲倦的老狗的吠声,却透视了诗人内在里凄清、悲凉的本相。《静》直抵事物的静的哲学和辩证法,“静”停在事物上:千年的苍榆,草龟,忠实于某种姿势的雕塑,凝立的山岗,在一切事物的核心是“静”,“静”是它们的品格和本质。当桥、房舍这些事物的状态消失,只有“静”活着,它比死亡更深邃、耐心,而所谓“动”与“静”的辩证法,则更突显了“静”的本质性:山风是给“静”的呼吸;溪水、山楂树释放一些动作,是为了归于更“静”;动荡的海水中,唯一不动的是礁石,它在海水的动荡击打中,进一步肯定了“静”的品质;而在风中绝望站立的我,则更体会到是“静”支撑着迎风而立的石头;当石头变成了钢铁,事物便失去了“静”的本质,这是人类的不幸!而《桔子并不存在》似可看作一首玄言诗,它有些玄奥甚至难以理喻:
“桔子紧裹空间/静静地旋转。桔子并不存在//秋天穿过走廊/在庭院闪光。世界/围向一个核心。是谁在摇晃/谁企图接近桔子/表达桔子,偏离方向//丰盈的太阳被枝头留绊/放射橙黄的光焰/你摘下桔子,揭开桔子/深入瓣纹。桔子/并不存在。桔子//从来不是桔子/从你看到它的那一刻,桔子/不再是桔子。桔子并不存在”
这里以言辞剥除言辞、概念从而触及、深入事物本身。这个占有空间并旋转运动着的“桔子”仅仅是一个可以触及的具体事物,它是世界围绕的核心,表皮是丰盈的太阳在枝头放射出的橙黄的光焰,拨开皮肉则是清晰可辨的瓣纹,从而使你在见到它的那一刻,“桔子”就已经不再是“桔子”,它是一个在此存在着、不以命名为存在理式的具体的物。这是一种揭示事物“在着”及其本质的哲学。叶世斌的这类诗显然是一种渴望触及事物本质的哲性诗,他除表达如此的知性与思索之外,在语词上也追求着超拔、高迈的境界,充满玄幻色彩和诡异性,并且凭着一种诗性想象力,在高处飞翔着,捕捉或俯视着万物和生命。比如:“看到一只鸿/你的思想升高。譬如/在岩石上看到一只栖息的鸿/你感到整个山都在提升”(《鸿》);“一场大雪/在窗前挂起白色窗纱/大雪纷纷。看上去/仿佛我们头顶上的世界/另一个世界落下的碎片”(《大雪纷纷》);“瓦片以天空的方式俯冲我/和整个城市/把我们变成鳞光闪闪的鱼”(《瓦》)。诗人喜欢以仰视的姿势面对高处和天空,或许这是他无罪地跪倒在地、仰面向天的一种祈祷、叩问仪式,虽然他知道这样并不能拯救什么,但却至少能够使自我获得某种心灵的拯救和安宁!这是诗,同时也是诗人一种心灵的方式。
——发表于《当代文坛》2007年1
(作者简介:孙基林: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新时期诗潮论》、《内在的眼睛》、《崛起与喧嚣:从朦胧诗到第三代》等著作。曾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杰出诗评家”之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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