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走前后

祖母对我四兄妹，总是一副凶相满嘴詈语，对二叔家的两男一女却是疼爱有加慈祥可亲；对母亲之于二婶天壤之别。在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她不是唆使脾气暴躁心冷情绝的父亲打骂年幼丧母的母亲，就是无中生有找碴谩骂。她对我们一家，没一丝儿怜爱和慈祥，如俗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幺儿”。

我五岁那年，右腿内侧近膝盖处害了个大阴疮（上天格外垂顾我，两条腿都赐了个粉红色的疤），刚开始只是疼，看不出什么，疼了几天就发红发肿，似火在烫。父母或忙于修筑塘堰，或忙于垦荒造田，没时间管我。每天一早把我抱去放在仓房的土街上，石灰坝里，要在仓房翻晒粮食的祖母照看。

一直对我毫无怜爱之意的祖母，只看护二叔那小我一岁，个头却大了许多的长子，根本不管我。家住西山，又是六月，太阳一出来如火球烤得人热不可当。我不能走不能爬，只能放声大哭，泪和汗如雨。

从腿开始发红发肿灼痛那天起，我从早哭到午，又从午哭到晚。开始还有声音，后来只张嘴啜泣流泪，再后来无泪可流只有咽声了。又过了几天，母亲听了婶子们的劝说，夜里把我背到三十里外的区医院，找世代悬壶远近闻名的老医生检查后开了刀。从此，我成天坐或躺在仓房的街上晒场里的豆麦草上，从早到晚地哭，这一哭就是一月。

那一月，祖母从不管过我，她不但不管我，还嫌我张嘴嘬泣的样子难看，常用她那长长的指甲掐我的嘴和脸颊，并恶声咒我“短命”。别的婆婆们看不过，劝她哄抱我。她听后把立眉一扬，嘴一撇，冷冷地说“谁叫她没长鸡鸡”！

九七年的冬天，祖母死了，得的是“梗死病”——即食道癌。

春末夏初起，祖母便说她吃饭喝汤喉咙痛，父亲和二叔都说是炎症。时值收播季节，连小孩都衣冠不整手脸没洗地忙着，母亲们有多忙，可想而知。祖母虽仍在仓房晒收豆麦油菜，夜里吟声频响，被割麦背麦犁地收水插秧累得一挨枕头就呼噜的父母亲二叔二婶，压根就听不见。

等把田地里的农事不那么逼人时，已到了秋天，祖母，已不能到仓房晒麦收豆拈老鼠屎了。每天或躺在没有窗户黑漆漆的正屋里，或坐在青石板场院里呻吟，一日三餐只喝面粉搅的汤汁，不能吃白薯玉米糁苕叶饭了。人，瘦得皮包骨头，满是雀斑的脸像火炭。

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父亲和二叔把祖母抬到乡上，不到中午又抬了回来。父亲那天没吃午饭，坐在场院边的桉树下发呆，母亲喊了几次都不动。第二天，我听大堂弟说祖母要死了，她得了“梗死病”。我不懂啥叫“梗死病”，问他，他也摇头。夜里问就着昏暗的月光纳鞋底的母亲。说是喉咙长堵塞了咽不下东西，母亲说后即沉着脸嘱咐我，若有人问就说是胸口疼的病。我不解地问为啥。母亲没解释，沉着脸不吭声。我虽纳闷不敢再问，更不敢去问月月年年时时分分沉着脸，鼓着眼的父亲。尊了母亲的话，每有人问时便答“胸口疼”。

长大后，才得了答案，人们咒骂恶人时便说要得“梗死病”。食道癌的晚期，汤水都不能进，渴饿而死。祖母得了人人怕得的病，能不昧吗。

秋末的风，一天比一天凉了，豆叶，被它吮尽了血液，又被它抓去撒得遍地都是。草们神色黯然，伤叹衰老。灌木荆棘容颜憔瘁，欲哭无泪瑟瑟发抖。放眼望去，只有柏树和竹子仍像在过春夏，郁郁葱葱。青岗树枝枝桠桠的鹅黄衬得草木染衰的山有了几分秀色。满山遍野怒放的野黄菊，与寒霜相抗。成群的鸟，相互鼓励着飞向南方。秋已走远了，冬的脚步声渐近。清晨的水凉得浸肤（二十多年前，气候比现在恶劣，一到九月便寒风刺骨霰雪飞舞），嘴里呼出的气如烟，在脸上鼻前袅袅。

祖母，已卧床不起，在传了五代人的柴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了。虽小麦已种上，冬水田已犁过，草叶沤在了里面，大人们仍不得闲。父亲二叔两头不见天的去乡里的各处修池塘，饲养员的母亲二婶，要起早贪黑地割草搂叶积肥。大姐要放牛，大哥在上学，堂弟妹们小，照料祖母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我的身上。

祖母生性暴戾，病后变得更坏。给她捉虱子擦身体不小心手重了，张嘴就咬，伸手便掐。刚开始我忍着被咬被掐的痛，每天给她洗手洗脚，捉虱子接尿倒屎，喂水擦嘴。后来实在受不了她变本加厉的咬和掐，怎么喊也不进那令人窒息的屋子。

不知以前的人是咋想的，三间正房一道门，且有门的屋子啥也不放，只放了张八仙桌。桌上放了只香炉，一年四季燃着的菜油灯，一根金黄的篾签。八仙桌的身后墙上，贴了副画，面露浅笑托净瓶拂柳枝的观音，被万道金光衬得美丽迷人。一丈入深的屋子，只有那几样东西，双扇开的门后各有道低矮窄小的门，薄薄柏木的门总是关着。里面有床有凳，有箱子有柜子，有镰刀锄头，有簸箕背篓，没有窗子的屋子阴森恐怖。瓦缝被竹叶柏枝灰尘堵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本来就有股刺鼻的霉味，加上祖母的口痰鼻涕大小便的混合味，一进去便堵得人心口发闷呼吸不畅。

我祖上很穷，只有一间瓦房两个茅棚。因隔房的兄弟早亡，得了两份绝业，便有了三间瓦房四个茅棚，不久茅棚失火烧了，三个月后仍在原地立了三个三角型的茅棚，父亲二叔姑姑们成人后修了一大一小两间抱厦。二叔结婚时分家，祖父祖母三个姑姑住正房，抱厦我们家和二叔住。我们住的那间在边上，（半米处就是三人高的土崖，崖下一米处是七口之家的左姓邻居）墙的下部分是大小不一的石头黄泥堆砌的，上部分是两指宽的竹片黄泥麦壳稻草节编糊的。风吹雨淋，黄泥麦壳不见踪影。下连风雨无里外之分，刮风下雪便响声不绝。我们家人多住的是小抱厦，二叔家人少住的是大抱厦，且他们住在中间，不会受风的抽打雨的浇淋。姑姑们相继嫁人后，三间正房祖父祖母没给我们腾，也没给二叔让，（祖母说“给哪个让都不合适，做父母的要一碗水端平。”）每天夜里却把大堂弟和二堂弟弄到他们屋里睡，一直到死（祖母的偏心由此可见）。

祖母的偏爱堂弟妹们至死不变。病重后，母党父族送的糖果鸡蛋挂面，不能吃都给了二叔，嘱“给娃娃们”，而我兄妹，没得她半粒糖一只蛋一条面。虽然那些都是我做梦都想的，可我从不向她要（我的不向人求怜的个性，就是那时养成的）。虽恼她的偏心，还是每天给她打扫屋子擦洗手脸捶背揉胸，直到实在忍受不了她有增无减的咬和掐才不进正房。一连几天我不给她擦洗捉虱子倒屎尿，熏痒得难受。喊不去我，便喊堂弟妹们，每次是越喊越远，只有以怨报德心软如绵的母亲进她那臭气熏天的屋子。

（祖母生养了四个女儿，吃喝拿要一个比一个腿勤脚快，一有事便难见人影。祖母病后，都以“请不了假”不服侍不照料。回来看望也是像有鬼在撵，来去匆匆，从不隔夜。）

祖母，在说痒喊痛中，生命走到了尽头。那天早晨瓦上撒了层厚厚的粉末，泡猪草的石水缸里结了层薄冰。拂晓出去割草搂叶的母亲回来手也没洗便去了正房，瞬即哭喊二婶。煮饭的二婶应声跑进正房，须臾假哭着（我看得真真切切，她眼里一星泪花儿也没有）跑走了。在场院里弹石子扔沙包的我和弟妹五个，任母亲怎么喊都不动，直到二婶把父亲二叔从五里山路外未成型的池塘里叫回来，才扔下石子沙包去各处报丧。

走时，已听不见祖母那怪异的呼噜声了，屋内传出呜呜咽咽的哭声。我没哭，反而笑着唱着跑到相邻的三生产队，冲舅爷说了句“婆婆死了。”的话便唱着笑着往回返。路过常去放牛割草拾柴的大山坪下面，同龄的左姓伙伴请我去吃烤薯。从小对烤薯垂涎三尺（节俭的母亲不许烤，说“费”）的我竟笑着说不了，婆婆死了，我要吃肉片米饭，喝油汤糖水了。

祖母死了，在我们弹石子扔沙包母亲哭喊时，死后的祖母稀疏的眉毛是不是立着，黄黄的牙齿是不是咬着，长长的指甲有没有断，死后是啥样，怕人不。我不知道，回去时她已被白纸和红布盖在了下面。祖母在家停放了几天，发丧的前夜来客多不多，锁呐吹的凄凉不；姨婆姑妈母亲二婶哭的凄惨不，是悲痛万分泪流满面，还是衣袖遮面干嚎假哭；厨子做的饭菜好不好，我有没有吃过肉片米饭，喝过油汤糖水；出殡时啥阵势，炮仗多不多，引路钱够不够；不记得了，都不记得了。奇怪的是，祖母走后的事在脑海里竟一丝儿痕迹也没有，她死前的种种却历历在目。

都说，人总是记住那些该记的，把不该记的忘得一干二净。可是，二十九年前的我知道哪些是该记的，哪些是不该记的？祖母走前后的一切，只是童年的一个片段，如同看书看电影，只记住了触动心灵的部分，其它的，抛在了脑后。

祖母，逝去三十年了，她的样子，已很模糊。只是在看见雀斑满脸头发稀疏的父亲时，能使我模糊地想起她，却是稍纵即逝，不多停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没有那位我只接触两个月，教大姐的赖老师的位置高重。

是记怨记恨，我不知道。我虽无数次对自己说“没有”。可，是这样的吗？骨子里就没有因她对母亲和我兄妹的种种怀恨在心？我虽否认“记恨”两字，九五年秋拜读了赵泽华老师的《恩怨像梦像雾又像烟》后，我，竟难过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