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家对面的邻居姓汪，五十多岁，个子不高，皮肤黝黑，两只眼睛大而黑亮，说不清里面总是包含着一分忧郁还是一种冷漠；走路很慢，似乎总在谋划着什么似的。老汪在政协工作。据说他本大户人家，解放后落魄了，兄弟亲戚大多居住台湾。老汪的老婆患有精神分裂症，平时总关在家里。他家有三个儿子，都在外面读大学然后就地参加了工作。除了这些，我们对他家的事一概不知。

这不足为奇。现在，大家都搬进各式各样的小区，住在各式各样的楼层上，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做什么营生的，各人忙各人的事，各家过各家的生活。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即使同住一幢大楼的邻居也互不相识，老死不相往来。再说，面对高速运转的现代生活，大家疲于应付，已经力不从心，勿勿忙忙回去家里，也各有烦心的事，不得不把自己封闭起来，应对来自堡垒内部的压力。这就根本没有时间，也更没有兴趣去打听或关心家庭以外包括邻居的事。如此看来，现在所谓的邻居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所以，我们对老汪家所知甚少也就毫不奇怪。其实就连这些一鳞半爪，也还是听一楼的李奶奶说的。她退休在家，实在寂寞，就经常开着门，与上上下下的人打打招呼，试探性地问些情况。因为老人节省，退休在家没装电话，而她在外地工作的姑娘和我妻子又是同学，所以有时到我家打打电话，顺便也就告知一二。讲则讲讲，听则听听，我们根本就漠不关心，如此而已。

可是，生活的某些部分并不因为我们的漠视和拒绝远你而去，生活事件的到来往往为我们始料所不及。这一点，正被后来出现的情况所证实。事情是从那天很晚的时候开始的。妻子已经忙完所有家务，难得悠闲地躺在床上看电视。儿子叶放，这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也已做完作业，把书包送到我们房里，放在沙发上，回他自己房间睡觉。我誊好稿件，洗刷以后，上床休息，已是十二点钟。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平常和很平静的夜晚。我们全都入睡。可是不久，我就被一种声音吵醒了。说来奇怪，这声音笃笃，笃笃，像蟋蟀鸣叫似的隐隐约约，或远或近，既像发生在这个房间里，又像来自另外的地方。在一个极其安静的夜晚，这种声音有时比那种大声噪闹更容易把人叫醒。我听了听，不知所以然，准备再睡。这时妻子也醒了，睁着朦胧的眼睛，问：

“是什么声音？”

“不知道。睡吧。”

“这还怎么睡？”

说得也是。在这样的干扰下是无法入睡的。我就开灯起床，在屋里四周查看了一下，什么也没有。然后躺在床上又睡。可这声音还在持续不变地响着，那么轻轻又固执地敲打着夜晚的寂静。

“奇怪，”这时，妻子的眼睛已经大睁：“从来没有呵？”

本来我没当回事的一个人，经她一问，忽然警觉听来。竖起耳朵认真捕捉和分析。声音仍在继续，这确实是从没听过的一种声音。我越听越觉得蹊跷，实在想不出什么，这声音在我的听觉经验中肯定是一个空白。

妻子问我：“会不会出什么事？”

“能出什么事？”

我虽这样回答，思维不由得也往坏的方面分析和搜寻起来。我们这一代是在特殊的教育中长大的，小时候所看的电影和小说，也无非是刀枪相对的战争题材，或是敌我斗争的间谍故事，虽然时过境迁，大家不再把那些当回事，但潜意识深处似乎总还有一根弦绷在那里。也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也可能事实如此，我忽然灵机一动，说道：

“电台？”我惊讶地望着妻子：“谁在发报？”

空气一下紧张起来。现在虽然步入和平时期，国家和人民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在经济建设上，但一个人，一个家庭还经常树敌，诺大一个国家，反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譬如西方国家的右翼分子，譬如台湾政权和法**组织，等等。想到这里，我不安地坐了起来，妻子跟着坐起。这时，我们进一步凝神屏息，侧耳捕捉，初步断定：这声音来自隔壁。那是老汪家。

2

老汪家和我们家对门，共一个楼梯，同时也共一道墙壁。这楼房如何设计的我并不知道。在我家这是最大的房间，我们夫妻俩用作卧室；在他家是书房还是卫生间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共墙的事实就难免叫人猜疑。我忽然想起李奶奶介绍的情况：大户人家出身，兄弟姊妹都在台湾，到现在都是政协的统战对象。这种基础条件，接受台湾方面指使并效力台湾当局是很有可能的。但我转而又想，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一个年将六十的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儿子也都出息了，应该感谢生活，感谢这个时代，再做地下的勾当，承担这样的风险似乎也不太可能。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很不放心地反问：

“你了解他多少？现在社会多复杂？什么样的人没有？”

妻子说得在理。如今，有的人卖身，有的人贩毒，还有的人杀人越货，什么事干不出来？既然如此，那老汪为什么不可能做个特务？我首先推想他甘做特务的原因：一场革命使他倾家荡产，至今旧恨难消？或者，老婆有病，子女又多，是重金收买使他甘心投靠？还有就是出于信仰？甚至包括大量知识分子在内的那么多人竟相信法**，老汪为什么就不能像他兄弟姊妹一样信奉台湾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个推想是能够成立的。进而我在猜想他的电台设备是如何搞到的。这个问题相对简单，可能是他的亲戚探亲，绕过检查带来的，也可能是他单线联系的上司懂得技术，帮他购买组装的。如今电子时代，装一部电台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这样一想，这种猜疑和判断基本上能够找到根据。

我们已经非常紧张，可是正在这时，隔壁响起了一个女人的痛苦的嗥叫。先是第一声，接着连叫两声。就在这时，那种隐约的折磨着我们的声音忽然沉寂了。妻子压低声音问道：

“是他女人？那个疯子？”

“女人为什么要叫？”我也小声在问：“为什么她这一叫那个声音就停止了？”

我感到问题严重。或者，是他老婆发现了电台，阻止他的行为，发生争执，被老汪打了？或者，他被老婆发现，在杀人灭口？这也正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实际上，即使是老汪私通台湾，又与我们何干？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事既不敢报案，又不敢沉默。如果报案，查实还好，可是这么多年下来了，说明老汪隐藏很深，公安局一旦扑空，我们一家就作为敌人，被推到了老汪的刀尖上，随时等待他的报复。如果沉默，即使我们侥幸逃脱责任，让他继续下去，就等于容忍身边安放一颗定时炸弹。不是吗？老汪一方面会经常不断地发报，一方面肯定会高度警惕周围的人。他想必知道这种声音是捂不住的，那么首先能够发现他的当然是我们家。凡是做这类事情，为了安全和自保，到时间一定会灭口杀人。

我们夫妻俩坐在床上，灯不敢开，话不敢说。倒不怕别的，也就是害怕老汪察觉我们已经发现他的活动。我进而在想：如果他已发现，一定要消灭人证，可能采取什么手段？他既然拥有电台，为什么不可能拥有一支手枪？把枪装上消声器，在我们全不注意的时候，掩进来开枪射击？或者，趁我们全家熟睡，拎一筒煤气用管子从门底伸进来，然后打开气阀，一夜下来还有活人？再不然，向他组织报告，请派两个职业杀手，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下手，怎么就不可能？而所有这些作案方法，我们如何提防和对抗？况且根据现在的侦破技术和水平，又如何破案？这不是无辜地受害而又冤仇难申？他在暗处，我在明处，而且叶放还小，真是防不胜防呵。想到这里，我们夫妻俩吓得胆战心惊。我还稍微能够控制，可是妻子浑身直打哆嗦，连上卫生间都不敢起来。就这样，我们一直坐到天亮。

3

第二天一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跑到街上，买了一副插销。我们家没装防盗门，在门锁上方，再加上一道插销可以加强防御能力。买回插销，立刻动手，又是螺丝刀，又是锤子，很快安装好了。开了插上，插上再开，这样反复试过，才稍微安心，似乎这一来我们的安全就得到一定保证似的。接下来，我班都没上，赶快去公安局，找外事科的小魏，他是我不近不远的一个朋友。我要找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我到了公安局楼上，找到外事科，里面正忙，小魏见我来了，招呼我进去坐了下来。我根本不能也不敢提及昨天夜里的事，就按事先想好的理由，说有个亲戚要出国，需要哪些手续，又如何办这些手续。小魏很热情，详细给我作了解释，并说真要出国可以找他，一定帮忙。我表示感谢。然后，就转弯抹角，问起有关方面的事情，我说：

“现在这种时代，进来的，特别是出去的很多吧？”

“国门打开，出境已是家常便饭。”小魏说：“留学的，探亲的，做工的，还是做生意的。”

“就我们市情况，去的最多的是什么地方？”我在逐渐靠近主题。

“最多的是到美国留学，其次是台湾，一般都是探亲的。这个城市过去是国统区，解放前夕，跑到台湾的很多。现在开放了，两岸都同意探亲，来来往往的不少。”小魏解释着，然后就举了一些我熟悉不熟悉人员的例子，还说：“我们市政协办公室主任老汪，上个月才从台湾回来，他去的手续还是我帮他办的。”

我吃了一惊，心想原来如此，我们的猜想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我不敢表现出来，故意装着对此人此事不感兴趣，把话绕到另外一个方面：

“改革开放肯定是好事。但像现在这样来去方便，鱼龙混杂，难免有些敌对分子，利用这些机会混进混出，是吧？”

“那是肯定的，大有人在。”小魏证实说：“我们经常发现电台信号，就我们城市也有。”

我的心越发沉重起来，但必须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问道：

“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一般采取什么办法？”

不知是出于工作保密的需要，还是公安部门办法有限，小魏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大道理地说：

“改革开放是大局，防恐也好，反特也好，必须在这个大局下进行。这样，情况就复杂得多，难度也大得多。总之，不管做什么工作，各有各的难处呵。”

小魏这番话，使我更加灰心而绝望。公安部门都难，作为普通公民，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我无心再坐下去，立即招呼几句离开。回到家里，妻子已经回来，正在焦急地等我，见面就说：

“我上班都不是心思，早早回来了，怎么说？”

我把与小魏勾通的情况讲给她听了。最后我们一致结论是：根据我们夜晚听到的电台声，再加小魏介绍的情况，我们对老汪的怀疑无论如何也难以排除。正在这时，有人敲门，我们吓了一跳。开了门，原来是李奶奶，她来打电话的，真是绝好机会。等她打完电话，我格外热情地请她坐坐，泡了一杯茶，然后跟她闲聊。我先从恭维开始，说：

“李奶奶为人热心，又熟悉住户情况，要是年轻几岁，在我们社区做个工作倒很适合。”

“我哪还能做什么工作？人歇在家里没事干倒也算了，只是，过去我们住的平房，街坊邻居一大堆，来来往往，热热闹闹。现在这楼房真住不惯，家家户户门一关，谁也不认识谁，寂寞得很。”李奶奶在抱怨。“反正我们年纪也大了，有时厚着老脸，打听打听，了解了解，远的不说，这幢楼上的情况总还知道一些。”

接着，她就从一楼开始说起。我根本没有兴趣，但只有耐心听着。说到老汪家，所介绍的情况，也已多次讲过，没有新鲜的。我就试探着问：

“老汪家不错，听说他三个儿子都大学毕业，都读的什么专业？在哪里工作？”

“人家条件不错呵。大儿子安徽大学的，学的什么专业，我搞不清，反正搞广播电台通讯的，在省广播电视厅工作。二儿子上海交大的，在连云港，也是搞什么电子信息的。三儿子大学毕业，在一个台资企业工作，听说最近出国去了。”

我们夫妻对望了一眼，心领神会。李奶奶走后。我们不得不下最后的结论：确凿无疑，对门老汪是个台湾敌特分子。更重的是：他的秘密活动，给作为邻居的我们家带来了真实的近在咫尺的危险。

本来我们一夜没睡，大脑昏沉。这时候更是心神不定，坐卧不宁。到了叶放放学时间，我提前到学校接他。他很意外，说都六年级了，还要你接，我说到这个地方办事，顺便接的。到上学时间，我还是找个办事借口，坚持和他一起走，看他进了校门，我才回去上班。晚上放学，他妈妈也如法炮制，装着买东西路过，把他护送回家。这种日子真他妈的不是人过的。直到晚上，叶放做完作业，把书包拎进我们房间，放在沙发上，说：

“爸爸，你检查作业。我要睡了。”

这是我们家的规定。叶放每天做完作业，要经检查。实际上我哪里都有时间查他？有时看看，有时不看。但为了要他做好作业，就坚持教他把书包摆在我们房间，随时待查。这样，他做作业就有担心，就得认真，这只是一种方法而已。我们住五十多个平方，房间很小，一张写字台都安放不下，平时他就把书包放在沙发上。这时，妻子服侍叶放睡下，我哪有心思检查他的作业？三下两下，把衣服脱了，也照旧扔在沙发上，然后坐到床上，心里十分焦虑。

4

昨天一夜没睡，头昏脑涨，我倚在床框上，头搭在墙上，不久，睡眠强大的本能力量显示出来，我不知不觉就已睡着。半夜，忽然被妻子摇醒。她一直没睡：

“你听，又响了。”

同样的时段。据我所知，这种地下联络，一般都是定时的。同样的声音。那笃笃笃笃挥之不去的声音，那隐隐约约越来越恐怖的声音。我小声问：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好像生杀大权全都交给了妻子似的。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靠这么近，他总有一天会知道我们发现了，那还得了？出了事来不及了。我看，首选的办法还是报案。”

我想起早上与小魏的交谈。公安局都感到困难重重，甚至有些无可奈何的意思。现在改革开放，公安部门能不慎重？凭我们打个举报电话，就能轻易抓人？抓错了怎么办？甚至影响到国际关系，两岸关系。即使我们反映的情况属实，公安部门真的立案侦查，就是外行，我也可以猜想一些必经的程序：譬如重点监控，捕捉证据等等，不到十分把握，绝不会轻易下手。可是，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老汪岂能坐视？搞间谍特务的，哪个不是老谋深算，早有防备？公安立案侦查的这段时间，可能就是我们招来横祸之时。所以我说：

“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报案。”

“那怎么办呢？”妻子绝望地问。

我也毫无办法。两个人就这么坐着，受刑一样经受着折磨。我忽然想到：老汪如果及时发现，这两天就会对我们下手，到时死无对证，我们怎么被害的都无人知晓，让他逍遥法外，岂不太便宜了他？既然危险就像炸弹一样摆在面前，要死也一定要拉上凶手。想到这里，我蹑手蹑脚起床，首先检查门锁插销，原封没动。然后就轻轻拉开抽屉，找出纸笔。因为不敢开灯，就把备用的手电筒拿来，在客厅的凳子上慢慢坐下来。就这样，妻子趴在桌上，用手聚拢着手电筒，防止光亮外泄。我就着这微弱的光亮，在写类似遗嘱的东西，那大意是：

我们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听到隔壁电台发报的声音，经过调查，初步断定邻居老汪是个台湾特务。由于我们觉悟低，没能及时报案，致使身遭横祸。如我们家出事，肯定系特务杀人所致，请公安部门别被现场假象迷惑，务必彻底查清，揪出凶手，以为我们报仇伸冤。云云。

写好这份东西，准备收藏，忽然觉得藏得太浅，容易被外人发现，反要出事。藏得太深，又怕到时连公安部门也无法找到。一张折叠的纸收藏起来，谁能注意？于是又誊了一份，分两处藏起，也就为它的出世增加一倍的可能。找来找去，并没有既保险又适合的地方，结果，翻开像片夹的底层把皮壳脱了，在背面放了一份，再把皮壳原样装了。另一份怎么办？考虑到出事多在夜晚和床上，公安部门检查房间，必先查床，就掀开枕头和垫被，在床板上整整齐齐放了。因为怕叶放看到，所以决定，这一份晚上藏在床上，白天由我揣在身上。一经这样处理，夫妻两人似乎稍觉安心。回到床上，终究睡不着，依旧这样倚坐在那里，迷迷糊糊直到天亮，也不知是否曾经入睡过。

5

早晨，这应该是发现问题后的第二个早晨。妻子先送叶放上学。我把遗嘱似的纸条翻了出来，装进内衣口袋，准备上班。说来真巧。刚开了门，正好碰见老汪。这时在我眼里，他的皮肤越发的黑，黑里包含一种阴沉。那大而黑的眼睛在盯着我，似乎还着某种试探和怀疑。我心里一惊，难道他已察觉？未及细想，两个已经碰面，只有像往常那样略点个头，算是招呼。这时都走到楼梯口，我缩在后面，让他先走。他也在让我先走。我忽然警惕起来：他是否想趁我走在前面，从楼梯上把我猛推下去？这一滚下去，后脑稍微碰着，焉有命在？所以，我一动不动。在我的坚持下，他终于先走，我觉得自己似乎逃过一劫。但为了避免他的怀疑，又不能不跟着就走。这时我在他的身后，看着他走路的姿势，缓慢而沉着，一看就是深藏大罪的人那种做作和伪装。

中午下班，我又把叶放接了，这家伙聪明灵敏，感到情况不对，就问：

“你的行为反常，该接我的时候不接，不该接的时候天天来接，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们父子比较民主，说话随便，我就开玩笑地敷衍：

“你这家伙，还能剥夺我关心儿子的权利？”

他说那是，那是。回到家里，妻子正在没精打采地做饭，我教叶放放下书包，就到门口换鞋子。这时有人敲门，我顺手就把门打开了。要说我当时的感觉，简直难以形容。只觉脑头轰地一下，所有感觉都被一种巨大的突如其来的惊骇震得麻木了。原来门一打开，站在门口的竟是对门老汪，他的手里竟还拿着一把厨刀。他在冲着我笑，那是冷笑！稍微回过神来，我就一手抓住门，一手从墙上抽下，悄悄捏成拳头，准备迎战。虽然他有刀在手，我所站的位置是有利的。他一旦动作，我至少可以立即关门。所以，我紧张地盯住他，一动不动。我们就这样对峙着。倒是老汪，冲着我笑笑，装着不好意思的样子，说：

“我把鱼煮在锅里，忘记买生姜了，现在也来不及了，想跟你家借点。”

难道真是这意思？就这么巧？他是骗我离开门口，好让他冲进来。这点警觉我还是有的。我继续守卫在门口，大声对妻子说：

“我们邻居家要借生姜，你赶快洗两个拿出来。”

妻子听说，拿着生姜走了出来。一看老汪，吓了一跳，再看他手上拿着一把刀，立刻哆嗦起来。我怕妻子的反应暴露出问题，赶紧叫妻子把生姜递给他，我却坚持不动。因为我的手如果拿着生姜递出，老汪趁机一刀下来，我来不及收手回挡，所以防他一着。妻子听话，再紧张，也坚持把生姜递了过去。这老东西接过生姜，居然还假意感谢。但看他回身很慢，就知道这一次下手不成，一副不甘罢休的样子。

经过这事，我的情绪十分紧张而激动。我把妻子拉到房间里，避开叶放，压低声音说：

“看来情况严重！”

妻子愣在那里，半天却说：

“如果他真来行凶，何必选择白天？他这么蠢？就算得手，不也是自投罗网吗？”

我一下回过神来，觉得妻子分析得有理。但是鉴于我们两家从没有过任何往来，更没有过互借东西，事情不可能这么巧合，所以我们分析的一致结论是：老汪已经怀疑我们。今天是以此理由前来试探，同时也意在警告和威胁。我最后说：

“如果是在试探我们，我们今天的紧张慌乱的表现，实际上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发现他了。”

妻子同意我的判断。我们进一步陷入了一种恐怖和惊慌之中。最后决定：既然事已至此，实在不行，只有果断报案。

6

这是第三个晚上，我没忘记把那份遗嘱重新藏到枕头垫被下。虽然两夜没睡，我们在惊恐的刺激下毫无睡意。提心吊胆地坐在床上。妻子说：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也一样。真他妈暗无天日的。”我说：“无论如何，就按说的办。”

时间已到，一切不出所料。只是这次，先是隔壁那女人的嗥叫响起，一声接着一声，十分恐怖。叫声刚刚停歇，那可怕的笃笃声随后响起。我已实在忍无可忍，我们的精神就要崩溃了。是祸也好，是灾也罢，该来的让它早点来吧！这时，我不顾一切，跳下床来就穿衣服。考虑到电话和手机报案可能不被重视，我准备先找小魏说明情况，然后让他陪我一起到场报案。

我从沙发上抽出毛衣穿上，再穿好裤子，最后拿起大衣，正待披在身上，这时发现了问题：随着我的衣服拿开，这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再仔细一听，声音竟然就来自我们家的沙发！我赶紧把灯打开，寻着声音找来，这声音正是从叶放的硕大的书包里发出的。此前很多衣服压在上面，声音被捂住，似乎若隐若现的，现在已经听得清清楚楚。我猛地拿起书包，一阵猛掏，竟从里面收出一个小巧的东西：原来是一个电子钟！这声音正是这钟发出的。再一检查，叶放把报时的指针拨到了两点上，后面的鸣叫报时按钮也被打开。事情一下子都清楚了：每到夜里两点，这声音准确报时了。而且根据它的性能，一叫就是将近半个小时。

我简直无法表述我们夫妻当时的感受，虽如释重负，但绝不是这类词语所能概括的。我们就像从一颗定时炸弹边上走过，本来必死无疑的，却因它没准时爆炸，竟使我们侥幸逃生；或者，我们本来被告知肯定死于地震，到后来地震走偏了方向，我们竟意外地平安地活了下来。不，这些似乎还不准确，我们当时的感受更像是：我们掉进了万丈深渊，当我们一边无比绝望和恐怖，一边闭着眼睛等死的时候，突然醒来，发现那原来只是个梦！总之，我们还来不及仔细体会自己的感受，只是两个人都同时深深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就像虚脱后醒来一样，精疲力竭地笑了起来。这样的两天三夜，我们已经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没过一会，就都熟睡了。

7

早上起来，我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感到这个世界如此安宁和美好，感到生活如此轻松和幸福。我高高兴兴地上班，还没到下班时间，就提前回来，也没回家，却敲响了对面老汪家的门。开门的正是老汪。

“叶先生，稀客稀客，请进来坐坐。”

我二话没说，走了进去。老汪招呼我坐下，并且递上一支香烟，我接过烟，就着老汪打的火点着。老汪坐到我的对面。这时我几乎是怀着一种负罪感看着老汪，他是那么平和，亲切，笑容可掬，完全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老人。我们闲聊起来。我首先介绍了我和全家的情况，然后礼貌地询问了老汪的一些情况，终于得知：

老汪是本地人，早年安徽大学毕业的，回到家乡，分配在市委工作。因为他家社会关系复杂，海外亲戚多，文化大革命就被揪了出来，下放到农村去。他的老婆原在市扬剧团工作，年轻时长得漂亮，老汪就娶她为妻。后来因为老汪受迫害，再加上工资停发，三个孩子又小，生活无法支撑，竟把她逼疯了。所幸改革开放后，老汪补发了工资，孩子也相继考上了大学。市里落实政策，把他调到政协工作。他的意思是：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生活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要不是老伴重病在身，他的晚年其实是很幸福的。他说：

“这老伴的病，多年没发了。前几天情况不好，这一复发自己难受，总是大呼小叫的，拦也拦不住。”他诚恳而歉意地说：“这两天，她夜里叫喊，没吵着你们吧？”

“哪里的话，”我说：“有病在身，她又不是故意的。再说我们年轻，夜里睡得很沉，雷打不醒的。”

“平时都是老伴做事，一旦病倒，全得我来。我本不会做饭，你看煮个鱼，还要到你家借生姜。”

“这算个什么事，邻里之间，应该的。”

说完，我起身四处看看。屋里的家俱简朴而陈旧，因为没人做家务，弄得十分凌乱，桌子上，窗子上灰蒙蒙的。想起老汪的遭遇，再看这番情景，我不由得心生同情。再到与我们家共墙的房间看看，那也是他家最大的一个房间。他的老伴正躺在床上，表情木然，好像没有我这人来到他家似的。老汪解释说：

“她不是故意的。病一发作，就这个样。”

我说我知道。临走的时候，我对老汪说：

“你子女不在身边，老伴又有病，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招呼我们一声。没有什么需要帮忙，也请过去坐坐。邻居之间，本来就该相互串串，沟通沟通，常常来往，也增加一些人气。”

老汪十分感动，说叶先生真是知识分子，说话看事都很在理。最后，他一直把我送到门口。

回到家里，我坐在桌旁，继续抽烟，心里感慨万千。我想：这件事情，既可以看作是生活对我们的一种骚扰和入侵，更应该看着是对我们的一次挑战和打开。因为说到底，生活是无法也不能封闭的。想到这里，饭已上桌，全家坐下来吃饭。我就吃饭的机会把这两天发生的事详细告诉了叶放。他听后哈哈大笑，说：

“你们给我的零钱，我买了个电子钟，本来是想午睡的时候，要它叫醒我上学，不知道它在夜里两点也叫。”接着又说：“你们也真笨。要是电台的声音，怎么那么匀称，一成不变？电台就是通过长短快慢的声音变化表达密码的。”

妻子恍然大悟，说：

“叶放说得不错。过去反特电影里的电台发报，是这么回事，”继而又辩解说：“儿子，你们现在是电子时代，你这么小的人，就懂这些。我和你爸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别看他是个作家，电器之类的东西他摸都没摸过。”

母子对话，我没认真在听。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最后，我提出这个问题：

“你们说，这件事把我们搅成这样，到底什么原因？”

儿子说：“因为你们无知。”

妻子说：“因为我们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总用敌对和怀疑的眼光看待事物，神经过敏。”

我叹了口气，说：“你们说的也都有理，但在我看来，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从没敲过他家的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