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诗坛(5)

石　泉

五、诗坛能丢掉“采诗传统”吗

如果没有确凿的文字记载，谁能相信在距今三千年的周代，朝廷就有“采诗”之举？那可是“最残酷、最黑暗”的奴隶制时代。近现代的中国人，骨子里常常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缺乏自信。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百多年来我们把旧时的“科举制度”骂得灰头土脸，而欧美人，却在那里惊讶：古代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开明的制度？因为中国破除士族特权、“开科取仕”时，欧洲还处在中世纪初期的“文化黑暗时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但凡“革命”来了，就是“楚霸王一把火”烧个干净，待到承平时期梳理历史时，态度才会客观一些。对“采诗”的文化价值，也应该持客观态度，不能动不动就用“那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来“一敛封喉”。

至少，古代“采诗”活动，“客观上”起到了考察民情、关注民生的积极作用；“客观上”起到了警示“王者”，使他们在“观风俗”中“知薄厚”、“明得失”的积极作用；“客观上”起到了记录时代、保存民间文化的积极作用，等等。仅凭这么多的“客观效果”，就足以肯定它是一种好的文化传统。至于主观上出于“为统治阶级服务”，难道能要求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要具备“无产阶级觉悟”吗？

朝廷派出“采诗官”，长年轮流巡游，绵延数千里，深入田间地头，“振木铎（木舌金铃）”以采诗，而且这一制度坚持了漫漫数百年，用这么大的功夫来考察民情，在现代人看来，可能会认为大可不必。殊不知，诗歌（民歌、民谣）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记录，经过了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索，经过了艺人心灵之火的冶炼，浓缩了时代生活的构成元素，它比一般的言说，更接近于社会普遍性本质性的东西。一般说来，它排除了复杂的功利因素以及世俗的微妙关系，它既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并广泛地流传于民间，至少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心民意，并且折射出时代的要求。因而，通过“采诗”来考察民情，实在是洞察时代心灵、事半功倍的聪明之举，这也是其它活动很难取代的。当然，古代朝臣的“应制诗”及现代的“政治诗”　另当别论。全民“赛诗”年代的直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民间诗”，那其实是一种“精神强*”的产物，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有本质的不同。

由于“采诗”有这么多的好处，这一做法自然为后人所继承。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乐府官署每年都要派员遍及中原搜集民歌民谣民曲。朝廷的倡导，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化的发展，汉乐府民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通过乐府民歌，人们至今都能听到当时的“民声”，看到汉代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汉乐府诗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也成为后世诗坛师承的典范。建安时期风行以乐府旧题叙写时事，南北朝时的乐府民歌，刚健清新，对诗坛的影响也很大。

由于民间歌谣贴近现实生活，采诗也成为许多诗人的一种自觉。象屈原、陶渊明、鲍照的诗歌，都受到民歌的启迪和滋养。唐代从杜甫的“拟乐府”，刘禹锡的“民歌体”，到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都致力于从民歌中汲取丰富营养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民间歌谣，常常能为萎靡的诗坛吹入清新健康之风。

“采诗”是早期朝廷的一种制度，尽管这种制度后来没落了，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宋代官方文人轻视民歌，但一些笔记小说作家，仍然注重搜集民歌，并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明代的民歌，是堪于唐诗、宋词、元曲媲美的“明代一绝”，多为文人搜集，如冯梦龙，以毕生精力搜集、整理和研究民歌，不仅编纂了民歌集，而且阐释了民歌的文学艺术价值；清代为防止利用民歌滋事，对民歌采取压制政策，但清代仍然是民歌盛产时代。文人在搜集、整理和保留这些民歌的过程中，自然潜移默化地受到积极的影响，并有意无意地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

“采诗”的传统，也在文学的其它领域得到了传承，如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两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采自民间，元、明的散曲、杂剧不少也采自民间。

诗歌与民间歌谣这道生动的风景，总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太了解国外诗歌史的情形，但盲诗人荷马的英雄史诗，是在长期流行于民间的“短歌”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却是无疑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诗作，特别喜欢用大众语言，受民歌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即使这样，他在逝世前仍然批评自己没有走进田间农民、纺织工人、撒网的渔夫等等劳动者的院子。他认为：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进入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蓝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如果说，周代是分封制国家，朝廷派出“采诗官”到各诸侯国属下采诗考察民情，尚不会对周天子的统治构成直接影响，那么，汉代可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朝廷怎么能容忍《东门行》这种明显具有“造反意识”的民歌呢？汉代又是频繁征伐的时代（特别是武帝时期），又怎么能容忍《战城南》、《十五从军行》这种明显具有“反战意识”的民歌呢？就算这类民歌反映的是武帝之前或之后的社会现实，有哪个君王能够容忍民间对先帝的朝政效果说三道四呢？采用这么宽松的“文化政策”，难道那些封建帝王的“民主意识”比现代人还要强？朝廷在“民间情绪”和“皇权统治”之间，是怎么权衡利弊的呢？这真是一道难以解开的历史密码。

按照国人的说法，当代中国，已经迈入盛世之门。乱世重“尚武”，盛世重“修文”，真弄不明白，怎么反倒有人为文学写“悼词”，宣布“文学死了”、“诗歌死了”呢？我们的“文化政策”，是不是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呢？

诗歌没死，但诗歌病了且病得不轻却是事实。诗歌病成这样，竟然还有人大谈取得了“前所未有成就”，这就只能给后人落下“笑柄”了。诗歌之病，“御医”已经治不了，“洋医”也不见效，也许还是要寻求“民间偏方”。但是，那要得到相关政策的首肯。老拿“国际影响”、“国际形象”说事，是不是把玩笑开得太大了，谁家还没有一本“难念的经”，那些“洋人”也真的太多事了，竟然害得中国诗人都写不好诗了。

“采诗”一说，当今诗坛似乎早已遗忘了，这一文学传统几近失传。多少年了，诗界的“采风”，是只得皮毛，不得精髓。“采风”活动多是带政治性色彩的，是“命题作文”。这种“见光就死”的诗，怎能不让人翻肠抖肚！由于诗坛的误导，诗人似乎也都不屑于采集民间的东西了，连一些本身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诗人，对身边的现实和民众的情感也提不起兴趣，而一味热衷于追求连自己也没弄明白的什么主义、什么流派，把心力全用来雕琢妄词怪句，这就难怪民众讥讽当代许多诗歌都是些“精神病人的胡话”。真正脚踏实地的诗人，总想走近民众。只有自命不凡的“诗人”，才会远离民众，以显出自己的“高贵”。而我们的“诗坛”，却也在那里为这类“自命不凡的诗人”瞎鼓噪，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当今诗坛，有资格、有学识、有能力来引领中国诗歌吗？写不好诗还不让人说，谁要说“不好”，那就是错，那些动轧教训别人“不懂诗歌不要妄谈诗”的、很“懂诗”的“诗歌编辑”，到底懂多少“诗”呢？

有趣的是，与病态的诗坛对垒的，是当代民歌民谣的风行，有许多歌谣，简直精彩得让人拍案叫绝。可是，诗坛不要说主动去采集，去“汲取营养”，恐怕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了。

远离现实，目无民众，中国诗歌还能走出“死亡谷”吗？

（下一篇：诗坛能背离“中国风格”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