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曾批评中国之人“急于用世，拙于求生，昧于用忠，疏于自省”，很是深刻。对待事物的态度，对待自身的态度有时不仅决定着自身的进步发展，还影响到自身对于文化或者对于历史的一种审视。

说到态度，不禁为屈原慨叹。作为文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官与文似乎是一个矛盾体，一旦你功成名就，高官厚禄，似乎就得自动在文学领域隐退，若你仕途不顺，反映了一句“文章憎命达”，在诸多不顺中成就了诗名与才名。而屈原，作为一个中国文人，想要救世普济，却又融不进世俗，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世人笑我太疯癫的事常有，我笑世人看不穿也正常。但“众人皆醉我独醒”是需要勇气的，屈原无奈之极后的江中一跃，不能不说是对于当时社会极度不满以及失望的最绝望的抗争。可最终自己落得梦断无情水的下场是否值得却有待深思。这时候，突然便想到了目盲脚膑的陈寅恪那苍茫的双眼，看见了柳如是清灯古佛旁的素面，闪现了李香君额角那道血溅桃花扇的伤疤。他们同样没有回答我是否值得，只是在历史的一角用血写下：不要像狗一样活着！

而对于相同的状况，庄子用一根长竿给了我答案，他告诉我，宁愿做污泥里曳尾而生的乌龟。嵇康和向秀打着铁，干脆漠视周围的一切。东晋的文人驾着车到荒郊野外号啕大哭。他们的抗争无疑不及前者那般决绝，但他们的态度，却并非不及前者那样坚定。或许历史需要一些清醒的人，去鼓盆而歌，去穷途之哭。正如《广陵散》虽然绝响了，但历史的脊梁不能断。

梁启超说过：“中国是青年的中国，青年富而国富，青年强而国强。”这是一个理想主义图腾的年代。周围的喧嚣，哲学的失落，精神的空虚，使年长一代感慨我们是垮掉的一代：不会创造，不会积蓄，不懂接受挫折。而我们现今回首过去的那些硬骨头，再摸摸自己的骨头，处于此等年代的我们，将来以何种态度何种身份去创造未来，值得思量。

不管明天是否路远人乏，是否天寒地冻，先套上远去的车马。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7-5-10 19:10:51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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