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一个湖北人，湖北人的“精明”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是妇孺皆知的，故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一说。可湖北人“精明”的果实是什么呢？

在深圳新华社干记者的那段日子里，我得以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深圳各阶层的人士，我发现当老板的有很多东北人和山东人，湖北人则很少。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东北人和山东人是“实在”的；湖北人则是“精明”的。

如果说当老板的湖北人很少，拉广告和卖书的湖北人则有很多，众所周知拉广告和卖书在都市大多是骗人的行当。你若是在盛夏的大街上碰见一个衣装笔挺，皮鞋擦得锃亮，领带打出水平，头发光可鉴人，手里拎着一个样式很考究公文包的“体面人士”，不用问十之八九是拉广告或卖书的。如果你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湖北人，有兴趣多认识几个老乡，你不妨迎上去和这些“体面人士”套近乎，十有八九能如愿以偿。

中国最早的“第一村”不是“南街村”和“华西村”，而是宝安“万丰村”。我从小就有造福桑梓的志向，总在寻找机会为家乡父老干点实事。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劳务市场供过于求，自然而然就想到利用记者的影响为家乡民工找点事作。有次去万丰村采访，试探性向一村干部提及此事，没想到对方慷慨应承下来：“你大记者介绍来的人，自然不会让你的面子下不来，不看僧面看佛面，只要不是湖北人，就是有点低智我们也会考虑。”

对方的话音刚落地，我的面子就下不来了……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湖北人和山东人是“精明”与“实在”的两大典型。精明与实在谁个更有利于社会发展？我们只消看看湖北、山东的历史和今天就可找到答案。

一个世纪以前，湖北是中国最发达的省份，武汉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繁华都市，是中国的第一大重工业基地。那时中国自制的近代化武器绝大部分都是汉阳兵工厂出产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发并最终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湖北的雄厚经济实力作后盾。那时的革命党只有两千多名没有经过战争洗礼的乌合之众，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则是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且数量占有十倍以上的压倒优势，可革命党居然顶住了政府军的攻势，根本的原因不是革命党赢得了民心，那时的民心依旧是向着皇帝的；而是革命党手中的武器比政府军更为优越之故。假设辛亥首义不是发生在经济实力雄厚的湖北；而是发生在义和团曾经得过势的山西或山东，就算革命党在起义之初占领了省会太原、济南，也没有力量抗击政府军的进攻，因此也不可能在全国各地引发连锁式的反清起义，清政府也不可能那么快地寿终正寝。

相比之下，一百年前的山东是无法和湖北相比的，除了德国租借的青岛外，山东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近代工业，省会济南和武汉的差距就象赤道和南极那样巨大。

在中国人的价值取向里，实在的人容易吃亏，精明的人则容易占便宜，山东人的实在和湖北人的精明也是不争的事实，按理湖北人前进的步伐应该比山东更快，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会进一步拉大两省间本已不小的差距。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今天的山东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已跃进到中国经济的龙头“沿海经济圈”之列；湖北则划入需要扶持和带动的“内地经济圈”。尽管湖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声嘶力竭地高呼要“中部崛起”，可十年过去了依旧没有崛起的任何迹象，山东和湖北的经济地位在一百年间发生了悲剧性的倒转。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反常的景象呢？

我们只消看一看两省在公路上设“卡”的数量就可找到答案。

我工作之余喜欢在全国各地到处跑，因此对公路上设置的“收费站”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设施有很深的印象。在山东除了收费高速公路外，你在车上连续奔驰几个小时也难得碰到一处“收费站”；湖北的“收费站”则沿路开花，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坐在车上才经一个收费站，不出一个小时车窗外又赫然现出“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醒目大字……

我的家乡人真个太“精明”了，赚钱的点子可谓花样翻新，绝不会放过“做无本生意”和“赚快活钱”的机会，因此也舍得在收“买路钱”上花大气力。我的家乡是中国闻名的贫困小县，却在进出县城的西、南两个出口设置了两处“收费站”。

可依靠收“买路钱”这样的鬼把戏能实现“经济腾飞”和“中部崛起”吗？

不能！！！

湖北依旧是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和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涵义大同小异。

当山东人在收获“实在”结出的丰硕果实时；湖北人则为“精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

现在我们把眼光从湖北、山东投向更为遥远的世界。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中国人的“精明”是有口皆碑的；德国人的“实在”则无人能出其右。

下面有必要陈述两则德国人“实在”的故事：

南非的“德塞公园”是在国际上招标建设的，中标的是一家德国设计院。当时就有非议，建成后市民们更不满意，能找出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后来南非人再建公园时就不用外国人了。上世纪70年代，南非人自己动手，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公园———“克克娜公园”。没想到两年后南非人的看法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在雨季到来时，克克娜公园被大水所淹，而德塞公园却没有一点雨水的痕迹。德国人不但为整个公园建了下水，还把地基垫高了两尺。这是当初人们不能理解的地方，直到大水到来，人们才为此感到惊奇。

克克娜公园在举行集会时，秀丽的公园大门因为过小，造成了安全事故；这时人们才想到德塞公园大门的宽敞方便；而当时人们对德塞公园大门的过大给予了批评，认为它有点“傻气”。

炎热的夏季，克克娜公园遮阳的地方太少，所谓的凉亭子只是花架子，容纳不了多少人。而德塞公园纳凉的亭子，因为棚檐宽大，能容纳许多人。

几年后，克克娜公园的石板地磨损严重，不得不翻修。而德塞公园的石板地却坚如磐石，雨后如新。而当初因为德塞公园的石板路投资过高，南非人差点叫德方停工。当时的德国人非常固执，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做法，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当地人曾一度认为，德国人太死板、太愚笨。

现在看来，德国人是对的。

德国人在设计时，考虑到了南非的方方面面，包括天气与季节，地理与环境。而南非人自己却没有顾及这些。

德塞公园建完后，多少年没有变样，而克克娜公园总要修修补补，已经花掉了建德塞公园两倍以上的钱。为此，南非同行曾问德国同行，你们怎么会那么“精明”？德国人回答，我们只是一个“实在”，并非“精明”，精明的倒是你们南非人。

…………

一位德国司机载中国游客去参观一处二战遗迹，看到一座被炸掉了大半截的建筑物，就问司机是谁干的，对方回答说：

“是英国人干的！不过这不能怪他们，是我们先飞过去炸他们的！”

司机的回答令中国人大感意外。

…………

德国人的实在不但体现在工作做事上；还体现在勇于承担责任和直面自身错误上。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不犯错的，做了错事不要紧，关键是要勇于承认错误，这样就不会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也不会和错误的伤害者结下久远的深仇大恨。

值得深思的是：德国司机没有把二战时的错误一古脑儿地推给希特勒和纳粹党身上，而是认为当初希特勒干的也有自己一份，因此才用“我们”一词代替希特勒，事实上整个参观过程司机都没有提及希特勒和纳粹党这个名词。

相比之下，我们在这方面的做法就和德国人相差太远了。

众所周知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出动正规军，且不惜和义和团邪教暴民联手，率先在中国境内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外国侨民、传教士、连老人妇女儿童也不放过，且屠杀手段备极残酷；同时围攻外国使馆，在一个晚上向世界上所有与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为了营救被围困的使馆人员和传教士，也为了回应中国政府的“宣战”，西方世界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对北中国实施报复性的攻击，屠杀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平民……

假设“庚子事变”发生在德国，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庚子事变纪念馆”，看到上百万在事变中罹难的德国人名单，询问是谁杀了他们时，德国人会这样回答：

“是八国联军干的，不过是我们先杀他们的。我们的屠刀主要对准他们的平民；他们的屠刀则主要对准军队和义和团暴民。”

下面再来看看我们是怎样看待“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吧：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一直把“义和团运动”讴歌成“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甚至于连名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里也用大量的篇幅讴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英勇事迹”（见武汉大学自编教材《中国近代史八十年》）。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民族仍没有勇气直面一百年前犯下的那个“世纪错误”，就算有所认识也把责任一古脑儿地推给慈禧太后身上；而不能勇敢的反思我们自己身上潜藏的那种盲目仇外倾向；我们依旧在否定慈禧太后的同时认同“义和团”的所作所为。

上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北约战机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3人死亡、多人受伤和馆舍的毁坏，制造了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重大事件，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本人当时也义愤填膺，认为美军简止不能算人，并为此绝食两天。“已所不欲者，勿视与人”，那时我们可曾有人想过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对许多国家也曾干下了远远超过轰炸南联盟使馆那样的暴行？

中国人太“精明”了，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也曾对他人犯下了“暴行”，对自己的错误百般辩解，实在辩解不了就找一个“替罪羊”为所有的错误顶缸。结果我们无法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在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同样的错误，“义和团”式的错误我们在文革时期又重犯了一次，其规模和危害又远远超过“义和团”。义和团时期我们残害的目标主要对准外国人；文革则主要对准自己人，并且主要对准自己的精英人物。

文革时期有多少中国人犯下了“反文明罪”和“反人类罪”？事后又有多少人反思过自己的罪行？难道把所有的罪行都推给林彪四人帮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林彪四人帮是无庸置疑的罪魁祸首，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其他人就没有明里暗里做他们的“帮凶”吗？“帮凶”就不应该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吗？

三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精明”与“实在”谁个更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呢？

德国的历史和今天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德国人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为“实在”的人，实在到被认为是“最好的士兵，最糟糕的情人”。实在的士兵才会勇往之前；实在的情人则因不善甜言蜜语和投其所好而令对方大倒胃口。德国在一八六六年的普奥战争后才建成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并且直到一八七o年的普法战争后这个国家才开始实质性地运转，立国时间还不到一个半世纪，可在人类世界造成的震憾却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这个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八千万的撮尔小国，在建国的第四十个年头国民生产总值就超过拥有近四千万平方公里国土、人口达几个亿的头号经济军事强国“大英殖民帝国”，成为欧洲无可匹敌的霸主。就是这个“实在”的小块头，立国不到半个世纪就敢于挑战所有的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欧洲强国，去实现用武力统一欧洲的梦想，如果不是美国的插手还极有可能取得成功。二十年后又再展雄风，并一度占领了整个欧洲……

二战结束后，德国成了一片真正的废墟，所有的工业设施不是被炸毁就是被苏联拆卸运走，仅清除瓦砾就得所有的德国人工作几年的时间。青壮年大多死于战场，巨额的战争赔款又像一柄冷森森的尚方宝剑高悬在尚未成年的下一代人头上；并且还被外力分裂为互相否定的两个部分……那时在世人眼中，德国的处境是绝望的，翻身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但德国人没有就此沉沦下去，“实在”的品质使他们能够一再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奇迹。

半个世纪过去了，德国人以世人难以想象的坚韧，在废墟和瓦砾中站了起来，重新找回了昔日的尊严，再度成长为欧洲无可匹敌的经济霸主，连旧日的宿敌法国也争相和它套近乎，并以自己为中心实现欧洲一体化，实现了当初用战争手段没有实现的梦想。

德国人的“实在”在德国统一进程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德国的统一是平稳有序进行的，其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威胁国家稳定的骚乱和争吵。

东西德合并时，东德的权贵人物一夜间失去了所有的特权地位，东德土地上的绝大多数官位都是西德人接任，可东德人并没有因此造反作乱。东德人的思维很“实在”：既然经过事实证明西德人在过去的几十年干得比我们好，让西德人领导我们东德人也就顺理成章了。西德人在统一过程中为东德人花了很多钱，西德人也没有因此心怀怨望，他们的思维也一样“实在”：既然东德人比我们穷，我们就有义务帮助他们“脱贫致富”，我们毕竟是一个国家的同胞，贫富悬殊会造成民族分裂，并最终破坏国家的稳定。

假设统一进程发生在比德国人“精明”得多的朝鲜，平稳有序地过渡就很难实现了，骚乱和争吵也许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许多特权人物为了个人的一已私利会不顾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

所以“实在”是一种长远的“精明”；“精明”则容易收获“愚蠢”的果实。

“精明”是一柄两头尖的剑，最初伤害他人；最后伤害自身。

纵观历史，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实在的品格在最初往往都无法被证明，甚至是费力不讨好，有时还很容易被人错怪。只有时间过去，经过风雨的磨砺，实在的东西才能发挥出它固有的光彩和价值，才能被完全的证实。“精明”在短时间内则容易收获显而易见的“急功近利”，但时间长了往往“赔了夫人又折兵”。

我们的民族在今天着实有点“精明”过头了，是到了该崇尚“实在”的时候了。

二oo七年五月五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