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应用文体的日记，应该说是一种最个人化的文体了。不过，这个“个人”，就说不清楚，所以，“个人化”也随之说不清楚。

从电视剧上看见，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皇帝，是有专人给他写“起居注”的，所以，某时某刻，天子在干某种事，总是有人代记的。

从书籍中了解到，名人也是要作日记的，他们的日记，一种是生前就要发表成书的，所以难免有一些作秀的成份；一种是身后发表的，那么为“尊者讳”的惯例，就难免也不是全貌了。

似乎已经有了若干日记的范本，比如备忘式、纪实式、随感式等等。这都是名人文人写的。格无定格、法无定法，似乎完全可随心所欲，自由度很大的。

如果草民也写日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有时可笑，有时可悲，不定有时也有益。老贼行年七十有一，自营呼吸有了二万六千余天。其中写日记的天数，居然超过一万天，约占工作天日一万九千天的一半之上。特别是从“另类”脱身之后，是天天写，占了‘万日记’的多半。

开始写日记，大约是上世纪的五十年代，那时在学生中流行一本书：《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那位苏联英雄母亲说到了其子舒拉的日记两篇。一篇的内容是：“吃完了，喝完了，与小别加打了一架。”另一篇是“吃完了，喝完了，没有与小别加打架。”

于是受学英雄的崇高目的驱使，也就开始了日记。在学生时代的日记内容一点记不清了，而且，一本也不见了，想必不会超越英雄的范围。到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就正而八经的记日记。随着年龄大一点，有时也不免在日记中随心所欲的记一些事情，发一些感慨之类，殊知这就引起了麻烦。

在那次整风运动中，从报上发的一版《犯人日记》就引起了上峯要一批人包括我应交出日记勒令，于是自己就很自然的被钉在了运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当时有一句逻辑十分严密的话：文字是语言的书面形式，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所以，你都写在日记上了，你还能狡辩什么。

伟人教育：“错误和错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聪明了起来。”于是，从此就不再想搞日记这个玩意了。不过，陋习难改，每天不记几句，就会显得周身不通泰，于是，就开始了备忘式的体裁，每天就是十来个字的光景：行止吃喝。

但在运动不断的年月里，觉得总是难免要出事的。因为你实在不容易在范本中找到一种合适的体裁。随感式，那一定是犯罪之源，有什么事是需要你去发表感想，党叫干啥就干啥好了。纪实式，说不准那一天就变成了你记的“变天帐”。备忘式，作为草民有什么值得去备忘呢。因为动辄得咎呵。就有点不知其可。

三中之后，文禁开放，于是又开始日记，不过，奇怪的是，我写日记就不知怎么只能以备忘屑事的方法固定下来了。而且，居然从来就不会有随感了。因为“都是日记惹的祸”，使之变成“感想必然是祸首”，驱利避害是做人的本能，这样就不足为怪了。

虽然这样的日记，于社会、于旁人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对个人，有时也有益的。所以，我的各式本子的上的这种日记，居然有近四十本之多，而且，在三中之后，差不多是一天不拉。记得在也门作“员外郎”而遭逃撤的时间，为轻装简从，差不多的东西都甩了，而两本日记却完完整整的带了回来。至于工作的转换，居住的迁徙，当然都不曾忘却带走日记，就自然了。

我曾在一本集子上印的《域外屐痕》，能够天日不差的说出我在某时某地，在干什么混伙食吃，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无疑是一项好处。另外，就是曾经的报差费了，一次偶然的清查，居然发现会报得一文不差，令人感觉是，此人不说谎；当然也是一项好处了。还有，不久之前，有纪委的大员们要核实一项某项费用是否已发给于一干人，这一干人大家都说不清，问我，我说要查一下日记，于是一件相隔有年的事情，在我的日记中居然找到了有益的佐证。

曾经有一个想法，干脆把些日记整理一下，说不定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但估计，字数在百万之上，实在是太浪费设备了，而且，用什么名字记载呢？与老妻商量，她一笑说，依我看，可以叫做“屁不能疼”万日记最好。

开始听了有点不以为然，仔细一想，我川人判定某种事物“屁不能疼”，就有数学上“趋近于零”的那种意思，所以，颇以为然，觉得评判相当合适。那么，还整理个狗屁？因为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曾一度，子女劝我写日记于电脑上，但是觉得那样的随意性是不够的，还是用一个本子，例行的写。只是每天晚上日记时，老是记不清这一天是怎么过的。于是就想到大漫画家丰子凯先生，在去世前竟用一张纸把全年的日子记上，而且标上二十四个“节气”，这样每天划上一笔。以为他不但是无可奈何的逃避，也是一种打发习惯的妙法。虽然他不折不扣是一个真正的名人。

于是，日记之于草民，可写乎？不可写乎？应写乎？不应写乎？有益吗？有害吗？真是不可知也。每每看到不少的博克上，多有日记的项目，就记起了夫人的判定教诲，日记之于草民是“屁不能疼”的，于是，虽然自己天天日记，却一篇也不敢发表的。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7-5-1 10:16:31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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