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时候，目标就是加入红小兵。我努力的按照老师、家长的要求；或者说按照加入红小兵的标准去做一切事情。像现在的孩子一样，团结同学，乐于助人，主动打扫卫生，好好学习自不必说。

终于在小学一年级第二期加入了红小兵，我和一些小朋友站在鲜红的队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高声呼喊着：时刻准备着！因为我们是红色的接班人嘛。

脖子上系了红领巾，胸前还佩戴着一个红色小塑料牌子，书写着金色的“红小兵”三个字，是毛泽东手书。我真的觉得光荣和高兴。无论走到哪儿都要装模做样地整理一下红领巾和小牌子。惟恐别人没有看见一样。

老师告诉我：此后就是如何保持红小兵本色，不要给红小兵丢脸。这也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虽然我并不十分清楚红小兵的本色是什么。但一切都围绕着这个目标，从未动摇和怀疑，也不可能动摇和怀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和三四个小朋友悄悄地利用下午放学时间，将学校的厕所打扫了一遍，甚至用手去掏了厕所，当看到原先又脏又堵又臭的公厕被我们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没有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更没有给红小兵抹黑。校长在大小会上就这件事表扬了多次，甚至发动同学们要找出这几个无名英雄，可我们谁也没有告诉别人。虽然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个的手总有一股怪味儿，几乎天天用大蒜来消毒。但留在心里的那份神秘感和崇高感一直激励着我们，非常快乐！

上初中后，老师学校、家长又要求我们加入红卫兵，那是进步，上进的标准。社会也是这样一种风气。于是我更加努力，凡是老师不让做的，坚决不做！凡是老师不让说的，我坚决不说！竟第一批加入红卫兵，并被老师任命为班里的红卫兵中队长。那种被老师和学校调教出来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使我瞬间变成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又瞬间演变成完全不是这个年龄的严肃和老成。在思想上，将所有的一切人与事只分为两种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在老师的要求下，将同学分为两种：一种进步的和不进步的！前者自然可以加入红卫兵；后者，自然要团结帮助，暂时不可以加入但今后一定要其加入的。什么是革命的？什么是反革命的？我们只能听老师的，老师呢？也只能听学校的。学校呢？自然听中央的，中央的，对于一般人来讲自然是“两报一刊”（即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

结果在我非常积极认真的发展了第二批红卫兵之后，历史和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有一天早上召开全校大会，校长是文革时期的体育教师，打倒“四人帮”后平反的语文老师，他高声宣布，自今日起，红卫兵解散，改入共青团。我的头顿时“嗡----”的一声。我当时只有十三岁，有一种强烈地被人愚弄的感觉。特别是那些没有加入红卫兵的同学纷纷侧目露出讥笑的神情。我好像自己做错事一样，恨不能钻进地缝。我的荣誉感和优越感顷刻化为乌有！甚至感到还不如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光彩！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只是摘掉了胸前的红卫兵牌子，可我的内心发生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坍塌！老师和学校给我树立的道德标准和是非标准似乎也同时崩溃了。我想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小孩几乎无不如此。

此后就是“两报一刊”上声讨红卫兵的罪状和错误。而我非常想不通，是老师让加入的呀！是大人们告诉我那时进步和上进的标志呀！难道我一直信任的老师、学校、都在骗我吗？如果现在说是错误的，那么你们当时为什么又那么大张旗鼓的让我加入呢？没人给我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者回的了，而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我们根本看不懂！

现在想来，那时是不会有人在乎一个十三岁少年的思想的。老师们好像觉得你们都是一群小孩，告诉你把红卫兵的牌子摘了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改加入共青团就完了。不会想那么多的！然而从那一天起，我和当时加入红卫兵的同龄人以及没有加入红卫兵的一群同龄人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对立。甚至我们和社会、老师、家长、权威之间形成了一种看不见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在那时几乎是没人在意的，包括我们当时真的都是看不见的！更不用说老师学校和家长了！全社会的目光都投入到对一种错误地纠正上，没有人会在意其实在一个黑与白之间还存在着一群灰色的过渡和承接。而这些在今天看来的“灰色”正是那时的一群孩子，未来他们也会成人，也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

后来我在报刊上读到红卫兵的种种劣迹和恶迹，甚至有人写的令人发指。我更是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当时你们不是说的这好、那好，怎么现在有十恶不赦了呢？

紧接着老师好像也在共青团的问题上远离我们了，似乎我们当初被他最早拉入红卫兵的几个人竟成了红卫兵中给社会造成哪些种种恶迹的代理人一样，这更加剧了同学之间一种隐形的分裂。和我们这些懵懂的孩子们的内心坍塌。

从那一年起，我们再也不相信老师、家长、社会、权威！以至于后来所有正统的、向上的、甚至是提倡的主流，一概不信。十三、四岁的少年应该正处在叛逆期，恰恰这个时期，老师或者说社会和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怎能不造成一群后来非常逆反的一代呢？然而那时的老师、家长、社会要做的事太多，根本没有人会顾及到我们这样一群半大孩子的感受。

于是我们根本就不想加入共青团，紧接着根本就和学校老师对着干！凡是学校提倡的、凡是老师鼓励的，坚决不干！凡是老师反对的、凡是学校禁止的，千方百计地去干！

我知道在我们工厂子弟学校和我一般大的孩子男男女女下来约六百多人，分十一个班。那段时间出现了许多让老师家长根本无法理解得非常疯狂的举动。平时看着挺好的孩子砸学校的窗户玻璃、毁坏桌椅板凳、堵厕所的下水管道、男生上课竟公然当着老师的面儿打赌去亲吻女生的脸、放学胆大包天地去拉漂亮女教师的手、甚至集体旷课、公然和老师对骂、打架；上课带着小刀，下课不是团伙斗殴就是班与班之间的群殴。一时间谁听老师的话、谁学习好、谁守纪律、自己都不好意思见人。那时侯形成了一种风气，谁受到老师的表扬在同伴们面前简直是莫大的侮辱一样！

半大小子一旦失去了威慑，后果可想而知！最终发现老师并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于是种种叛逆愈演愈烈，有的同学开始和父母打架、和比自己大的孩子打架。无论青红皂白，我们都会去帮忙。

当时维护厂区治安的组织叫“民兵小分队”，后改名为：“治安办公室”简称“治安办”。凡是因惹事生非能被带进治安办的同学，在我们心目中全是英雄！有时常常是进去一个，“治安办”门口蹲着一群，真成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旦被放出来，不是抽烟、就是喝酒，必然狂欢！钱都是从父母那里或偷、或要，东拼西凑而成。真有点你有我有全都有的感觉！当时家属区和学校都盛行一句话:千万别惹这群半大小子！而当时我们的内心则充满了快感，不是骗我们吗？现在骗呀！

这种无法无天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一个学期。校方对付我们的办法很快出台，同时也诞生了一批拨乱反正的明星教师。老师的办法就是分化瓦解，也不知老师在什么时候摸的情况，将学生分成快中慢班。慢班由高大威猛的体育老师做班主任，每天不准回家，课上不上无所谓，必须在教室呆着。体育老师以凶残著称，每天拿着教鞭，瞪着眼像狱卒一样坐在讲台上。直到下午六点家长下半才算放羊；快班女多男少，都是原来各班的尖子；除了学习好，基本都是蔫儿坏的那种；中班自然居多，也全部打散。虽然我们都是一个厂区的同龄子弟，但小学基本上是以楼为单位分在同一个班级。所以其他楼或其他班的孩子基本不认识，上初中尽管打散了一批，但变动不大。不成想刚一两年就出了这等鸡犬不宁的事，老师们一致认为这是青春期骚动。这一次彻底的打散之后老师们又开始了公开的挑拨，分到快办的老师就对同学们讲：你们不要和中班、慢班的孩子在一起混，那样你们的未来就是待业！或者坐牢！分到中班的老师便讲：努一把力，你们就可以升学！松一口气，你们就只好去慢班等着坐禁闭！何去何从，自己选择。慢班的老师更加直白：告诉你们，要认清形势！自己不行，不要影响别人。。。。。。家长们也被学校这突如其来的分化瓦解给分化了！有拍手称快的！也有大为不满的！还有拖关系走后门的！当然对我们这样的“动乱分子”，不是苦口婆心、便是威逼利诱、当然还有棍棒相加的。于是家长们也好象分成了快中慢班的家长，他们之间也由于孩子的际遇形成了自己的际遇，经常被学校传去受训或密受机宜。好象这群突然长大的孩子一夜之间都成了大人们的心病，好象就没有见到这样大面积地爆发疯狂的孩子们！

当然这一招果然奏效，竟然有效地扼制住了我们年级的“逆反症候群”！该老师们开庆功会了，我记得那时侯在学校表彰的先进教师中我们年级的老师最多。结果不久先是慢班的学生趁老师不备，集体“越狱”，紧接着中班的学生集体“罢课”，要求校方更换老师。就是我们两个快班的学生也蠢蠢欲动，理科班还算好一点，所谓的文科班经常给老师起哄。还是那位“平反”校长，想出一个主意，让慢班的同学组织了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中班也如法炮制，每天拼命地训练，相互比赛。就连两个快班也每天要背两块砖沿操场跑七八圈儿，搞得人扬马翻，除了上课，每天气喘吁吁的。

这种体罚果然消耗分化了学生逆反的意志，甚至利用了逆反。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是怎么想的，我自己的思想仍然是无法平静，在每天的气喘吁吁中完全是把老师作为对立面，更加坚定了蔑视权威、怀疑一切的逆反心理。这种心理一直持续了许多年都不能自拔。

很快进入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思想解放，各种思潮蜂拥而至的年代。那时侯朦胧诗、摇滚乐、邓丽君、外国电影、喇叭裤、牛仔裤、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李泽厚。。。。。。扑面而来。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们，在除了革命、专政之外，在没有任何文化传承和没有任何辨别能力的前提下，一下子接受了许许多多的思潮理念，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被一些人带着走，虽然说：“我不相信！”只信自己，可是自己是谁？那种文化上、思想上得空白加上逆反只能演变成跟着感觉走，即使跟着着感觉走，也还是迷惑和盲目。我个人那时侯能接受的思想和行为大多是不被理解的和反叛主流的东西，现在想来不过还是少年时期的逆反心理使然。

我们不属于五十年代的人，他们下过乡，真正在广阔天地里体验过真实的寂寞和无奈；体验过迷信和失落。至少在心智上相比我们要成熟一些；我们又不同于七十年代的人，他们的出生和懂事就直接改革开放了，几乎没有太多的信仰包袱。

六十年代的人是在被忽视和遗忘中长大的，懵懂的岁月恰好是文革之末，改革之初。我们又大多是工人子弟，从父母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浓荫下，一下子被暴晒到工人阶级失去一切的烈日下。集体傻了！从一个根本不考虑吃喝的集体一下子变到必须自己去找食来养活自己，甚至还要照顾父母的环境中去。这其中的失落和尴尬只有许多工人的子弟才能体会。

生存，一下子变成独立的个体，非常自我的一件事了！过去吃喝拉撒睡看病住房都有厂里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父母们仿佛一夜之间老了，不得不一个个提前退休，他们工作了三十几年到退休时，工资也不过四五十元钱！不及我当时的一半。

当我真正投入到由各种人组成的社会中去的时候，才发现一切必须先学会生存开始。于是为了能够在生存的前提下取舍自己的行为规范，我们开始变化，或者叫做成熟。我发现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规范，也不懂得什么规范！那些朦胧的规范也随着红卫兵的结束被我们反叛掉了！于是以生存为前提的取舍，反倒很快成就了我们。当五十年代、四十年代、或者更老一点的人还在犹豫是否冲破他们固有的道德规范时，我们或许已经上路了。直到一路上不断听到他们惊叹：“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的时候，至少我根本不在乎！也未去多想。但当社会变化到今天，我们每个人从被骗到学会骗人时，突然醒悟：似乎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似乎总是在追逐中想冲到前列，偶尔回头时才发现，好象又一次经历了错误，钱拿到了一些，但丢了信仰、信任和友谊，还有什么呢？我好象还没想清楚！

我突然就想到邓小平会见乌干达总统时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我们没有时间和理由去抱怨只有去潜行。

那么下面该怎么做？似乎还要自己去回答。我们不应忽视自己走过的路，没有人象我们一样走的那么认真、那么理直气壮、那么顾此失彼、那么波澜壮阔。也只有到了今天我才真正理解我的那些中学老师的尴尬和良苦用心！

这难道就是千差有路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