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引自杜甫《咏怀古迹*摇落深知宋玉悲》

【一】

前几天还有朋友问我对教育界最近的热门人物易中天、于丹、张鸣等人的看法，我回答说自己对易中天和于丹都没什么兴趣，张鸣倒还值得关注一番。因为对于易中天等人，个人认为他们倾向于今文学派的做法，如果他们做今文能够达到康有为的地步，也是好的，但是他们的学问和做法，在我目前看来，如御用文人，没有什么个人特色和棱角，几乎称得上是平庸流俗。而我由于一直以来都比较喜欢古文学派的方式，并且认为庸俗历史学或者庸俗儒学阐释育人不足、毁人有余，所以对于易二人，不太感兴趣。同时觉得张鸣的经历丰富，有深厚的底层经验，是实践之后才出的理论，在这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时代显得个性鲜明，立论古怪，横见侧出，和易中天的三国以及于丹的三部曲论有很大的不同，觉得有其个性张扬的思想与观点。

今日却偶然听说张鸣要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了。到他的博客看了下，发现是确实的消息。按照他的意思，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尊重上级领导。而得罪领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同事箫延中的教授评定落选(如果说当年知道陈嘉映先生离开北大只是个讲师时，我还感觉到惊奇的话，可如今在张鸣的博客里得知，人大中外知名的箫延中连个教授的职称都没有的境遇时却丝毫未觉得讶异。因为，近几年来，在许多中国的大学里，即使一个有一定声望的教授，没有一点权威和地位的现象，也早已司空见惯了。更何况是一些不太听领导的话的教师，晋升不了职称、涨不了工资等是正常的。若是晋升了职称、涨了工资才令人奇怪呢）。

【二】

坦白地说，没有在大学里任教以前，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现在却怀疑得很。

回想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学里的学术气氛还是盖过政治气氛的，至少系主任是民主推选出来或轮流做的，教学能力强的教师的地位并不比系主任差。可如今的大学，分为厅局级大学、副部级大学等。一个学校分校、院、系三级，再加之众多的党政机构，所有的行政管理官衔基本都由上级层层任命。

如果在中国的大学里呆过，便会非常悲哀地发现，一些被社会认为是管理社会精英的所谓的人物都是什么水准，定会为中国的高等教育界而深深担忧和忧虑。因为，中国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高校的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也许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所谓的法制，但学术道德在不断的沦丧，腐败也愈益严重，教育界管理制度的诸多方面仍然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行政权力，在其中起着绝对的操控作用，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

“学官垄断”，大学的衙门化程度深入骨髓，连细胞都行政化官僚化到了不同寻常的田地。

现在的大学教师，在名义上和待遇上虽然不菲，但实际的地位，同工厂的工人相差无几。多数大学里的所有事情，都由校长副校长决定。尤其在当今中国的高校里，院系本是大学教学研究的基本细胞，教师却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力都没有。那些专任老师（只管教书的）地位是最低的。即使新生入学典礼，台上坐的都是以院长为中心的领导班子，从来不想着把自己的名牌教授优秀教师展示一下。而且所有的会议，都是校长先讲（占最多的时间），然后副校长讲，然后助理讲，即使教师是大牌，是名师，也少有说话的权力。

【三】

记得读研时，我的《人力资源管理》导师在课堂上讲解企业招聘选拔人才的案例分析时，提及某企业欲招聘一位经理助理，老板对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说，要非常听话的，能力不能够超过她，并且凡是在笔试时的那道选择题“你最喜欢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中选最喜欢日本的应聘者，一律淘汰，不准进入面试。因为老板本身讨厌日本人，不喜欢不听话的人，无法容忍和她的喜好相背的下属。

还记得导师在讲解完那个案例后，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什么是企业文化？老板的个人喜好就是企业文化！”因为，中国企业的绝大多数领导在招聘人才时就基本以个人的喜好而定，并且在员工进入企业之后，没有哪个企业的领导不喜欢听话的奴才，大学也不例外。

由于绝大多数大学的领导，都要求所有的教师必须是听话的衙役。所以，当今大学里得势的老师中，除极少数的知名学者是被聘过来装点门面外，大多是阿谀之徒；而且那些能够有幸被评为“优秀”的教师，最大的“美德”，就是听话、乖巧。

并且这样大学里的绝大部分教师在培养学生时，也都强制性地要求其个个听话，最好都变成奴才，不管老师领导说什么，只管应声“喳”就完全可以了。

大学，本应以教师为主体，这应是共识。因为，学生进校，本是来向老师而不是向行政当权者学知识的。可当学生们在校园里看到，那些为人师表的教师，不过是被权力者任意呼来唤去的打杂工，腰都无法挺直，还不如一个行政部门掌有实权的小科长甚至小科员。没有什么地位不算，如果个性再稍微强点，发出一些与领导不同的声音，还会受到排挤和打击时，不知会做何感想……

也许他们会纳闷，这样的大学，跟旧时的官场有何区别？

【四】

如今，中国教育界的不满实在是太多了，其中对官本位的管理体制不满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高校本应该是人类文明的最后堡垒，可中国的大学，却存在着非常普遍的官本位现象。很多学霸霸占学术资源，学术也只是他们获取名和利的手段而已，没有学术良心，没有学术诚信的事比比皆是。“学术行政化、学者官僚化”，官大“学问”大，据说是中国大学的现实。因为，在大学里，只要当了官，就可以有学术和其它的资源可以调动，好处没个完，不仅自己课题做不完（反正有年轻教师和学生可以支配），还掌握了学校里其他人员的生杀大权。

也许中国的高校本身就是官府的一个附属衙门，那么必然带有一整套的官僚机构，其作风也必然是官僚作风。因为，当今高校的绝大部分的领导，在强调组织和整体行动、利用行政权力主导职称评定、加工资、进修等，通过一个官僚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强化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更多的是压制下属的个人意气（例如校长家长制作风，要人绝对服从，排除打击不同意见者。开大会从来不给教师发言的机会，就是领导和助理及管理人员讲话，然后散会；压制、排斥难得的受学生欢迎的优秀教师、开个把校长办公会议的小会把人解聘或免职等）。

在两会期间，北大校长许智宏毫不讳言地说，体制是高校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而中国的大学多是按计划体制建立的，校长及党委书记垄断一切学术资源及评级，行政职务的“学官”决定一切。如此的体制之下，哪个教师（即使教学科研水平再高）若是敢在领导面前不“乖”，只能被穿小鞋或被迫走人。

【五】

学阀把持学校，是教育界的悲哀。可由于行政领导至上，官本位太厉害，大学的官本位不改，永远出不了大师。谁都明白的理，就是没人敢说，没人敢动。

其实，是官员治校，还是学术治校，在当今的认识中，支持后者的恐怕占了多数。因为，如果在没有人权，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大地上，大学势必会成为专制、独裁、愚昧、野蛮的政治制度延伸出的一条尾巴。而历史上的弊端和弊病、灾难和苦难，几乎都是专制制度造成的，都是专制制度惹的祸！所以，还大学本来的治学精神，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学者的共同要求。从中国改革的大局着眼，大学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迟早的事情。

胡适先生早说过：“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因为真正强大的国家，是由自由的公民组成的，而不是奴隶之邦”，“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然，当今教育行政化再加上道德鸵鸟式的伪善是当下毒害中国教育的最大病灶，在这样的一种传统体制和潜规则的驾驭之下，我们的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学术，我们的自由的思想统统都被阉割得不成样子，却很少有人，特别是大学教授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不满。（或因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或因道德鸵鸟式的中庸处世之道在不公正的现象前保持沉默或人云亦云……）

【六】

纵观整个“张鸣事件”的前后，张鸣教授就像《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叫“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样，“抖出”官本位体制下暗箱操作的内幕，实际上乃是为急于发泄不满的众人提供了一个发泄的窗口。从公众参与讨论的出发点和动机来看，这完全是是一个公共事件的讨论，而非个人恩怨的较量。就像一位网民所说，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对教育界现行制度的一次抗争呐喊。从这点上说，张鸣教授的确在做着一件了不起的事。可最终他还是被迫离开了人大。

一位网友嘲讽他，说学政治出身的他却不擅长在生存环境里玩权术，把现行体制下不该在公众场合说的一些话也说出来，连简单的立足处事的做人方式都未精通。

也许“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古人的这句话，对于今天的学者还是有用的；但“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老话也同样道出了现今学界的悲哀。

可以说，如今的大学教授多以车载，公开场合说真话的不多，说假话的倒是不少，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领导的每一项决议；还有些教师，也许在当今的大学官本位体制的压制下，彻底地理解了文人的“莫谈国事”论，早习惯于鸵鸟式明哲保身的姿态了。

而我现在大学里，因为不想说假话又明白即使多说真话也无用甚至后患无穷，所以，除了上课之外，其余公开的场合我基本上都保持沉默。

其实，我本是个天性崇尚自由的人，从小就渴望自由，喜欢无拘无束的随天性活着，喜欢无忌说话。谁知在别人的眼里，尽管我一直都很优秀，可由于从骨子里来说，我天性是个崇尚自由的人，不太乖巧，不太注重刻意去讨别人喜欢，与常人相比有些另类。因此，“个性强”——是我的亲身母亲一直都不宠爱我的唯一理由，也是我整个学生时代里和参加工作的最初五年里，被记录进个人档案的唯一“缺点”。

由于从小生活在一个母亲专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约束控扼的家庭环境里，要想无拘无束地自由地活着，很难。后来大些的时候、尤其是自己经济独立后，便极力避开母亲，逃脱她的管制；再后来参加工作后，想方设法地避开单位领导，以逃离他们的专制，我以为自己获得了自由。谁知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和在吃尽了不“听话”的苦头之后，越来越感觉到，红尘俗世要想真正自由的无拘无束地活着，无异于天方夜谈；越来越明白，无论有一些人生来就是奴隶，或是有一些人后来成为奴隶，还是强制之下被迫为奴，奴役都是生活的唯一法律，不会有其他的法律，作为被奴役者，这条法律必须被遵从，没有修改或者被废除的可能。

所以，近几年来，我努力按照别人的要求，努力磨砺着自己身上的棱角。由于表面上领导说什么，自己听什么；领导要求怎么做就怎么做，尤其是在公众场合从来都不发表与众不同的个人见解，现在这条“个性强”的“缺点”在外人眼里，用母亲和单位领导的话来说，基本没有了。我终于赶上大众潮流，修炼成一个许多人眼里的标准的“乖”孩子、“好”孩子了。

我想张鸣教授不可能不精通立足处事之道，只不过舍不得像我一样在鲜血淋漓中磨去自己的棱角而已。

【七】

张鸣因为得罪领导并且公然抵制，不得不离开他曾经赖以生存的立足之处。我，依旧和大学里许多其他的同事一样，无论自己的教学和科研能力再强，都努力屈心收敛起自己的个性，在表面上对主宰自己一切生杀大权的领导唯唯诺诺或唯命是从，以求不被排挤、不被打击的生存。

也许，有人会说，我写这样的文章，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草民一个，“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即使“摇落深知宋玉悲，怅望千秋一洒泪”后留些笔墨，又能怎样呢？再加之我在谆谆诱劝之下深陷体制之网，终己之职业生涯而沉浮于名利威权和挫折感之中，早已失却了本真随意自由的天性。依目前历经多年修炼出来的“乖”孩子、“好”孩子的性情，除此之外，也不可能有任何不“乖”的异常举止了，只不过是在借题发发为现有体制所百般束缚而无法自由的牢骚而已。

我承认自己深陷中庸处世之道，不会介入任何纠纷之中。可我个人认为姑且不论“张鸣事件”本身的谁是谁非，仅凭张鸣以毁灭他自己为代价冒险地挑战，把他自己置于整个体制的敌对面（而这个敌对面又是掌握他的生存、掌握他的命运的权力生态圈），依旧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勇敢地、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敢于直言的行为，我便支持他；并且作为一个晚辈，作为一个后知后觉的同行，向他表达我的敬意。

同时期望在民主的基础上，公开的、自由的争论，通过后续的、更加理性的、冷静的行为，继续推进全社会对此事件的思考、对教育的思考，达成重叠性的共识，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希望更多的教授站出来说话，更多的人低下头来思考一番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政治体制改革走进深水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制我自岿然不动？我们的教育应该走向哪里？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国民教育成具有独立人格、能够自由思考的现代公民，如何才能够形成民主的、自由的学术评价体系，让我们的教师们不再受学阀们任意的支使与奴役，自由地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等。

倘若真如所愿，那么中国教育何幸，中国国民何幸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