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紧跟而上，向“反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猛攻……一场红色风暴拔地而起，横扫整个中国。

学校里进行的由教导处领导的高、初中班毕业生互相间背靠背的互提意见写评语（谓之民主鉴定）的工作已经完成，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搞得灰溜溜的。这时，随着北京刮起的红色风暴的到来，一切活动嘎然而止。市委派来了工作组进校指导工作……到后来笔者也和大多数同学一起回家进行“自我调节”去了。

此时社会上，街道办事处组织的“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把一些待业青年集合起来，他们胸前佩戴着写有《革命造反队》的胸标，打着“洋鼓”在街头某家破“四旧”——那是一解放前有人留过洋的很有钱的人家。他（她）们把抄出来的所谓的“封、资、修”的东西都付之一炬；一个小伙子用一条木棍把一张张的字画挑着在让其在火堆上慢慢的燃烧，脸上不无得意……看热闹的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默默地看在眼里，很少有人说话，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将发生什么样的事，谁也不敢惹火烧身！

随着运动的深入，街上出现许多身穿旧军装腰紮武装带的操北方口音戴红袖套的红卫兵，据说是来串联点火的；又出现了大字报和散传单的学生，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乌七八糟的荒谬的血统论。每天都有北京来的什么最新消息，某某首长讲话等等，局势已经有点紊乱了，惶恐的人们用迷惘的眼神和不知所措的心情注视着时态的发展。

对笔者来讲：日子，就是春熙路街头大字报的重叠。

大约在十月某天下午，笔者从春熙路看了大字报回后回家，在街口遇见了一胖一瘦个子相当的两个本班同学（初中），他们在此已经等我多时了。胖的姓y，1米6左右的个子，不装穷，一脸的褔像；瘦的姓z，除了个子差不多外，其它方面正好相反，但很结实——在学校时跟着高年级的一些人练过武术。

不知为何有点尴尬，短暂的注目后胖者发话了：

“xxx，学校要求你回校参加政治学习，明天必须到校！”直呼姓名，带有很浓鼻音的声音有点尖，口气十分强硬，显然是奉旨而来。

“啊，啊——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去？”笔者没有思想准备，有些紧张，像被抓住逃学的学生一样，涨红着脸答道。谢天谢地，总算还没说错话！

“是嘛，每个同学都参加了，就是你一个人没有到！”y君板着脸说道，并用左手下意识地在右手臂上拉了一下，这时我方才注意到两位仁兄右手臂上都戴有《红卫兵》袖套。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看来，明天是非去学校不可啦。

“xx，去嘛，和大家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嘛！”z君发话了，只呼了名，显然是比y君和气得多，至少是人性化了。这时，紧张的心情才稍有松弛。

从前在校上学的时候，与z君同过桌，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事实上与y君的来往密度大大的多于z君，看来是人的德行使然。事久见人心，后来的岁月也证实了这点。

此后的谈话由于z君的原因逐渐趋向于正常化，于是我了解到同学们已经回学校“复课”多时了，这次他们确实是受“上级”的指派来通知我到学校去的。

第二天，我准时去了学校。

学校里显得很乱，戴着红袖套的男女“小将”们忙忙碌碌地穿行。墙壁上的大字报五花八门地写着什么“北京来电、最新最高指示、某某中央首长讲话，某司令部成立等等内容。楼上楼下的有些教室伸出的旗帜上不是写着什么司令部就是战斗队。二楼档头的一家教室里随时地传出咚咚的打小鼓的声音，好像是有人在学打鼓吧，然而以后数天，鼓点没有变化也没有新意，始终只像和尚敲罄似的那样呆板单调。只是她或他的那种碶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值得学习和称道。

我们的教室里也成了另一种景色：前排用椅子和课桌围成了一个矩形的空地（不知为何要这样摆放），多余的课桌整齐有序地靠墙摆着，上面杂乱地放着报纸、笔墨纸张和油印机，油墨、刻字的钢板等物事。

参加学习的现有人数只有二十来人，“麻、黑五类”的占多数，另外的红卫兵及部分同学都去北京搞大串联去了。

学习的主持人是f女士，她才是故事的主角。

f女在班上原是一个极普通的人，学习成绩与表现一般，性格也不太外向，但属于班主任比较喜欢的人，居二排，其原因可能是她家庭成份好，因而倾“左”，特别强调阶级路线的班主任自然而然地对她也很好。

“乱世出英雄！”这次她的表现非常出色，与从前相比判若两人：一脸秋风的脸孔整天没有一丝笑容，一整套充满阶级术语的语言和牢牢地掌握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件法宝时刻都在清算地主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因而时时在“黑五类”同学们的头上盘旋轰炸。声情并茂的忆苦思甜能够直到热泪盈眶，每当搧情搧到高[chao]到来的时候，她就会威风凛凛地踱着方步，从矩阵的东南踱步到西北，同时声色俱厉地训斥那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这时被搧动起来的“红五类”们也是一副同仇敌忾的神情，满面涨红、怒目圆睁。“黑五类”们却只有沉默不语，战战兢兢的份。

我敢打赌，这个时候绝对是她一生中最得意最舒心最辉煌的时刻。

对于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竞没有一个同学打招呼，后来发生的事儿让我的困惑得到解答。

我一坐下，从在会同学们的神态表现中，就意识到我将承受一场免不了的暴风骤雨。果然不出所料，她向我发难了：

“xxx。为什么不来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前些时候在哪里，干什么？”问题问得很尖锐。她板着脸，直呼其名居高临下式的提问，像审讯一样。

“我不晓得你们已经复课，我都是在家里，没干什么！”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身上发热，额头上已经出汗。

“是吗，你的家庭成份是什么？”她又问道，这句话直奔主题，有让人措手不及之功。

“我的家庭成份是小商，我父亲解放前三年在安乐寺（市场）贩米为生。”我背书一般地答道，并严格按照从前历次填表的要求回答，以做到天衣无缝。事实上那时我家经济已经衰败，父亲——原先的少爷，不得不去做小生意养家糊口，那时我还没出生呢。

“家里有过铺子吗，拿过股息吗？”

“没有铺子，也没拿过股息！”我飞快地答道，心里竞有暗自庆幸的感觉。

有铺子，公私合营以后政府每年按入股分红，那就是资本家了。这些问题那年头我们都很精通。

“最近被抄过家没有？”f女士已炼成政工内行，问讯层次分明，条理清楚。

“没有！”我答道。是的，我家有什么可抄的呢，街道办事处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大概笔者长期以来穿着极其“朴素”与回答问题尽如人意的原因吧，审讯结束，f女士竞放过了我。

但是我看到班上其他的所谓出身有问题的同学被她逐一任意收拾（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时还破口大骂，残酷凌辱，无奈的是大家只能忍受。当时不论男女同学，尊严尽失，心理受到极大的摧残，有些人好多年都无法恢复，有的人以至于影响一生。

不过，不是每一个“红五类”都是这样。，当时也负一些责的张、颜两位女士就不是，她们心地善良，基本上没有为难过这些同学。看来，还是德行使然。

这样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社会舆论已经开始对反动的血统论进行批判，随着毛主[xi]在天安门几次接见来自全国的赴京串联学生，去北京成为广大学生的愿望，已成不可遏制之势。f女士走了（去北京）以后，由张、颜二位女士主持，剩下的人分为两批，由她俩分别带队去北京进行革命串联。在另一好友羊（德生）君的力荐下，笔者有幸成为此时的头一批赴京人员，于当年十二月去了北京。

从那时候起，全国学生大串联开始进入高[chao]，学生们你走出我回来，每个班都无法有效地再组织所谓的学习一类的事儿了，f女士的洗脑行动也就被迫结束了。

后来，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各个群众团体开始出现派别，相互之间持不同的观点争吵不已，最后发展成群众性的武斗。这时，笔者和多数的“潇遥派”就再一次与学校“bye·bye”了。

68年上半年，武斗升级，在成都xxx厂打响了第一枪，揭开了全国真刀真枪武斗的序幕，一时乒乒乓乓地的打了起来。四川是重灾区，隆昌、江津、泸州的武斗的规模上了档次，特别是重庆，动用了军工厂的水陆两栖坦克，直打得天昏地暗，最后是军队以支左的名义介入地方，控制了局势。到下半年，学生回校复课，工宣队进入学校领导工作，形势发展慢慢地正常起来。

我们回校以后，首席领导人好像是f女士，原来的班干部们好像屈居二排（记不清了），平时大家都是在工宣队指导下学习毛主[xi]著作与写一些关于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稿或由f女士带队在操场上集体跳“忠字舞”。

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文章的编者按传达了毛主[xi]“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后，学生们都意识到下农村已成为再所难免的事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复杂的心情，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那天晚上学校组织了学生们游行，欢呼毛主[xi]英明指示的下达；第二天早晨在操场上跳过“忠字舞”后，f女士起音带领我们班率先唱起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这首歌，其革命态度是何等的鲜明，其表现是何等的慷慨激昂……

然而，到次年一月，我们都下了乡，可f女士却悄无声息地搞什么病情证明逃避，最后终于没有去，其机会主义分子行径暴露无遗，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中进入了九十年代。

此时笔者在成都冶金实验厂供销处工作。

一天下午上班时，同科室的大学生小田告诉我：“x老师，上午有个姓f的女士找你，我说你不在，叫他下午打来（电话）。”

“啊，谢谢！姓f的，是那个呢？”我边念边想，把所认识的女士都排查了一遍，实在是对不上号。

“哈，哈，老x，在哪儿拐的小姐连名字都想不起来啦，人家找上门来啰哇！”科里的男女同事们爱开玩笑，说话随便，但并无恶意。搞供销的人多是这种德性。

“哪个记得到啊，不要乱说！肯定是搞业务联系的。”我面不改色一本正经地更正。

“业务联系！哈一一一”大家都笑起来了。

“叮一一一”电话响了，我立刻把话筒抓了起来：“你好！”

“喂，请给我找xxx！”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感觉到不是很年轻了。

“我就是，请问你是哪位？”

“我是老f，原先17中的同班同学！”声音略为沙哑，自称为老f。

“啊，姓f一一是不是fxx？”我想到班上只有一个姓f的，只能是f女士。

“就是，我想找你帮忙买点钢材，明天来找你…”他不知从哪里了解到我在干供销。

“行嘛，明天我等你。”我回答道。

第二天上午她来了，穿戴很朴素，手里提着一件公事包，确是一个业务人员的样子。

她体态微胖。肤色微黑，显然是经常外出紫外线所作的功。才40来岁两鬓已有几丝白发，略感憔悴的脸上已找不见当年“叱咤风云”的红五类豪情，岁月的手笔在上面刻画了不少的纵纹。曾经是昂首挺胸的英姿已被略见弯曲的背脊所破坏，步子也不如当年健捷。

可以猜测，日子不一定过得很舒心。

她因为没有下过乡，又出自普通老百姓家产庭，最终没找到好的工作，进了一个生产组。先是当工人，后来好不容易混成了保管员兼采购员，算是干部了。偶然从一个同学那里打听到我在钢铁厂干供销工作，于是找了来。

老同学见面，我们谈到不少过去的事，但是谁也没有去触及学生时代那些令人心寒的往事。那些伤痛，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是大家共同的伤痛，f女士与我们是同在充当着同一祭坛上的祭品。

她目前的情况和我没有两样，同属于弱势群体，同在一个阶层（即阶级）。往日的显赫、霸气本是海市蜃楼过眼云烟，早已随风逝去。

饱经沧桑的人们。

岁月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他把人们的伤痛慢慢地缝合；而命运却在岁月中无情地把人们加以奚落和嘲弄。

她要的钢材数量很少，规格多，我找了一个专做“跳楼材”的个体户，给她解决了这个问题。

后来她又与我联系了两次，就没有消息了。

愿她过得比我好。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日

-全文完-